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从历时性看来，是长期的文化积累、冲突、变迁动态发展而致，而不是一个恒定的凝结体。金代社会，作为统治主体的女真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迁过程。如果能够描述出这个过程的大致轨迹，对于金代社会研究将是不无裨益的。

在金朝开国之前，女真人的原初文化心理处于混沌状态。作为一个游猎民族，女真人是以性情剽悍勇猛著称的。由于文化形态的落后，女真人当时那种混沌心态，与开化民族相比，似乎还是一个分不清自身和客体的婴孩。他们甚至没有明确的生命意识，不懂得个体生命的价值：“其人戆朴勇鸷，不能别死生。”[2]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观念：“不知岁月晦朔。”[3]同时，也没有任何行为规范的约束：“生女直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4]即使是在金王朝开国初期，女真人还没有明确的尊卑观念：“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而食，灸股烹脯，以余肉和綦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5]

然而，在金王朝立国以后，女真民族的文化形态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高度发达的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女真社会迅速地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在几乎是一片空白的文化基础上，构筑起封建关系的大厦。在文学艺术、典章礼乐、伦理道德、科举教育、国家机器诸方面，都大量地吸收、融合了汉文化。灭辽侵宋的战争是女真人接受、吸收大量的汉文化的真正起点。在某种意义上，战争充当了文化传播的媒介物。女真人此时不是作为匍匐在中原天子脚下不敢仰视的朝拜者，而是作为不可一世的军事征服者驰入中原的。只有在这种情势下，他们才能将大量的中原文化纳入女真文化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民族文化的层位。当徽、钦二帝作为阶下囚战战兢兢地被掳往塞北时，大量的中原文物也尽入女真铁骑的囊槖。于是，女真民族不可回避地、同时也是自觉地接受汉文化的渗透与濡染。我们不妨仅举礼乐一端，来看女真人是如何有意识地吸收汉文化的：

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既而，即会宁建宗社，庶事草创。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继而海陵狼顾，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宫，缮宗庙社稷，悉载宋故礼器以还。……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6]

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乐，然而未尽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际，日修月葺，粲然大备。[7]

女真人原来是谈不到什么礼乐的。“胡俗旧无仪法”[8]，类似于汉人儒家思想体系中“君君臣臣”那套东西自然是没有的，至于所谓“乐”，“其乐惟鼓、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9]不过是自然界某些音响的简单模拟，其简单粗糙是自不待言的。真正的礼乐完全是从汉文化系统中借用过来的。其他如法律、科举、伦理道德等文化子系统，也都是全面吸取汉文化的对应元素而完善提高的。女真人在军事上成为中原土地的征服者，而在文化上，则成为全面吸收汉文化的“被征服”者。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10]没有这种“被征服”，没有民族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女真社会那么快地封建化是不可想象的。而文化层位的大幅度提高，必然导致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变迁。其总的趋势是由纯朴勇悍转向文弱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