三

女真民族在金朝开国之后，各个方面深受汉文化的濡染渗透，迅速趋向汉化，其主要原因何在？这种趋势对女真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认为女真民族所以能在建国以后迅速接受汉文化元素，大幅度地提高了本民族文化的层位，是与统一的、成熟的女真民族的最后形成和军事上的胜利、充当征服者的角色有密切的关系的。

统一的女真民族的形成，作为大量接受汉文化的先决条件，可以从女真人的前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种族的文化发展——极为原始的文化形态中得到反证。它们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而文化形态的进程却是极为缓慢的。而只有当他们在军事上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辽、宋王朝面前，任意攫取那些目迷五色的灿烂文化元素之后，他们才能真正地占有这种文化。军事上的征服者和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是同一个演员所扮演的两个角色。马克思的精辟概括适足说明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这种双向关系：“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13]这种文化上的“被征服”，在女真人这方面来说，是主动的、心悦诚服的。当女真人的铁蹄踏碎了北宋的金瓯、耀武扬威地把北宋王朝的仪仗、钟磬、礼器以及许多经史典籍据为己有的同时，他们就向汉文化树起了“降旌”。这个时候，女真民族，已是一个“自为”的民族，要摆脱那种原始的文化形态，要享受先进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要使民族自身得到更为完善的发展，眼前的汉文化模式正是最佳参照系统。实事求是地说，宋金之间的战争，充当了女真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某种媒介。

女真文化接受汉文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又和南宋与金南北并峙的局面不无关系。作为北宋王朝的赓续，南宋王朝与金王朝划淮而治，虽是半壁江山，但文化上的发展繁荣却没有奄息停顿。南宋城市经济颇为发达，临安等大城市显示出富庶繁华的景象，这对隔水相望的金人，有很强的刺激作用。据说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在其名作《望海潮》（“东南形胜”）中描绘的余杭（南宋首都临安）繁华，使海陵垂涎三尺，“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14]。这生动地说明了南朝文明对女真统治者的刺激作用之强烈。在思想界，南宋出现了朱熹、陆九渊、叶适这样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在文学界，则涌现了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一些杰出诗人与辛弃疾、李清照、姜夔等著名词人，成就并不亚于北宋。南宋封建文化的蔚兴，自然而然地对女真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宋、金之间除了几次大战役外，大部分时间是并峙共处，而且正常往来，双方屡屡互派使者。南宋那种较高层次的文化，通过种种渠道，源源流向北方。不能不说南宋与金并存，为女真接受汉文化提供了现实条件和激素。

金代女真对汉文化的大量吸收，对女真民族自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其积极意义而言，首先在于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民族文化素质。女真人原来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素质极低。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他们参照汉文和契丹文创造了女真文字，又兼之科举制度的完善，女真进士科的设置，刺激了许多女真人对“读书做官”的道路趋之若鹜。从中央到地方官办的女真学的普及化、网络化，使更多的女真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又由于教育的内容都是汉民族文化积淀下来的经史萃华，受教育的女真人所接受的，都是汉文化中文学、史学、哲学中的成熟体系，这就使女真的文化素质得到了空前提高，逐渐改变了女真作为游猎民族那种粗糙朴野的心理结构。

女真人接受了汉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极大地加快了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汉文化中有一整套发达的封建秩序、伦理道德观念、国家机构模式等。女真统治者借鉴这些文化元素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封建关系，制订一套适合封建关系的职官制度、礼乐制度、法律制度，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女真封建化的实现。

然而，女真人的汉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元素，对于女真民族自身肌体来说，也有着消极作用，那便是在中华文明儒雅之风熏陶之下，女真人在其原初野蛮性消退的同时，那种勇武纯朴的民族精神也渐趋沦丧。女真民族本是游猎民族，有着勇武强悍的民族性格。当他们入据中原，接触了大量的汉文化元素后，渐渐丧失了女真人赖以起家的勇武精神，却争羡儒雅。他们得到了中原的沃土，却不能适应汉人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学会了汉人的儒雅，却不会像汉人那样勤于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们失去了赖以起家的勇悍精神，却没有得到汉人那种勤恳耐久的韧性品格。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论述这种情况说：“由于耽于中国文明、奢侈和懒惰，经济消费增大了。众所周知，起兵以前，一般女真人是在东满州森林地带过着以狩猎为主的素朴生活的。自从金称霸华北以来，他们陆续迁入了新领土，骑在汉人头上作威作福，但他们的文化生活都很低，实质上不能对抗被统治的汉人因而在文化和经济两方面，反而受着汉人的强烈影响。他们本来就不擅长农事，于是忘掉了农耕，抛弃了武功，一味追求中国文明，他们把田地租给汉人耕种，自己却不动手，一味沉溺于懒惰生活。这种情形，当然加速了他们的贫困化。”[15]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状况的。

在汉文化的熏陶下，很多世膺武职的猛安谋克，都欣羡于汉族士大夫的儒雅风流，学着做起“雅士”来。《归潜志》载：“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16]甚至许多世袭猛安谋克，竞相参加进士考试，弃武从文。章宗朝元老宿臣徒单克宁对这种情况十分忧虑，他说：“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艺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17]可见，崇尚文弱儒雅已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普遍倾向。因此，在蒙古军的进攻面前，“猛安谋克兵已丧失了质朴刚毅的风习和他们依靠的社会组织。比起蒙古军的精悍、坚强来显得分外脆弱”[18]，这不能不视为大量的汉文化元素的渗入给女真民族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华文明使女真人聪明了，儒雅了；同时，也使他们奢侈了，文弱了。

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顺乎历史的趋势的。汉文化的渗透与介入，对女真社会的变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客观地、历史地认识这种文化整合现象，并给予正确的评价，对于女真史研究以及民族文化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本文的探讨虽然是粗浅而片面的，但希望它能作为“引玉之砖”，使学术界的视线注意一下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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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刊于《中州学刊》1989年第3期。

[2] （金）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39，见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大金国志》下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97页。

[3] （金）宇文懋昭：《金志·初兴风土》，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页。

[4] （元）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29页。

[5] （元）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29页。

[6] （元）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35页。

[7] （元）脱脱等：《金史》卷28《礼志》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1页。

[8] （元）脱脱等：《金史》卷28《礼志》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1页。

[9] （元）脱脱等：《金史》卷39《乐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2页。

[10] （元）脱脱等：《金史》卷39《乐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2页。

[11] （元）脱脱等：《金史》卷39《乐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3页。

[12] （金）元好问：《中州集》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页。

[1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1页。

[14]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90页。

[15] ［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

[16] （金）刘祁：《归潜志》卷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

[17] （元）脱脱等：《金史》卷92《徒单克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52页。

[18] ［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