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过程中，金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金世宗完颜雍、宣孝太子（追谥显宗）、完颜允恭、金章宗完颜璟等女真统治者，都起了颇为关键的作用。他们或是本身即典型地体现这种文化心理变迁，或是推波助澜，使这场变迁不断深化。

熙宗完颜亶本人就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极力认同。他以汉族儒士韩昉等人为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不满于女真人以前那种尊卑不分的君臣关系，而依汉家天子的礼法制定了尊卑森严的君臣关系。在文化心理上，他归趋于汉族士大夫的儒雅风流，而与表现出女真原有文化心理的旧大功臣产生了深刻的隔阂与冲突。据张汇《节要》说：

今金主完颜亶也，自童稚时，金人已得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墨，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战象，徙祖宗之旧习耳。由是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之辈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11]

女真旧大功臣之所以不满于熙宗，正是以女真固有的文化心理来看这位“宛然一汉家少年”的皇帝，而熙宗正是以渗满了汉文化精神的文化心理来看这些旧大功臣，视他们为无知（《大金国志》与之略同的一段文字作“无知夷狄”），变迁前后的文化心理冲突是很强烈的，以至于造成“君臣之道殊不相合”。然而，这种整合了汉文化元素的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女真民族此后的发展中，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女真人的认同。

海陵王完颜亮，虽以黩武著称，但同样钦慕中原文明，尊崇中原学术，少年时即“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12]，“迨亮杀亶自立，甚有尊经术、崇儒雅之意”。[13]世宗完颜雍则致力于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教化女真人，力图使“孝悌亲和”的伦理观念进入女真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他主持翻译儒家经典，并表露自己的目的“欲使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4]他奖劝孝子之行，正为使女真人都以“孝悌”为荣。无疑地，在女真文化心理的变迁过程中，世宗与力大焉。世宗的嫡子宣孝太子允恭（谥为显宗）本身就标示着变迁的深化。他饱读诗书，俨然一派儒士风范：“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议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证。”[15]他崇尚文治，倘能践履大统，早继帝位，会更有力地促进文化变迁的进行。刘祁曾说：“宣孝太子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16]可见，这位夭折的太子是很典型地体现着女真文化心理变迁的趋势的。章宗则发展了乃祖（宣孝太子）的意愿，崇尚文治，使当朝风气趋向美文，使女真人的审美心理趋于华美典丽。史书言其“好文辞”，使得后妃也以文辞迎其所好。[17]章宗本人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文学家，所存诗词，典雅工丽，脱尽豪犷气质。（这要在后面详论，此处不赘。）在这样一位君主的提倡下，明昌、承安、泰和前后，文风甚盛，女真人在文化心理上对汉文化的归趋，如水之就下，不可逆转。刘祁评述章宗朝的文治情形说：“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灿然，金朝之盛极矣。然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18]刘祁的议论很中肯，一方面描述出章宗朝的文治盛况，另一方面指出章宗崇尚儒雅，止于文辞，使女真人争效文雅，溺于浮华，走向文弱，因而催生了金王朝由盛入衰以至亡国的胚芽。

从熙宗到章宗，由于统治者的率先垂范，女真人的文化心理发生了普遍性的变迁。原初的混沌懵懂，变而为聪慧文雅，而女真人赖以起家的纯朴勇悍的民族精神，也伴随着对中原文明的耽溺而渐致澌泯。那些曾经是叱咤风云、凶猛剽悍的猛安谋克及其后代，南迁到中原以后，耽于中国文明，争羡儒雅。曾经引为豪迈的猛安谋克身份，竟然有许多人宁肯放弃它，去应进士考试。过去是对金戈铁马、沙场驰突的景羡，而现在则是对汉族士大夫那种琴棋书画、分茶焚香的儒雅风流趋之若鹜。他们觉得和汉族士大夫相交游，是很高雅的事。他们对操觚弄翰的兴趣，似乎远在骑马射箭之上。我们看刘祁的记述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倾向：“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温甫总领、夹谷德固、术虎士、乌林答肃孺辈作诗，多有可称。”[19]这些女真猛安谋克，在举止风度上也都宛如汉族士大夫，讽诵诗书，潇洒风流。如乌林答爽，“女真世袭谋克也，风神潇洒美少年。性聪颖，从名士游，居淮阳，日诣余家，夜归其室，钞写讽诵终夕，虽世族家甚贫”[20]。这在当时是颇有代表性的。这种文弱儒雅之风，对于女真人的原初文化心理来讲，当然是巨大的进化，而对金朝这样一个以勇猛剽悍的民族性格起家的军国来说，却又不啻丧失了唯一的资本，这的确是深堪忧虑的。明昌初年，“尚书省奏猛安谋克愿试进士者听之”，刚刚即位不久的章宗问道：“其应袭猛安谋克者学于太学可乎？”元老重臣徒单克宁甚忧虑地说：“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21]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位老臣的忧虑是极有见地的。金王朝被踏碎于蒙古铁骑之下，这与女真人纯朴勇悍之民族精神的丧失是很有关系的。正如日人三上次男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猛安、谋克兵已丧失了质朴刚健的风习和他们依靠的社会组织，比起蒙古军的精悍、坚强来显得分外脆弱。”[22]从纯朴勇悍转向儒雅文弱，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一方面是适应了女真封建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加速了王朝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