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诗学

金代诗人赵秉文诗论刍议[1]

论及金代文学，不可亦不能不对赵秉文这样的一代文宗避而不谈。作为金源士大夫的领袖，他在金后期主盟文坛多年。他曾多次主持进士考试，这就使更多的士子直接受到他的审美标准的左右。由于他的“金士巨擘”的威望、礼部尚书的地位以及他数量极丰、成就较大的创作实践，因此，他的论诗主张和诗风倾向，在当时和后来的诗坛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探索金诗的途程中，赵秉文是一座不可迂回过去的高峰。

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人。在金代允称一代文宗，其学术建树是多方面的。“上至六经解、外至浮屠（佛教）、庄老、医药丹诀，无不究心。”[2]今存赵秉文诗文集《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附补遗一卷，系赵秉文晚年亲自编定，当时另一文坛渠帅杨云翼为之作序。[3]

赵秉文在诗歌、书法方面成就尤大。其诗歌创作在金诗中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存于《滏水文集》中的，就有古近体诗600余首，而且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论诗主张，在金代后期诗坛上，影响尤深，值得认真探索。

金诗的发展走过了一个独特的历程，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圆圈或云螺旋。这个圆圈或螺旋的起点是所谓“借才异代”。金代文坛上的第一批亮星，都是由宋入金的著名文士，他们的诗作自然而然地有着宋诗的姿态和气格。金诗是从这里开始它的螺旋式发展的。在这种发展中，女真民族那种原有的质朴、原始的文化—心理特点，在较深的层次中起着作用，使得金诗的发展途程走着自己独特的路，而没有完全“皈依”宋诗。比起宋诗来，它较为自然、较少用典，没有那么多的“头巾气”。然而到了金代中期，由于世宗、章宗的崇尚文治，金代社会也完成了封建化，金代统治集团也愈来愈丧失了刚健勇武的气质，而趋尚于靡丽奢华，这个时期的诗风也成为前期诗歌的一个否定性环节。刘祁所说的“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4]，是有其较为显明的文化背景的。中期以后，金诗的发展呈现出“二水分流”的形势，也就是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诗风倾向：一种是以李纯甫为代表的奇崛峭硬的诗风，这派诗总的特点是气势豪肆、意象奇崛、硬语盘空；另一种就是以赵秉文为代表的平淡含蕴的诗风，这派诗总的特点是近于盛唐诗风，含蓄蕴藉，意境淡远。这两种诗风在扭转金中期那种尖新浮丽的诗风的问题上，初衷是一致的，而且也收到了逆挽之功。但在金诗应该走哪条道路、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二者有着明显的分歧和争议。南渡以后，这两种诗风似乎仍然在并存而且各自发展着。金诗的终结，也就是这个圆圈或螺旋的终点，正是对金代中期那种“尖新浮丽”诗风的又一个否定，这个终点正是元好问那些悲愤深沉、充满忧患意识的篇什。

赵秉文的诗论和诗歌创作，应该置于这个圆圈或螺旋之中来加以考察，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赵秉文在金诗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孤立地来看赵秉文，便可能得出较为偏颇或者表面的认识。

赵秉文没有诗论专著，他的诗学观点主要见于他的《答李天英书》、《答麻知几书》、《竹溪先生文集引》以及刘祁《归潜志》中的有关记载。可征文献虽然不多，但其诗论有着鲜明的一贯性。从整体看来，赵秉文主张多师古人，兼学诸体，反对只恃才性不积学养，而在诗歌风格上更重含蓄蕴藉，对奇怪峭硬的诗风深致不满。

在继承和创造的关系问题，赵秉文主张多方师承，尽得诸家之长，而十分反感恃于才性不积学力的做法。他对李经就有这样的微词：“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绳削，岂复老夫所可拟议，然似受之于天而不受之人。”[5]他对麻九畴也有过中肯而挚切的批评：“大抵一时才人，多恃聪辨。少积前路资粮，故佛谓之福慧两足尊。足下无乃近此类，尚何怨耶。”[6]他认为在诗文书法等门类的艺术创作中，都应该广师博采，全面继承古人的长处：“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学书当师三代金石，钟、王、欧、虞、颜、柳，尽得诸家之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7]赵秉文这种强调“得诸人之长”的主张，虽然并不是新鲜的见解，但却成为其诗论中的一个显著特色，他虽然也提到要“卓然自成一家”，但其着重点还是放在“得诸家之长”上。由此，他进而主张一个诗人的创作应该“多体化”，不应该只有一体。与赵秉文、李纯甫等人过从甚密的刘祁记述赵李之间的诗学纷争说：“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亦语余曰：‘之纯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8]不难看出，赵秉文赞成一个诗人的作品不拘一体，而不满于拘执一体。这里面所说的“体”，实际上是指风格而言。

就理论而言，主张广师博采，“得诸家之长”，不但没有什么荒谬之处，而且是很有见识的正确见解。任何艺术上的创造，都不是撇开传统另起炉灶，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造。有意摒弃文化遗产，想通过对传统的遗弃，来凭空创造新的东西，都是虚妄的。然而，继承的目的在于创造，“得诸家之长”后，要加以熔铸贯通，来发展自己的独特之处，“卓然自成一家”。如果仅是师法诸家，徒得各家之形貌，却未能熔铸成属于自己的独特风貌，恐怕是难以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多大新的贡献。联系赵秉文的创作情况看，“得诸家之长”的特点较为突出，而“卓然自成一家”却尚欠火候。诗人有意无意地仿效一些著名诗人的体格，很多诗句是几乎搬用前人成句，未能融会成自己独创的新意境。李纯甫说他“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9]，批评得很中肯。

在诗歌的艺术表现和抒情写意的关系上，赵秉文强调前者应从属于后者，形式要适应诗人抒写胸臆的需要。他认为：“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文，不尚虚饰，因事遣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间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动则平，及其石激渊洄，纷然而龙翔，宛然而凤蹙，千变万化，不可殚究，此天下之至文也。”[10]人的内心宇宙风云翻覆，千变万化，艺术表现应该不拘一格地适应这种诗人思想感情变化的需要，把诗人的情感世界表现得更为真切完美。“辞以达意”也不是新鲜的见解，孔子早就提出“辞，达而已矣”[11]的著名命题，但是，赵秉文在金代中期以后的文坛上，倡导这种观点，无疑是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的。金代科举取士，词赋是极为重要的一科。“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12]，科举录取过程中评定诗文优劣的衡量标准，直接影响到社会上的诗文风气。金代中期科举选士形成严重的弊病。《金史》载：“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13]科举这种弊病，主要是恪守诗赋声律而不论其内容。“今之士人，以缀缉声律为学”[14]，赵秉文对这种积弊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为了扭转这种“卑陋陈腐”的文风，他利用主持科举考试的权柄，不顾那些庸滥文人的极力反对，而毅然改变这种陈腐不堪的取士法。《金史》载：“贞祐初，秉文为省试，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愬于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之方息。俄而献能复中宏词，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15]赵秉文这个举动，与北宋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痛革科场积弊、刷新文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的确需要欧阳修式的魄力和胆识。赵秉文此举的意义主要在于破除了只以声律为标准取士的科场积弊，扭转了文风趋向。

在诗歌风格上，赵秉文虽主张“不拘一体”，但更倾向于含蓄蕴藉的风格，而不满于李纯甫一派奇崛峭硬的风格。这在赵、李之间的诗论争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刘祁记述赵、李之间论诗标准的异同：“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李于文甚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16]“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17]“赵闲闲尝言，律诗最难工，须要工巧周圆。……又尝与余论诗曰：选诗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几何？又曰：小诗贵风骚，今人往往止作硬语，非也。”[18]从上述这些记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赵秉文对李纯甫、雷渊等人诗中那种奇峭突兀、硬语盘空的诗风表示出一贯的不满和非议，而努力提倡盛唐诗歌那种含蓄蕴藉的风格。这实质上是赵秉文等人对以李纯甫为代表的奇硬诗风的共同看法。

在目前本来就很少的谈及金代诗论的著述中，几乎都这样认为，赵秉文、王若虚等人对李纯甫等人奇硬诗风的批评，是现实主义对形式主义的斗争。李纯甫为代表的这些诗人，成了“形式主义逆流。”我以为这种观点未必妥当。李纯甫的诗风以奇崛峭硬著称，这是事实，但其诗中有深厚的现实内容，有充实激越的情感因素，李纯甫诗那些奇特的意象、奇拗的诗语，不是无病呻吟，斥之为“形式主义”是表面化的看法。赵、李之间的诗论分歧是不同风格间的争议，而谈不上是现实主义对形式主义的斗争。在扭转章宗时期那种尖新靡丽诗风的过程中，赵、李同是有力于此的关键人物，他们有着同样的功绩；所不同者只不过是把金诗导出泥淖后分成了两种不同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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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

[2] （金）刘祁：《归潜志》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3] 《金史·赵秉文传》云《滏水集》30卷，疑即20卷之误。

[4] （金）刘祁：《归潜志》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5] （金）赵秉文：《答李天英书》，见张金吾《金文最》卷43，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0页。

[6] （金）赵秉文：《答麻知几书》，见张金吾《金文最》卷43，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3页。

[7] （金）赵秉文：《答李天英书》，见张金吾《金文最》卷43，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1页。

[8] （金）刘祁：《归潜志》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页。

[9] （金）刘祁：《归潜志》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页。

[10] （元）赵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见《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5页。

[1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页。

[12] （元）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34页。

[13] （元）脱脱等：《金史》卷110，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27页。

[14] （金）赵秉文：《复麻知几书》，见（清）张金吾《金文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3页。

[15] （元）脱脱等：《金史》卷110，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27页。

[16] （金）刘祁：《归潜志》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页。

[17] （金）刘祁：《归潜志》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页。

[18] （金）刘祁：《归潜志》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