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举与教育。金代科举，一开始便是参酌汉制，再结合本朝的特点创设的，无论是科目设置还是考试内容，都充满了汉文化精神。金代科举设科，始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等科。大定十一年（1171）又创设了女真进士科。明昌初，又设置宏词科。这些科目除女真进士外，都是仿效辽宋科举而设立的。而“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4]，“金承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5]。

金代科举的考试内容，与唐宋科举基本一致，都是汉文化中的经史典籍，词赋诗文，如正隆元年（1136）的科举考试，即“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6]。而女真进士与其他科目的不同，仅在于它是以女真大、小字应试，内容则无甚差异，仍是五经三史等汉文化典籍。

女真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超过了前此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了上下一体、遍及全国的教育网络。中央、府、州都有官办学校，而且规定统一的教学内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制。而教学内容，则完全是汉文化经典。各级学校的规定教材，如经学，《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这些经典史籍的注疏本，都是经学中的权威之作，是汉文化系统中有高度学术价值的东西。女真学与汉学的教学内容相同，不过用以女真大小字所译经史。文字属于女真人自己的，思想内涵则仍是汉文化系统的东西。

典章礼乐。在女真民族的原初文化形态中，谈不上什么典章礼乐。侵宋以后，女真统治者从汉文化中汲取了许多典章礼乐，以建立、完备本朝制度。史载：“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既而，即会宁建宗社，庶事草创，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7]世宗则参酌唐宋，制定本朝礼制，以理论形态固定下来。“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曰《金纂修杂录》。”[8]从文献上看，金源礼制愈加繁缛，如郊祀、宗庙、褅袷等都是如此，而其基本参照系都是唐宋礼制，

乐制情形大致相同。女真在侵辽战争中获得了汉乐，为其所用。“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虡，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9]到章宗时代，开始注意参照唐宋乐制，从理论上规定本朝乐制：“明昌五年（1194），诏用唐宋故事，讲仪礼乐。”[10]在音乐观念上，女真人接受了儒家“中和之美”的思想。章宗曾论乐道：“尝观宋人论乐，以为律主于人事，不当泥于其器，要之在声和而已。”[11]力求和谐，这正是汉文化传统中“中和”美学思想的濡染。

文学。在未接受汉文化之前，女真人只能算是处于“前文学”状态。金文学的起点，应该是所谓“借才异代”。元好问谈到这种情形：“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虚中）、蔡丞相（松年）、吴深州（激）之等，不可不谓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12]，这些汉族士人所创作的诗文，自然是“正宗”的汉文学。女真人的文学就以此为开端，从文字到形式、体裁、格律，都属汉文学系统。在诗文创作的内在质素上，女真作家也有着一个逐渐趋近汉文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海陵王、章宗、完颜璹等女真作家的篇什中，感受到这样一个过程。海陵王诗词较为典型地代表着女真人刚刚接触汉文诗词时那种质拙朴野的状态和艺术上颇不成熟的程度。其诗如：“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书壁述怀》）诗之气度豪犷不凡，风格雄鸷，胸中大志勃然而出，可说是一片“天籁”，透射出女真人那种质野雄豪的心态。在艺术上则较为粗糙浑朴、笔触恣厉。章宗的诗词风格则是典丽精工。诗如：“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飞花。”（《宫中绝句》）词如：“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镂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金殿日长承宴久，招来暂喜清风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聚骨扇词》）艺术上细腻而成熟，雍容典丽，海陵王、章宗在创作上的差异，固然是个人风格的不同，但似乎也说明了这种倾向：女真作家渐而脱离了原来那种质朴粗憨的心态，而向汉文化趋近，女真族文学家完颜璹更典型地体现出在审美心理上向汉文化的深层机制趋近。其诗如：“陂水荷凋晚，茅檐燕去凉，远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归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谙闲散乐，园圃意犹长。”（《北郊晚步》）完颜璹的诗作宛如一幅幅淡远的水墨画，以写意笔法抒情摹景，抒写出诗人淡泊的胸次。诗歌风格萧散淡远、豪华落尽，深得王孟一派山水田园诗之真谛。可以说，完颜璹完全涵泳于汉文化精神之中了。

金源一代，女真人在文学上受汉文化的濡染最为深广。这种濡染浸润到民族心理结构的审美层次，不仅是表层的艺术形式的同一，而且在深层的气质、格调等因素上也逐渐与汉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