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打油诗里的文学批评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首先挑明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区别，他们说：“文学是创造性的，是一门艺术；而文学研究，如果称之为科学不太确切的话，也应该说是一门知识或学问。”[1]在他们的论述脉络中，“文学研究”又可以被细化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其中文学批评是“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批评实践，使得甄别优劣、鉴赏文本、透析作品、解读思想等成为文学批评固定的“功能”，甚至要求它“重建历史”和勘探“作家的创作意图”，结果就造成了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亦步亦趋，敲边鼓、站台子。斯坦纳曾毫不客气地说：“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尽管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但往往情况不多，除非是作家为自己的作品作评论或为自己的诗学辩护……使语言保持生命力的，不是批评。这些都是简单的道理（在破晓时分，诚实的批评家会如此对自己说）。但是，我们有忘记这些道理之虞，因为当下尤其强调批评的力量和自立的威望。批评刊物上充斥着评论和诠释文章。……批评家凭能力成为人物，他的劝导和争议发挥了公共作用。批评家互相吹捧。聪明的年轻人不再视批评为挫败，不再视批评为与自己有限才华的灰沙逐渐忧郁地妥协；他们认为批评是声名显赫的志业。这不仅好笑，结果也有害。”[2]次等地位、被阉割的文化行为、互相吹捧的事业等，尽管这些话语带着嘲讽、挖苦、讥笑，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丝毫没有降低文学批评的地位和价值，只是充满了期待和渴求。在此类言语中，“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的判断，无意间流露出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挣脱，让自己拥有独立品格，也实证着文学批评可以有着别样的追求。

何为文学批评，以及它和文学创作的具体差异与类同，显然是一个众说纷纭、自说自话的问题，一直未曾停歇。李健吾、艾略特、本雅明等都有论述，且颇有见地。我也曾在一篇名为《批评的自我批评》中直言道：“真正的文学批评，还应该是诗人批评家所从事的那一类批评——它将作家作品作为交谈的对象，从而引申、处理自己最为关心的问题，作为一种精神的交流，一种自我反省的方式，获得智慧教益、德性养成。文学批评要肩负起它被赋予的任务，就首先要洁身自好，以同时代人的角色，做着不合时宜的思考，从传统中汲取养分，来匡正时代的文学发展。”[3]正是基于此，文学批评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切入文学作品，并力争在形式探索、主题选择、独立品格建立等上，来实现对自我形象的重塑。

一般来说，文学批评的形式丰富多样。1980年代以来，沉迷于西方文学和哲学理论，文学批评日益变得学理化、理论化，逐渐发展成现在所谓的“学院式批评”或“学报体文章”。一本正经、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大约是这类批评一目了然的特色。时人常被这种“文体”所吓倒，以为高深莫测、深入文本肌理。不管是单个作品的评论，还是一个时期创作的总结，甚至是一种文学思潮的归纳，都带着西方文学或哲学理论的强劲势头，几个哲学家的名讳经常出现，举凡胡塞尔、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巴赫金、罗兰·巴特、利奥塔、德勒兹等[4]，是常被征引的对象，可谓紧跟时代的发展。一个时期内，学人们开口闭口离不开这些理论家。十分惊奇的是，他们的理论竟然无一例外地都能“被征引”来剖析当代文学的作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学院式批评逐渐显示出疲态来。大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一种新的、更为随意也更为洒脱的批评方式慢慢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走出理论的羁绊，以性灵的文字笔墨抒写一己的文学感觉，贴切又到位地品味文学作品。这一股潮流且可称为“随笔体批评”，其实是承继着李健吾、沈从文、茅盾等人而来的。将学理化沉思融入优美的书写中，文学批评不再显得僵硬、冰冷而刻板，变得活泼、清新且韵味十足，足可媲美文学作品。尤其是随着1980一代的成长，这种批评方式越发显著起来。当然，它也从未消失在学院式批评的潮流中。

如果再进行一次看似不必要的命名，那么可以说，学院式批评是西方批评的某种延续和提纯，是从哲学家们解剖文学作品中衍生的纯粹文学批评，可以被称为“西方式批评”。随笔体批评主要继承自现代文学传统，尽管它内里包含着古代文学的“诗文评”的核心要素，但不妨称为“现代式批评”。不管是哪种方式，最重要的不是外在形式的更迭与替换，而是对文学本身一针见血的洞见。就这一点而言，古代文学中“诗文评”中的“诗论式批评”，就可以称为“古代式批评”，它的代表作有杜甫《戏为六绝句》、元稹《酬孝甫见赠十首》、戴复古《论诗十绝》、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赵翼《论诗五绝》等，是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常考究的作品。“以诗论文”传统，中外皆有，但能绵延不绝、精品不断，大约也只有中国了，尤其是此后艾青等人克承其绪，使之薪火永传。诗论式批评至当代文学，就一点点地式微了，且不说以诗论文，即便是以诗论诗也很少见。如果从大的方面来看，古人的诗文评迥然有别于论文体批评——“‘诗文评’重在‘品评’、‘品说’、‘赏鉴’、‘赏析’、‘玩味’、‘玩索’，其‘感性’特色更浓厚些；‘文学批评’重在‘评论’、‘评价’、‘评说’、‘评析’、‘裁判’，其‘理性’特色更浓一些。而在这表面差异背后，更有中西不同民族在哲学思想、思维方式等文化本性上的区别为其根由。”[5]诗文评就这一面看去，戒除了批评的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更多的是贴着文本前进，把自我生命体验融入其中，以性灵文字书写灵性感悟，是平等的对话和交谈，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鉴别、评价。仅从这一点上来说，诗论的方式不但更新了文学批评的写作形式，也同时强调一种新批评观念的传达。因此，也有论者强调诗文评的特色，指出“一是它不拘文体，即没有一种垄断性的专属文体来限定‘诗文评’的统一面貌。‘诗文评’在文体方面的开放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它总是直接借用别类文体样式”，“二是，‘诗文评’本身就是文学创作。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认为：从‘诗文’到‘评’，是从一种文学到另一种文学。”[6]

“以诗论文”的方式，尤其是以“诗”的简洁、凝练方式，十分强调以最少的字数来传达最为丰富的内容。但矛盾的是，“文”之为“文”的丰富性，常撑破了一首诗的限量，朝着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历史文化而开掘，三言两语无法承担起品味的复杂性。于是，择取其一而不及其余，就成了一种有效的策略，让“文”中最亮眼的部分闪耀发光，而掩盖了其他虽具特色却并未成为主角的要素、主题。因此，许多诗论几乎都是以组诗的方式出现的。随物赋形，便是当下对诗论的一种要求，尤其是当用“打油诗”的方式来对“小说”进行言说的时候，这种问题愈发突出。为了调和这种矛盾，“诗论”变成了“诗”与“论”，这种便宜的形式既将诗文评的传统带入其中，也把学院派的作风包含，不能说是一举两得，因为它们随时有冲突的危险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张力——诗歌创作本身，要求韵律、平仄、节奏等，需要严格地按照绝句、律诗等近体诗的格式来创作；文学批评本身又时刻有着表达自我的冲动，不但要评判文学本身，还要达成自我的文学性。内里包含着的创作与批评，就意味着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当然，恰是两种力量的看上去的不可调和才促成了诗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追求一种新颖的、独立的、文学的文学批评，让文学批评不从属于文学创作，而是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作。那么，尽管“诗”与“论”处在分离的状态，但它本身的实践强调的是，“诗”作为文学批评的方式，而“论”只是补充和说明，是旁敲侧击的敲边鼓与阐释、扩展。由此而来，诗论本身的分裂恰好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某种难言的调和——互相说明、互相补充，各自作为对方的注脚。

“打油诗”云云，意味着这些批评文字是沾了诗的光，而它本身并未严格地按照近体诗的韵律、平仄等来以诗的方式写诗。借用形式比写诗在这里更为重要，是它实践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理念的追求之一种。因此，诗论之名，实则是打油诗论，而打油诗和论的分离，更将这一不得已的状况给公开化、明朗化了。但无论如何，尝试着用“诗论”的方式来刷新文学批评的观念、形式和文体，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冒险。

注释

[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此书从1980年代被翻译进来之后，一直是学界较为倚重的对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相关言论可参阅程光炜：《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2][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10页。

[3]谢尚发：《批评的自我批评》，《文学报》，2018年6月28日。该文是为“第六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论文奖新人奖”而写的类似于“创作谈”、“创作理念”的文字。

[4]比较奇怪的是，传统的哲学理论，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学理论之外，征引较少，柏拉图、霍布斯、康德、黑格尔等人，几乎找不到踪迹。这与时代的思想氛围有关，20世纪西方学术的译介和传播，更为新鲜地刺激着学人们。

[5]杜书瀛：《论“诗文评”》，《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文章主要在梳理诗文评的历史传统、典型特征以及内在所包含的民族文化要素等。

[6]王侃：《学院派、诗文评及批评文体》，《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该文是“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专辑的一篇，其他文章为孟繁华的《文体意识与文学批评实践》、贺绍俊的《文体与文风》、常智奇的《浅谈“注释、喻理式”的文学批评的体式》、赵勇的《作为“论笔”的文学批评——从阿多诺的“论笔体”说起》、敬文东的《文学批评漫议》、谢有顺的《批评应说出个体的真理》、何言宏的《批评文体的偏至与再造》、何平的《自我奴役的文学批评能否“文体”？》、张莉的《越轨的笔致、独立品质与“中国视野”——关于文学批评的随想》、张定浩的《什么是批评，何谓文体》、方岩的《作为“札记”的文学批评——从“重读”苏珊·桑塔格谈起》、王晴飞的《批评文体的内在形式》、何同彬的《直言、逃兵与批评的“异时代”性》、杨辉的《文学史观、古典资源与批评的文体问题》、颜炼军的《探骊求珠，攒杂成文——文学批评写作浮想》、韩松刚的《文体意识与文学意义——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点漫谈》、李明彦的《重建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维度——“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研讨会综述》等，共18篇，规模可谓宏大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