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女真词人创作的文化品格[1]

一 金词：在另一片文化土壤上

词以宋称，足见词艺在有宋一代登峰而造极。斯不待言。而崛起于北方原野、与宋对峙的金朝。于词也颇多可述。宋金虽为敌国，而其文化交融互渗，则非淮河天堑所可阻隔。也许正是宋词的刺激，金源一代亦是词家辈出，词作浩繁。唐圭璋先生辑录之《全金元词》，收录金代词人70位，词作3572首，足称可观。以前学术界极少论及金词成就，或许是囿于正统观念吧。发掘这份遗产，客观地评价它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应该说是大有益处的。

金词之煨兴，自然离不开宋词这个母体。没有宋词也便没有金词。金朝的统治主体是女真民族，而女真人在灭辽侵宋之前，在文化形态上处于十分原始的层位。没有文字，有事以射箭为号，不知岁月晦朔。所谓歌曲，也不过是学鹧鸪声叫的“鹧鸪曲”而已。当然更谈不上诗词创作。经过灭辽侵宋战争，女真人接触了大量的汉文化元素，深深倾慕于中原文明。因而从伦理观念、礼仪制度、典章文物、国家机构、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全方位地吸收汉文化，使女真民族的文化心理在汉文化的渗透下发生了深刻变迁。在文学上，金初的诗词都可以说是宋诗、宋词的分蘖或移植，这个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如宇文虚中、吴激等人，都是由宋而入金的。正如清人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所说：“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2]可以说，金诗、金词，在其伊始之际，都是从宋诗、宋词的大树上分出的树杈。

但是，能否因此便说，金诗、金词全然是宋诗、宋词的影子，而没有自己的特色呢？恐怕不能这样说。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与某些研究者的分歧所在。在所读到的为数不多的金诗、金词研究论述中，一般都更多地看到金诗、金词受宋诗和宋词的深刻影响，看到双方的密切联系，而鲜能找出双方的差异所在，少有能论及金源文学的独特成就的。而这，恰恰是我们所要探寻的目标所在。

正如“橘越淮而为枳”一样，金词虽然胎息于宋词，但它生长在北方大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派特点。这种特点由金源词人所植根的文化土壤所决定。诚然，金源文坛上主要是汉族作家，但这些作家生长于北方，他们与南方作家有心理素质上的某种差异。幽并之气慷慨，河朔词义贞刚，金源作家群又有许多是生长在这一文化圈内。像李纯甫、雷希颜、李经等人那种豪犷不羁、慷慨任气的性格特征，就很典型地体现着北方士人的文化心理素质。就词而论，与金对峙的南宋词坛，固然有辛稼轩那样“大声鞺鞳，小声铿”[3]的黄钟大吕之声，（请注意，稼轩本来亦是北人），但更多的是像白石，草窗、梦窗、碧山那样的深婉秀逸之作（就其共同之处而论）。金源之词，就其大略倾向而言，没有那么深曲，没有那么典雅蕴藉，也没有那样琢饰圆润，却多了几分清越，几许疏爽。情感表露也是直多于曲。前人已有慧眼洞悉此中分野。清人陈匪石云：“金据中原之地，郝经所谓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者，迥异南方之文弱。国势新造，无禾油麦秀之感，故与南宋之柔丽者不同，而亦无辛刘慷慨愤懑之气。”[4]这就很明白地指出了金词的特点与其文化气氛之间的内在亲缘。清末况周颐说得很明确：“金源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5]也就是说金词形成了迥异于宋词的独特风格，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是较为切合金源文学的实际状况的。金词之所以与宋词不同，正因为它生长在另一片文化土壤上。而金源词坛上女真词人的创作，一方面体现着金词的整体风格，另一方面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