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红花椒》的初稿时，也到了送幺妹去汉大的日子。
征稿已到收尾阶段，老蒋一个人应付，想来没什么压力，杨百川顺顺利利就请了五天假。
江城的气候估摸着跟老家差不多。杨百云用不着买新衣裳，把家里那些往蛇皮袋里一塞，和棉被褥子捆成一摞，由杨百川负责扛着。
百云就负责拎别的生活用品，水壶、水盆、搪瓷缸什么的，拿网兜装着，走路时当啷作响。
兄妹俩先在江对岸坐车到渝城，再转乘长途车。
听乘务员讲，到江城得二十七八个钟头。虽然跟后世的高铁动车没法比，可在那个年代，已是两地间最快的交通工具了。
长途汽车需要两三天，也可以坐船，得三四天。
幺妹本应九月一号动身，但杨百川社里有事，硬生生拖到了十几号。实在不能再拖了。
小姑娘为此生了半天闷气，说家里出个大学生是多么金贵的事，怎么父母和哥哥一点也不上心？
但也没办法，杨清淮和韩家书都是生产车间的一线工人，更抽不开身，只能等杨百川忙过那一阵。
百云从坐摆渡船时就兴奋得很，嘴巴没停过。杨百川也兴奋。这是他毕业以后第一次回鄂省，还是80年代的鄂省，想必跟记忆里大不一样。
下午三点半，二人在菜园坝站坐上293/4次直通快车。
临行前几天，杨百川收到了《遥远的海岛》的稿费，拢共三十二块，自己又贴了八块，凑成四十，刚好够买两张下铺票。
那时候，硬卧票十八到二十块一张，差不多抵半个月工资，还是有点奢侈的。但送幺妹上大学嘛，总得风风光光的！
此时暑假已过，又错开了九月一二号的开学高峰，车厢里清静得很。
六人间的铺位里，除了他们兄妹俩，就杨百川那一侧的上铺躺着个男的，自从上车就蒙头大睡，露出半边花白的寸头。
杨百川特意在背心外头套了件衬衫，里面有一个韩家书缝的暗兜，钱、票都妥妥帖帖藏在里头。
他还带上了《红花椒》的稿子，正好趁着车上没事，可以改改。
杨百川趴在铺上，刚掏出稿子和钢笔，一个穿黑色绵绸裤子的臀就压了过来。
他疑惑地偏过脸，扬起脑袋，是个长头发的男人，头发油得发亮，一绺一绺垂到肩头，看样子许久没洗了。
杨百川盘起腿，坐直了身子。那人扭过头，鼻梁上架着一副方框眼镜，嘴唇周围长着细细绒绒的胡子。
杨百川一愣，觉得这人有点像海子，可又一想，此时海子还在燕大法律系念书，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再细看眉眼，差别到底不小。那人一开口，丰都口音冒了出来，就更加确定不是了。他没记错的话，海子的老家是在徽省。
“诶，同志，你在写文章哇？”
杨百川顺手把稿子往前一递：“写小说。”
那人声音高了些，伸手就要接：“你是作家嗦？可以给我看看吗？”
杨百川想都没想，直接把稿子递了过去。他向来不避讳让人看自己写的东西。
“啥子作家哟，还只是个学徒，写起耍的。”
“红花椒……很有地方特色嘛！”
杨百川心想，这青年大概是有几分文学功底的，知道作品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联。
其实，他心底一直藏着个挺远大、野心勃勃的想法，盼着能像莫言打造高密东北乡一般，也搞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临江文学王国。
当初学现当代文学那阵儿，杨百川就时常暗自思忖，为什么越往后，川渝文学就像陷入了沼泽地一样，慢慢地衰落了。
三四十年代，川渝文坛闹热得很，涌现了像李劼人、巴金、郭沫若等一大帮文学大佬。
五六十年代，也还有艾芜、沙汀等作家撑起半边天。
进入新时期文学（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学），川渝文坛上也冒出了欧阳江河、翟永明、阿来这些个厉害人物。
前两位是诗坛的顶尖诗人，阿来则主攻川西的藏文化，写出《尘埃落定》这样优秀的作品，还拿了茅奖。
但到了21世纪，除了开创青春叙事潮流的郭敬明是川省人外，能叫得上名的川渝作家就不多了，更别说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作家群体或者文学流派。
可以说，川渝文学渐渐弱了下去。
在杨百川读大学的那阵，文坛掀起了“新地域文学”的浪潮，包括新东北和新南方。
虽然杨百川不太明白这所谓的“新”是新在哪里，但阵仗还搞得挺大。
新东北以双雪涛（《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班宇（《漫长的季节》）、郑执（《仙症》，改编为电影《刺猬》）为代表，他们被称为“东北三剑客”。
他们的作品都有相似的主题和风格。
主题方面，核心是讲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的往事，关注东北落寞的时代记忆，却没走传统讲苦难的老路，而是从子女的视角去回望父辈的命运，所以能融入一些和现实、当下血肉相连的体悟。
讲故事的语言也很有东北味，跟平时聊天似的，挺生动，但又藏着隐喻和象征，也就是有深层的意思。
正应了那句话，经历过苦难的人会成哲人。
新南方写作则是另一片天地。
他们提出了“南方以南”的口号，将故事背景设定在福建、两广、马来西亚等地，把这些地方的自然风貌和城市景观作为地理底子，同时带着全球化的视野。
主题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写不同群体之间价值观的碰撞。
具体来说，包括城市化进程中的冲突、华人在海外社会里的遭遇，以及不同国家、区域之间的交流。
叙事手法有点像把莫言那一套从山东搬到南方，还掺进不少80年代先锋小说的手法，比如多视角切换、各种文本拼贴等。
往昔那般兴盛的川渝却哑了火。时代在飞速发展，却没有出现一批能把川渝现代城市风格、市民精神面貌和地域文化和谐地融在一起的作家，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在穿越之前，杨百川也曾野心勃勃，想着从自己这里开始，发展起一个作家群来。哪晓得，在第一步投稿上就次次碰壁，这件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既然都穿越了，他就又想往这个方向努努力。
那青年攥着稿子，目光扫得飞快，半分钟就能看完一页，在那儿站了一刻钟，竟就把两三万字的《红花椒》看完了。
他把稿子从眼前挪开，却没还给杨百川：“兄弟，你想听实话不？”
杨百川一听这话，心想，给你看就够意思了，你还想指手画脚？
还没待杨百川搭话，那青年就自顾自分析起来：
“novel（小说）这个词，在拉丁语里是‘新鲜事’的意思。你这稿子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是，这种‘新’好像又是建立在某种偏颇、失误和不足之上的。”
“啥子意思哦？”
青年扶了扶眼镜：“就说罗涛司令和婆婆在花椒地里的那段吧，我没看出那段描写对全文有啥子独特的作用。说得不好听一点，那就是一段兽性在光天化日之下泛滥的描写。”
杨百川鼻子里轻轻一哼：“兄弟，你有没有了解过现代艺术？现代艺术有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再刻意地遮掩，而敢于把赤裸裸的一切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推进人们的视野里。”
青年摆了摆头，那副模样看得杨百川心里痒痒，想上去给他一拳：“不管啥子艺术，小说总归要让人读得下去。
再比如，鬼子活剥人皮的那一节，实在是让人不忍心看下去。我才扫了两眼，就赶紧跳过去了。要是写得让人读不下去，或者硬着头皮读，读完了还心惊肉跳，恶心想吐，那总归是有点可惜的。”
他察觉到，这青年和先前那些批评他的人不一样。先前那些人，就知道扣大帽子，而青年则是从纯粹的美学角度来判断的。
“所以你觉得，”杨百川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美感比真实更重要？还是说，”他突然直视对方镜片后的眼睛，“你害怕这种真实？”
“我害怕的是，作者沉迷于把伤口扒开给人看，弄出些猎奇的东西，又会从另一个方向脱离现实。文学不是刑具展览馆，有时候模模糊糊的才藏着真正的力量。”
杨百川竟觉得青年说得有几分在理，但此时却并不想采纳他的意见。
他清楚《红高粱》问世后的反响，不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还被老谋子拍成了电影。
所以《红花椒》也是前途无量的。
再者，保留一些有争议的地方也未尝不可，能增加一些噱头，既让学者们有可议论的由头，又有卖点，能讨好市场。
毕竟，向来不缺乏猎奇的读者。那些深深浅浅写的屎尿屁诗歌就有点这个意思。
杨百川随意敷衍了几句，拿回稿子，叠起来，塞进斜挎包的侧兜里。虽然态度不算强硬，但送客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青年还在那儿絮叨着“审美价值”、“审美本性”这些生涩的名词，听不太懂，杨百川心里不禁烦躁起来。
“哥，来打牌呀！”
杨百云从门边探出半边脑袋。
她一上车，就被旁边房间里的动静吸引住了。那边有几个青年凑在一起打麻将，竟然在床铺中间支起一张折叠桌，麻将就那么在桌上铺开了。
杨百川正想找个由头开溜，连忙喊了声：“来了。”接着冲那青年拱了拱手，脚底抹油，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