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辈们》：《山本》诗论

书贾作《山本》后

山自青黛水自流，

一岭春醉一岭秋。

横断人间多少事，

天地生死两悠悠。

戊戌年庚申月壬申日 长安·里路屋

贾平凹的山水、物事与人间——《山本》阅读札记[1]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若论创作的勤奋和作品的数量，贾平凹可谓是首屈一指的代表。在《极花》出版两年后，便推出了长达50万字的小说《山本》，且不见任何仓促生产的瑕疵，反而越发显得遒劲、练达与洞明世事的从容淡泊，令人不禁感叹贾平凹的文学生命不曾有岁月的痕迹降临，反倒老而弥坚，越发显示出勃勃生机中一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精气神。但细读《山本》便会发现，扑面而来的喧嚣热闹故事背后所隐现着的沉着冷静、淡定从容，以及由此而彰显出的一种“天地人一体”的境界，与年少勃发的热火劲儿相去甚远，到底还是把岁月所沉淀的气质毫无保留地播撒于文本的缝隙中，涌现为别样的审美风格和思想意涵。借由《山本》及其所营造的意境，以窥探贾平凹的心理惦念与内在追求，在阐释作品的过程中尝试着理解贾平凹本人的思想，或许意味着一条充满危险的文本解读路径，但本文愿意冒险而行，尽管这部小说还存在着历史、民间、小说与重复等阐释的路径。

一、人即物，或地方志的写法

在《山本》的《后记》和《题记》中，贾平凹一再强调：“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他说：“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在原本的计划中，他打算“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为了实现写“秦岭志”的宏愿，“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脉的昆仑山……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七十二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但仍然觉得只是“秦岭的九牛一毛……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2]这些“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成了充实《山本》的主要内容，让阅读者看到一个混乱、杀伐屠戮与权力之争的故事。然而正如贾平凹所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依然是写地方志的调子和追求，只不过境界要求更高，朝着“人即物”的方向而去。

我们都知道，“方志是一定地区范围的综合记述，内容宏富。举凡一地的疆域、沿革、山川、地质、地貌、土壤、气候、建置、城镇、乡里、物产、资源、财赋、户口、军事、民情、风俗、人物、艺文、名胜、古迹、异闻、琐事，无不备载，无所不包，也即于一地古今主要人事物都记载。”[3]在地方志的书写中，“必载人物，几成定例。……方志记载人物，传、录、表三者之中，历来是传为主体，备受重视，刻意经营，一般几占总篇幅的大半。”[4]不仅如此，除了这些地理、历史、文化等地方性知识的介绍之外，章学诚还提出方志书写的地位应等同于“国史”，“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贡献”，他论述道：“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5]这尤其体现在地方志中关于人物传记的书写上，从人物的选择、事件的记载，乃至于强调教化功用的议论等，都是常用的手法。但《山本》毕竟首先是一部长篇小说，而非中规中矩的地方志著作，这就要求在具体的书写中，弃置关于地方性风物知识的无所不包的详细介绍，而择取地方人物的传奇经历，敷衍勾连出一部可读性更强的作品。既要符合小说的审美要求，又要兼顾地方志书写的野心，贾平凹便把秦岭一地的风俗习惯、巫神气息等融入其中，在人物传奇的描摹里透露着地方志书写的韵味，穿插于故事情节中的地方风物的介绍文字时时显露出别具一格的小说趣味[6]。从整部作品的叙事线条来看，“人即物”的观念贯穿始终，让《山本》不再是流于表面的传奇书写，而是深深扎根于秦岭的地理历史之书，以人为物，记录地方，堪称一本厚重的宏大“地方志”。

《山本》的故事主人公分别是井宗秀兄弟和陆菊人，整部小说围绕着井宗秀给涡镇带来的变化、井宗丞参加秦岭游击队和陆菊人辅佐井宗秀以及二人之间实存却并不道破的爱情来组织笔墨，把秦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复杂世事勾勒了出来，国民军、游击队、逛山、刀客乃至于本地的保安团、预备团等，各种势力你争我夺，攻伐不断，以致尸横遍野，酿成人间惨剧。兄弟为敌、朋友反目、挟天子以令诸侯、打土豪分田地等桥段一幕幕上映，秦岭如同一个大舞台，各种势力便在这个舞台上亮相、演武，唱了一出爱恨悲欢、生离死别的大戏。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杀伐夺利，犹如动物间的猎食竞逐，越是惨烈越把人的动物性给展示了出来。如果说《山本》是一本“秦岭动物记”，那么活跃于秦岭这个舞台上的各色人等便是名副其实的“动物”，他们披着人皮却上演着动物般的故事，千百年来须臾不曾停止，历史便一次次地重复上演。为了把“人即物”的这种思想贯彻下去，贾平凹在书中不断地强化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麻县长用说出三种动物的形容词的方式来考察一个人：“第一个动物的形容词是表示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第二个动物的形容词是表示外人如何看待你，自我评价和外人的看法常常是不准的，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才表示你的根本。”[7]井宗秀生肖属虎，便处处彰显出老虎的气势，他的行踪、做事等都依靠着老虎这一属性来进行安排，以至于不能离开虎山等，显得迷信而迂腐可笑，却处处彰显出一种神奇的魔力；陆菊人被认为是金蟾，能带来财富，她在被任命为茶行总领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到了蟾蜍，令她惊叹“我是蟾变的？还真是金蟾变的？突然一声响动，如风倏忽刮起，是尺八之音”。（292页）而在此后的行文发展中，陆菊人越发地成为一只金蟾，行为做事果敢干练，茶行一再盈利，成为涡镇的一景。因此镇上的老中医陈先生才说：“人是十二个属相么，都是从动物中来的。”（496页）属相或者说赋予人以动物的意义，如果还只是一种谶纬之术的表达，那么在长相上把人与物联系起来，则更显明了作为动物的人和“人即物”的思想实则是并不能分的一体两面。在井宗秀和陆菊人之外，贾平凹单独把麻县长拎出来，从他的行为和语言中都把“人即物”的思想给点出来，三个动物的形容词是其一，在对秦岭的草木、动物感兴趣之余，竟动手写了两本贾平凹念兹在兹的《秦岭志》——《秦岭志草木部》和《秦岭志禽兽部》。如果把《山本》也作为一种地方志的书写，那大概应该称之为《秦岭志人物部》了。但这“人物”也并非纯粹地属于超立于自然的人间，大半已被当作秦岭的“动物”，作为“人物的称呼”而出现的“秦岭动物志”，这或许就是“人即物”这一观念的要义。麻县长几乎成了贾平凹在书中的代言人，他说：“我可能也就是秦岭的一棵树或一棵草吧。”（329页）还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秦岭草木斋”，使得“人即物”的观念还带有“草木”的意味。更有甚者，在他目之所及的地方，“人即物”成了秦岭的最大景观：“我在街巷里走，看好多男人相貌是动物，有的是驴脸，有的是羊脸，三白眼，一撮胡子，有的是猪嘴，笑起来发出哼哼的声，有的是猩猩的鼻子，塌陷着，鼻孔朝天，有的是狐的耳朵，有的是鹰眼，颜色发黄。”（332页）在目睹了一茬又一茬的杀戮和死亡后，麻县长自然又想到了“人如草木”，一茬茬被收割：“这年月人活得不如草木”，便见出人世间的大悲哀。按照人的性格，麻县长又说：“这人不是动物变的就是植物变的，有些人胡搅蛮缠是菟丝子，有些人贪得无厌就是猪笼草，有些人是菱角还是蒺藜呀，浑身都带刺！”（481页）“人即物”的思想便从形貌、性格，由外至内全能看出动物和植物的本质来，《山本》中活跃着的人，便构成了地方志中关于物产、动植物的内容，看上去是人间的传奇，实则是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是一部别样的秦岭地方志。由此，才有陆菊人用狗与兔的道理来给花生灌输男女恋爱的“知识”：“你见过狗撵兔吗？兔子越跑，狗越去撵，但兔子不能跑得太快，太快了就要卧下来等等，等到狗觉得能撵上了它会更撵，兔子跑得没踪影，那狗也就不撵了。”[8]表面上来看，《山本》处处写的都是人物传记，但又处处都是“草木记”、“动物记”，贾平凹只是转换了方式，把人作为动物、植物来去描摹罢了。

不惟此，作为地方志的写法，地理、文化内容之外的历史意义也在小说的故事中被烘托了出来。布罗代尔作为“长时段”历史研究的代表，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第一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人们或许会乐意称之为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这种历史本质上是极端敏感的，最轻微的脚步也会使它所有的测量仪器警觉起来。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在这本书中，他宣称：“终于能够在历史的时间中区别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9]用小说的形式为一个地方写志，山川河流、疆域沿革、地貌气候、建置物产等都无法逐一开列，亦即布罗代尔所谓的“静止的历史”难以占用大篇幅来进行描述，但“节奏缓慢的历史”和“个人规模的历史”则构成了《山本》的核心内容。其中，“个人规模的历史”又恰好成了“人即物”思想在《山本》故事内容中占据“核心的核心”地位的重要表现对象。贾平凹越是把井宗秀、井宗丞和秦岭里的各色人物的生命不止、折腾不息给描摹得淋漓尽致，越是展现了秦岭这个地方在历史变革中所保持着的静默不变的历史本色，把人物归属于秦岭这个“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的“地方”，只是择取了“地方志”中最为激荡、短促也“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的一部分。秦岭作为地理的要素，则不动如斯，千百年如此，观看着人世间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正是它的“静止的历史”，见证、参与并塑造了属于秦岭的“社会史”、“个人规模的历史”以及在“地理时间”之外的“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与其说是《山本》的精彩故事，不如说是秦岭最丰富鲜明又最富有戏剧化的历史的注脚，“人即物”的思想正好是这一注脚的最佳角色扮演，且正因为这种历史存在，秦岭的地方志才显得更为饱满、丰腴、充盈。

二、晚期风格，或晚郁时期，或从容之境

如果把秦岭喻为观看人世的一尊佛像之目光，那么整个《山本》所讲述的故事中的诸多折腾便只是尘埃的一部分罢了。贾平凹在《山本》中不断地叠加出一种从人世到山水的文学间隔效果[10]，颇有突兀之嫌，但只要用心领会人世繁忙的表象背后那静谧、安稳又泰然处之的山水自然，不难理解这种书写方式的奥妙之所在。整个小说中，这种写法最具个性且最明显地彰显出作者把人间、物事置于山水之境的观看的意图的，是小说结尾处的那一笔诗意的点染：“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陆菊人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层峦叠嶂，一尽着黛青。”（520页）其时，在井宗秀一系列的操持之下，已成县政府所在地的涡镇，正遭受阮天保带领的红十五军团炮火的洗礼，城墙坍塌、尸横遍地、房屋尽毁，在一堆瓦砾废墟中，陆菊人挂念儿子剩剩和镇上老中医陈先生，慌忙来到安仁堂，看到的只是远处秦岭的山峰，默然无语，“一尽着黛青”。相比于秦岭的千年历史，涡镇在短时间的传奇经历，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刹那瞬间，贾平凹截取了这一段往事所要道出的，则是秦岭的那种“泰然处之”的波澜不惊与从容淡定。实际上，与其说这是秦岭的“泰然处之”“从容之境”，不如说真正“泰然处之”的是作者本人，他在《山本》的喧嚣故事里达成了他写作的“从容之境”。

整部小说中，贾平凹着墨不多却颇有禅意的人物便是安仁堂的大夫瞎子陈先生。他总是未卜先知，看淡人生的一切，唯独珍重人的性命。当凤凰镇流行病爆发的时候，他不避山水艰险和丧命危险，执意前行，为救黎民百姓而奔波忙碌。他怀有天下苍生的热心，却对涡镇的兴衰成败看得很淡；他治身病也治心病，看病却总对病人说：“你是给你活哩还是给别人活哩，唵？别想得那么多，你记住，许多想法最后都成了疾病。”（253页）他还劝陆菊人：“喜欢一个人，其实是喜欢自己。你把自己想多了，你就有了压力，把自己放下，你就会知道怎样对待你的日子，对待你要做的事和做事中的所有人。”（292页）在陆菊人碰到人生难题的时候，陈先生便多次为她出谋划策，处处透露出一种散淡之气，仿若在人间之外，却又生活在人间之内。在一次去陈先生家说事的时候，“陈先生抬起头来，一片树叶正好从外边落在窗台上，说：是一片叶子？陆菊人说：是一片叶子。陈先生说：每片树叶往下落，什么时候落，怎么个落法，落到哪儿，这在树叶还没长出来前上天就定了的，人这一生也一样么。”（435页）这已经超出日常的对话，而处处透露出禅宗顿悟的机锋，而正是得益于这种对人生大起大落、兴衰成败、荣辱得失的顿悟，才会有整个人的气定神闲、泰然处之，从而有一种“从容之境”的气度氤氲于《山本》中。

为了达成这种淡定镇静的“从容之境”，贾平凹在书中时时处处善用动物或植物来把紧张的故事氛围导引向一种静谧安详的境界。在埋葬唐景之时，本是悲哀的人群抬头一看，“树上就飞来两只鸟，一样的红嘴，尾巴却一个黑一个白，大家谁都认不得这是什么鸟，鸟就嘎嘎叫，扑棱着翅膀鹐”。（207页）经营了一天涡镇的事务，井宗秀骑马前行，“一边走一边仰头看天，月高云淡，繁星点点，无数的蝙蝠飞过，虽然悄然无声，但他却想到那空中肯定就有了痕迹的”。（221页）陆菊人在纸坊沟看井宗秀离开他父亲的坟，伤心哭泣，“睁开眼了，就在坟堆上，突然站着一只朱鹮。……回过头来，沟道里，那玄女庙，那村子，就已经被白云覆盖了”。（409页）在假装着和红十五军团打了一场遭遇战之后，井宗秀却抬头看天空，“空中已没有了一丝硝烟，有着一只鹰，鹰好像在站着”。（454页）涡镇钟楼建成，陆菊人和花生在楼上说笑，井宗秀和杜鲁成来了，笔墨一转却写道：“两人笑声朗朗，一群扑鸽正从楼顶飞过，那金顶的光就破碎了，像是撒了一片鱼鳞。”（475页）王喜儒去河边挑水，“一仄头，又看到了一片花开，红艳显亮，而倏乎里哗哗地响”。（493页）此类笔墨在书中俯拾即是，把紧张、刺激又惊险的人间万事，带入到一种静谧、安详的气氛中，那些喧嚣的红尘吵闹，也就立刻静止了下来，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泰然处之”的从容淡定，人间硝烟中的战火瞬间熄灭而归于一种超脱。为了把这种境界给点破，贾平凹还用动物的气定神闲来反衬人世间的喧嚣热闹——“燕子是最亲近人的，但它又不肯像麻雀落在门槛上、台阶上，它的巢筑在门顶上和前檐下，超然独处。”（381页）以至于涡镇即将大难临头之时，“陆菊人哼哼地笑了一下，其实并没有笑出哼哼声。这时候，太阳从东边的山峦上冒出来了，先是西栏杆红，再红到东栏杆，一切都是那么寂静，陆菊人却瞬间不安起来，觉得所有的东西正与自己远去，越来越远。”（503页）这不得不令人想起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恰有“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话语，而陆菊人的名字和她所看到的寂静，以及她与井宗秀之间深厚却从不说破的爱情，恰恰也是一种“人淡如菊”的“典雅”。只是在这“典雅”中，装载着太多贾平凹的期许，是那种经历了热闹红尘后的静谧与安然，也是冷眼看了世事喧嚣的淡定与从容。

从1973年发表作品以来，贾平凹的写作生涯已经绵延了45年的岁月。假如按照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所描绘的作家“创作生命力”曲线图来看，作家创作的高峰期“平均临界年龄在40岁左右”。[11]即便落实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分析中，适当放宽限制，可以“把一代作家的年龄时段切分在60岁”[12]，那么如今已届66岁的贾平凹，也已经处于创作的“晚期”了。因此将《山本》归入贾平凹的晚期作品应该是合适的。按照爱德华·萨义德的论述，“生命中最后的时期或晚期，身体的衰退，不健康的状况或其他因素的肇始，甚至在年轻人那里它们也会导致过早夭折的可能性”，进而导致作家们的“作品和思想”将会“获得一种新的风格”，他称之为“晚期风格”。他继续论述道：“在某些晚期作品里会遇到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与此同时，还存在晚期风格的第二个类型，“它包含了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13]他还广泛涉及了晚期风格中“大胆的和令人吃惊的新颖性”，在主题方面自觉地返回到起始点，用“一种非凡的独创性和简洁优雅的平静风格，来表现出晚期、身体上的危机和放逐的各种极端”[14]。在论述21世纪中国文学之时，陈晓明把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形成的“稳定和踏实的文学总结积累期”，称为“晚郁时期”[15]，并先后论述了刘震云、铁凝、阎连科、张炜、贾平凹、莫言等人。在总结“晚郁时期”的美学特征之时，陈晓明指出“回到本土”“更加沉静的写作”“自由放纵的态度”“内敛的主体态度”“汉语言的炉火纯青”是五个重要的维度[16]。在这些论述中，“和解”“安宁”“沉静”“内敛”等是常用的界定词，而这些恰恰也都体现在《山本》的文本态度中。且不说陆菊人的名字中“人淡如菊”的意指，也不用说陈先生对人生的领悟与超脱的态度，甚至不用说贾平凹时刻用突兀出现的动物、植物、天象等把喧嚣的场面导进静谧安逸的氛围之中，单就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泰然处之”的镇静、淡定与从容，或者说取了“山水之心”来看待人间的攻伐征战、杀戮奸巧、狗苟蝇营，贾平凹作品所一再揭露的“从容之境界”，便不难体会出来。所谓“秦岭志”者，既是指秦岭的草木与动物、山水与地理，也同样是一种“以秦岭为心态”的思想境界——横亘在中华大地之上，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着南方北方，不管人间如何厮杀争斗、波谲云诡，历史如何一次次地重复着兴衰治乱的模式，而秦岭自岿然不动、屹然独立，身在红尘之中，心在人间之外，那一份超脱与从容，便完全把贾平凹写作的“晚期风格”给彰显了出来，既是自由放纵、反创造性的创造性，也是集大成的、风格的自我完成。用贾平凹的话来说：“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17]“秦岭之心”的获得与描摹，成了《山本》背后所浸染着的全新的思想境界，是自由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也是淡泊的、从容的，更是禅宗顿悟的、超脱的，是老庄哲学合于天道的、齐物逍遥的、天人合一的。

三、齐物论，或逍遥游：天人合一与“大化流行，生生不息”

不管是“人即物”的写作方式和理念传达，还是“从容之境”的点染与浸润，贾平凹显然在《山本》中沉思着“生命存在的意义”，追问“人世间的红尘生活命运如何”，其所沉思、追问的结果则都在他所选择的写作方式中表达了出来，如果用庄子的说法，便是“齐物论的大境界”，更是“逍遥游的真从容”。也是在《后记》中，贾平凹说：“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是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是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在秦岭流连行走的过程使他顿悟到：“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18]以文为生的贾平凹，懂得了《逍遥游》的庄子是“天我合一”的，是属于文学的，自然便在《山本》中将之付诸实践，把这一文本作为“天我合一”的写作来尝试。而所谓的“天我合一”，实际上正是庄子“齐物论”的思想，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更是“庄生梦蝶”的物化之境[19]。由此返回头来再去观看贾平凹“人即物”的写作方式，便能明白那不仅仅是地方志的写作方式，还寓意着贾平凹所要追求的以秦岭为自然，“齐万物而并生死”的思想境界的追求。万物尽其性，即是返归自然，任性而活便是尽着自我的天性而存在[20]，庄子恰是要用“齐物论”的方式来达成“逍遥游”的境界，那么贾平凹便是用“秦岭志”的书写来刻摹天人合一境界的哲学理念。因此，老子的天人合一与庄子的天我合一看上去是哲学与文学的区别，但实际上二者在《山本》中早已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两面的存在了。

正是出于这种“齐物论”的思想，在小说中，当陆菊人坐在井宗秀为她而设立的高台上观察茶行前后院的时候，“凝视着镇子里的房子、树、街巷、店铺，以及茶行院子墙根那些兰草、月季、丁香、赤芍。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吧，但它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她在过去的某个时候路过，现在她又在看着它们，而它们从不回应她的凝视。”（501—502页）这里万物的灵性与人的灵性处于一种胶合又分裂的状态，尽管是陆菊人一厢情愿的沉思，却带着花草与万物的节奏而入于人的心理。在刹那间的领悟中，贾平凹把“齐物论”的念想赋予了陆菊人和涡镇的物事，而深沉的领悟与深邃的思想穿透力，却不曾以繁复的论证腔调来传谕世人，而是以“大道至简”的方式隐现于文本中间，往往在一两句极其简单的话语中，在鸟的偶尔的飞翔、蓝天白云的一瞥以及蔷薇的瞬间开放中，泅染着力透纸背的力量。若再加上陈先生独特的治病方式，人与物之间的“共通”则增加了许多神秘的力量。“他肚里有个大瘤子，吃药化不了，我让他回去看树上的疙瘩，树上如果有疙瘩，那还有救，人和树是感应的，树身上慢慢长了疙瘩，人身上的瘤子就会慢慢消失的。”[21]虽是乡风民俗，却把人与树之间的“感应”给烘托了出来，更不要说涡镇的老皂角树被认为是“涡镇之魂”，井宗秀死后他的坐骑黑马流泪不食，既是将物的灵性展演得淋漓尽致，也把人与物的沟通与感应给提点了出来。以至于贾平凹还要借助花生的嘴来抱怨：“人是离不得太阳月亮的，可太阳月亮日夜照着，人并没有把谢呈挂在嘴上么。”（490页）颇有为物事而不值得的愤慨，更有一种感恩自然的心怀，来于自然而归于自然的情念，这恰是贾平凹“人即物”思想的另一面。同时，在人物的活动、言语之后，点出的一笔笔自然物事，除却将喧嚣导引入静谧的氛围之中的作用，还彰显着人作为自然万物之一的本性。刘老拐说过话之后，“这时候，一只鸟从空中扑啦啦飞过，是水老鸹，羽翎银灰色，亮得像一团铂纸。”（100页）“陆菊人还站在那里，突然间，她觉得那马的眼神有些熟悉，想了想，像她娘的眼神，连那喷嚏也带着她娘的声音。”（101页）前者用老鸹的另类美，来回应刘老拐关于人吃饭是乞丐还是财东的议论，后者用马比喻女人来指认陆菊人作为女人该为井宗秀而服务的坐骑本色。在这两者中间，贾平凹又插入了井宗秀关于陆菊人的议论，他说：“刚才我看着你身上有一圈光晕，像庙里地藏菩萨的背光。”但紧接着，笔头一转，“正说着，一股风从街面上嗖嗖地扫过来，腾起灰尘”（100页），打断了井宗秀继续的评论。突然吹来的风带来了情节的改变，但也喻指着地藏菩萨不真的评论，因为陆菊人想方设法维护的井宗秀，最后被发小好友阮天保给暗杀了，整个涡镇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这种表面看上去突兀而断裂的话语，正如第一部分的分析所指出的，初读起来会让人感觉很不适，但细细品味那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思想，一则是泰然处之的淡定从容，二则便是“齐物论”境界所追求的效果。如果用《山本》中的话语来把齐物论或逍遥游的境界给描绘出来，莫过于井宗秀选的一副对联，即：“心将流水同清净，身与浮云无是非。”这句出自岑参《太白胡僧歌》中的话语，正是描摹秦岭太白山的物事与僧人的，也恰好符合了贾平凹“秦岭志”的追求与思想境界的达成。

如果仅仅只是把齐物论的调子贯穿于整个小说中，那么贾平凹的《山本》势必显得枯燥而凌乱，“天我合一”，甚或“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便不会真正地把秦岭的人间含纳其中，因为千古横亘的秦岭及其所养育的草木、动物拥有了其性灵的形象，但人物却被忽略了。从“天人合一”的境界返身观照人间的所在，红尘爱恨、痴男怨女等，走马观花般匆匆而过，恰恰是“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象征，只有将这生生不息的人间真正地置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中，齐物论或逍遥游的寄托才是扎实的、稳固的，毕竟贾平凹仍旧生活在人间，小说中的人物与阅读者同样首先生活在人间，通由人间而领悟的天人合一境界，才是真正的顿悟与解脱。于是，贾平凹乐此不疲地以井宗秀为中心，把涡镇一步步走向兴盛又坠入灭亡深渊的过程，以及秦岭中活动着的国民军、游击队、逛山、刀客、保安团、预备旅等，一一详细交代，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但逛山、刀客如五雷、梁广者与涡镇和红军的复杂纠葛；阮天保在预备团、保安团和游击队中的四处投奔；游击队和国民军、逛山、刀客的复杂关系；红军内部的种种矛盾与屠杀……这些人间的“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越是热闹，越能把“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命题给呈露出来。他们终将作为秦岭的一草一木，领取各自的命运如斯，归入秦岭的尘埃之中，像文本中处处可见的、突兀地插入其中的关于动物、草木、天象等的偶然一笔——“院子东边的墙里有了一朵花，花在行走着，噢，那不是花，是蝴蝶。”（25页）花、蝴蝶与人，便是同领着自然的性命，存在于秦岭的一隅，既是“天我合一”的，也是“天人合一”的，都归入了“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天道之中。

四、商州的脉络，或灵魂的重回

如果要给《山本》一个定位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它仍然属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尽管它被宣称为一本“秦岭志”。这倒不是因为“秦岭”被缩小为“商州”，《山本》的故事范围在“商州”之内，而是必须首先区分地理意义上的商州与文学意义上的商州。在贾平凹的笔端，他所重新建构的“商州”显然已经超出了地理意义上商洛市的一区六县，而是扩展为包含了现今的商洛市、安康市、汉中市的全部与西安市南部秦岭山区，以及渭南市、宝鸡市地属秦岭的那一部分。因此存在着文学上的“大商州”这一概念，《山本》便属于这个“大商州”的系列。其实，不管是自然山水的景观、人文地理的构成，以至于贾平凹虚构的三合县、方塌县、桑木县、麦溪县、涡镇等，和现实地理中的山阳县、留仙坪、凤镇、棣花镇、银花镇等，都携带着浓重的商州气息。它们要么本身就属于地理意义上的商洛地区，要么即便不归属这一地区，也在植被、风习、历史、生活等方面展示出了商州性格。这样，在整个“商州系列”中来观察《山本》，或许能给它一个更为清晰的说明。

自1983年“重返商州”后，贾平凹的写作除偶尔溢出“商州”，如《废都》《高兴》《极花》等，大部分作品基本上都尽心尽力地重塑文学意义上的商州。而实际上，甚至可以说从文学创作生涯一开始，贾平凹就没有离开过商州，只是1983年之后更为自觉。从最早时期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和《腊月·正月》开始，贾平凹在1983—1985年间写作的几组“商州系列”作品[22]中，乃至于后来的《浮躁》，始终存在着一个乡村与城市的对比维度，这尤其体现在《九叶树》与《西北口》中。即便没有明显的城乡对比，但时代之变、人性重塑等也都存在着城市和乡村的对比身影。在这些作品中，贾平凹意欲在城市的对比中来描摹商州的独特性，去重塑商州人物与生活的品性与德性，于是就有了石根和小四那样的地方的性格及其所成就的乡村的前途，也有面临选择之时小月、烟峰、麦绒与韩玄子们的犹疑、徘徊甚至抵抗，才会让香香、师娘、白香、黑氏、小水等女性及其所自带的菩萨光环更显得光芒万丈。无疑，《山本》中的陆菊人也属于香香等人的“商州女人系列”，她的地藏菩萨的“背光”与师娘的菩萨称谓、安安的菩萨属性等是同属一脉的。杨掌柜的善良忠厚，又和吴三大、井把式李正、木犊等人是相通的。乃至于井宗丞和井宗秀等，和门门、禾禾、天狗、石根、小四、金狗等是同一人物谱系里的众生。当然，随着写作的持续深入，《秦腔》《古炉》《老生》等已经改换了容颜，只是《秦腔》中乡村的衰落里仍旧潜藏着“城市的幽灵”，《古炉》与《老生》处理的历史维度则使其跳脱了这个模式，和《山本》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山本》尽管属于商州系列，但比照之前的商州书写，它已经获得了大大不同的性格。在《山本》这部小说中，真正体现出一种“让地方回归到地方”“让地方成其为地方本身”的野心。它去除了作为对比参照的“城市的魅影”，而是真正地把目光落实在地方，从而让地方的命运、启示显得更为本真，符合了地方和人的天性及其天命，商州作为一个形象更为完善地体现在作品中。商州的山水、物事与人间，全部依托于独特的“商州心性”而存在，体现为山地的品性、本地化的气质，让人一眼就能把井宗秀、陆菊人、陈先生等置入商州大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之前的商州系列作品，还停留于吉光片羽式地描摹商州、重塑商州的个性，形成“系列解读”的套路，那么《山本》的写作则具有了商州百科全书的特性与集大成的风格，大有一气呵成的气势。“商州三录”与《商州》，集中对商州的景观、风习和当地生活进行展示；《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和《浮躁》则聚焦于时代变革及其在商州所引发的社会、生活与心理变化；《九叶树》《西北口》《远山野情》等还强调对比中所带来的前后转变，体现着主人公对自我本性的坚守；《冰炭》《天狗》《黑氏》《人极》等又多对商州本地人物性格进行集中摹写，把淳朴、善良，甚至略显憨厚的商州人物，变成文学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所有这些，景观、心理、性格，乃至于历史、生活、风习等，在《山本》中都一一被涉猎，虽有所侧重，但若论全面则略胜一筹。

另外，在写作心态上，贾平凹的转变也颇值得关注。如果说之前的写作还带有一种负气的年轻气盛，要争一个谁高谁低的结果，带着血气方刚、绝不认输、好胜要强的心态，要“为商州树碑立传、树人立心”的话，那么《山本》则尽褪这种争强耍横、好勇斗狠的心态，时时处处都体现出一种自得自适的境界，不强求、不恣肆，也不自负于以一人之力托举商州全境。说白了，人生只不过是过自己的生活，绝不是要在别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正如陈先生给人看病时所言述的心病，幸福还是不幸福，崇高还是不崇高，鞋合不合适，只有脚最清楚。如此说来，《山本》便是一种真正的“回归之作”，既是题材、风格、故事等的回归，更是心灵上对商州的皈依。只是这种皈依不是重返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商州，那个商州或许已经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己之心、一己之魂。山之本来，说到底就是命之本来，就是自我之为自我、生命之为生命的那个更为根本的东西。如果非要给它以名称，那便是自然，或者道家所谓的“道”，人道、天道、大道。《山本》就是对人道的回归，也是对天道的回归，更是对大道的回归。大道至简，默然不语，人只能以合于自然的方式来合乎大道的运行，这大道既体现在秦岭的岿然不动、泰然处之，也体现在秦岭中一草一木、万事万物的存在中，真正地属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佛教境界。因此上，那“从容之境”的构筑，就不是贾平凹强力而为之的人生顿悟，而是自然大道本身如此，《山本》只是一次纯净而无杂念的向之回归罢了。这样，在“商州系列”中，《山本》自然显示出了它的独特地位，完全可以置于一个更高的境地之上。

2018.4.21 人图圆桌·问馀斋

注释

[1]本文发表于《大西北文学与文化》2022年第1期。

[2]贾平凹：《后记》，《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2—523页。贾平凹习惯性地给每一本新书都写上一篇《后记》，交代写作的缘起、构思的情况、意欲表达的东西等。在这篇不长的《后记》中，贾平凹多次提到了《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志，更是山水志的开宗之作。在《老生》中，贾平凹不惜在文本内大量移植《山海经》，似乎还嫌不够，因此说《山本》是他仿制《山海经》的一次尝试之作，也未为不可。

[3]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该书广泛论述了方志的概况、历史源流、内容特性、体例流派、功用价值、各种方志理论、继承与创新、新方志编撰的探讨等，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观点。尤其是关于方志理论的探讨，指出方志的地方性、连续性、普遍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思想性、时代性、实用性和系统性，基本上把方志的性质特点囊括殆尽。

[4]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660页。关于入方志的人物标准，则几乎都是“大人物”、“对国家、社会、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但为追求全面，一个地方的“大奸大恶”之人也都悉数列入其中。小功、小劳以及小恶、小劣之人，一般会被文献忽略，但方志规模较大，则仍然选择列入“人物传记”之内。

[5]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转引自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36页。

[6]在小说中，以麻县长整理秦岭风物的由头，贾平凹有大篇幅的“草木记”文字。小说的第298页至299页分别从较为专业的角度，介绍了蕺菜、大叶碎米荠、诸葛菜、甘露子、白三七、六道木、接骨木、胡颓子。如果加上小说中散落四处的贝母、延龄、开口箭、天南星、手参、长果升麻、红皮藤、紫骨丹、岩白菜、莛子藨、赤瓟、赤地利、蝙蝠葛、凤尾草、枇杷草、贝母、半夏、祖师麻、三叶樋、淫羊藿、桔梗、党参、天麻……可谓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详细文字参见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98—299页。“动物记”则广泛涉及白鹭、黑鹳、斑鸠、噊鹛、酒红朱雀、金雕、红脚隼、练鹊、百舌、伏翼、鹌鹑、鹭鸶、鹖鸥等。参见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195、178页。

[7]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71页。下引只注明页数，不再一一列出。

[8]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同样的文字，还被第二次重复地使用：“狗撵兔，兔就要跑，跑得太快了还得停下来往后看看狗，兔跑得一溜烟没了踪影，那狗还会撵吗？”见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86页。

[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10页。在这部大部头的著作中，布罗代尔先交代了地中海的地理世界，接着分析社会史、经济史和战争史，最后才把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各国纷争写出来。其中，地理世界占用了500页的规模，社会史等占有600页规模，最多的则是第三部分，也就是“表面的骚动”部分，如果把战争史的部分加进来，几乎占了将近700页的内容。

[10]这主要是指贾平凹在《山本》的叙述中，常常会在故事最热闹、情节最紧张、人物心理活动最频繁等的关节点，忽然插入一两句或者一段两段的自然景观描写，有时候是一朵花开，有时候则是一只蝴蝶，有时候是天气的某种变化，有时候又是一只猫跑过。这种叙述的效果具有“文学间隔”或“文学距离”的作用，读起来有突兀之嫌。但这正是本文所要强调的。

[11][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页。

[12]程光炜：《从田野调查到开掘——对80年代文学史料问题的一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13][美]爱德华·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页。在书中，萨义德着重论述的便是这第二种类型的晚期风格。

[14]在对贝多芬、欧里庇得斯、阿多诺、施特劳斯等人进行分析之后，萨义德在《晚期风格概览》中列举了许多音乐家和作家们的晚期风格。参见[美]爱德华·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3—161页。

[15]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4页。

[16]详细论述可参见陈晓明：《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17]贾平凹在这些话语之前还说：“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凹，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恰是这个“集体的意识”，凝结为“秦岭之心”。参见贾平凹：《后记》，《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4页。

[18]“天人合一”与“天我合一”的提出，足以明证贾平凹在哲学与文学之间所做的选择，及其构筑《山本》的野心。参见贾平凹：《后记》，《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5页。

[1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0、101—102页。在《齐物论》最后所提出的“物化”也在海德格尔的论述中存在，尤其是他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当然，海德格尔更强调艺术品本身，与贾平凹在《山本》中所表达的“人即物”的“齐物论”境界有所差异。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依于本源而居——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文选》，孙周兴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20]庄子在《列御寇》中说：“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也可谓是一种“逍遥游”的境界。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82页。

[21]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496页。当然，这样的细节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古堡》中阴阳师就直接说出了类似的话：“这本是要病人肚里生了个瘤子的，禳治后，这瘤子才转移到了这棵树上。”参见贾平凹：《古堡》，《天狗》，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页。

[22]贾平凹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1983年冬天，发表了《商州初录》，之后，有计划地，却是断断续续地写了《商州又录》《商州再录》（单独发表时更名为《商州世事》）。这可以算作一组，这一组笔法大致归于纪实性的，重于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考察商州这块地方，回归这个地方的民族的一些东西，而再将这些东西重新以现代的观念进行审视，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挖掘、开拓。”“完成商州三录的后期，我写出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这一组。它的写法与三录不同，题材着眼于现实生活。当然，这一组，我的目的并不在要解释农村经济改革是正确还是失败，政策是好是坏，艺术作品不是作为解释的，它是一种创造。所以，这一组小说的内容全不在具体生产上用力，尽在家庭、道德、观念上纠缠，以统一在三录的竖的和横的体系里。”“写完这一组，再写出的就是一个小小的长篇《商州》，旨在从古到今完整地作一次试验。”“但重新到生活中去，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思考，立即感到以前所写的还远远不够，有好多问题需要在人的身上深挖方能得到明确的答案，于是就写出了今天大家在这儿讨论的这一组小中篇：《天狗》《冰炭》《远山野情》。”“在这一组之后，还写了另外一组，名字为《黑氏》《人极》《西北口》《古堡》，也是大小不等的中篇，年底和明春即可刊出，到时也盼大家教正。”参见贾平凹：《我的追求——在中篇近作讨论会上的说明》，《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