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一个女人的来信

“一块洋钿么混淘箩（one dollar），廿四个铜钿么趋嗲福（twenty four），大大轮船水汀婆（steam boat），因三锡唐（inside sit down）么里向坐。”

收音机里传来姚慕双周柏春的滑稽戏《学英语》，引得徐纳琰扑哧一笑。

蒋雅洁趁机转换话题：“诶，我怎么听说这姚慕双和周柏春是亲兄弟两个？难不成一个是随父姓一个随母姓嘛？”

徐希圣觉得面子有点僵，不大想说话，拿起筷子夹了扣三丝放进嘴里咀嚼起来。

“我晓得，我晓得。”徐耀阳放下筷子抢着说：“首先，虽然姚慕双和周柏春都是艺名，但是伊拉原本就姓姚。

姚慕双是阿哥先出道，几年后周柏春再出道，他哥在介绍他名字时说豁边了，将错就错就叫周柏春。”

徐纳琰喝着牛奶道：“真的假的？”

徐耀阳拍着胸脯大声说：“当然是真的，我高中同学家以前是开广播电台的，就在他家电台发生的事情。我敢保真。”

“明天就要开学了，纳琰也要认识新的同学，要注意和同学搞好关系啊。成绩并不重要，人缘要好。”徐希圣品尝着响油鳝丝，觉得味道真不错。

徐纳琰抓抓头发嘟囔道：“市八女中啊，真麻烦，初中一共就三年还要换2个学校。肇和中学就有初中和高中，难不成我高中还是回肇和中学去上？”

“去我以前上学的南方中学上高中也行啊，就在静安寺路斜桥弄75号。嗨，好像优质的高中都在JA区。”徐耀阳拿着餐巾擦擦嘴，擦擦手站起来说。

徐希圣觉得吃得差不多，也站了起来：“再讲了，再讲了，明年看形势再讲，当然还要问问你爷爷的意见。”

蒋雅洁也跟了一句：“纳琰，有空多陪陪你爷爷，他年纪大了，需要晚辈，特别是女孩子的照顾，知道了吗？”

“知道了，烦死了，老娘！”

……

亲爱的少玲，你好：

自从我们家搬离以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你最近还好吗？

7月18日是你的21岁生日吧，我在遥远的南方默默地祝你生日快乐。

你和我同年，是一起长大的邻居密友，有很多事情不能和家人说，我们之间倒是一直互相坦诚的。

我们家情况你也知道，先父是个国文老师，妈妈就是个瘦小的家庭妇女，妹妹和弟弟，一个比我小四岁，一个比我小十岁。

我现居香江，和大陆往来交通不便，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能否方便代我去看一眼，就看一眼。如果能给我说一下她们的情况就更好了。

1949年我十三岁的时候，爸爸得了重病。在咽气前把我叫到床前，用皮包骨头的手使劲拉住我的手说：“大妹，以后弟弟妹妹就靠你照顾了。”

我流着泪答应了，不管多难，都要把弟弟妹妹抚养长大。

然而，话说说容易，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自己尚不能养活自己，何谈养家？但是，当时的我除了答应，又能怎么说呢？

母亲也曾出去做工，但是由于身体瘦弱，根本找不到活儿干。

当时正是解放之前，社会治安特别差，母亲出去买个早餐，回来的路上都能被人抢，她连自己都保护不了，遑论其他？

都说“为母则刚”，但是有些话都不是适用于任何人的。

一家四口要吃饭，没有经济来源，我们只好找邻居去借，但是也借不到，因为都穷。

我们只能把富民路的房子卖了，从JA区租到蓬莱区文庙附近，爱花弄3号内居住。

家里的东西都逐渐卖完，我也十四岁了，就出去打工。我妈是家庭妇女，在家看管着弟弟和妹妹。

我先是在家附近一所小学做抄写工作，后又在徐姓老板的纺织厂工作，但是挣的钱根本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

同样的工作程度，我只能拿到男性员工工资的六成到七成。

现在香江大多数的职业妇女也并不能完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全家了，仅是贴补家用或个人零用而已。男女同工不同酬，让我们无法实现自立。

我只能另谋“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去做舞女。你可能会看不起我，但这却是我在当时的唯一出路。

在决定“下海”之前，我曾经先趁饭点偷偷跑到一个女儿做舞女的苦力工人家里，看到他家桌上有米有肉，当即咬牙决定了。

我回家同母亲商量，母亲当然是不同意的，试想，哪个母亲会同意？但是不同意也没办法，我只有这一条路了。

我也想过嫁人，但是人家一听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就吓跑了。也有愿意的，但都是些年龄足够做爹做爷爷的。

我16岁开始在百乐门舞厅下海，没几个月就遇上了傅旭光。可能男人都有“劝舞女从良，拉良家下海”的情节，总说可以养我一辈子。

他总说爱我，能为我做任何一切事情，原配生了孩子，身材吹了气般膨胀，一走路地板都在颤抖，早就没有任何感情。

急于脱离恶劣的生活环境，想为一家人找个长期免费“食堂”的我，就这样慌不择路般做了傅的外室。

我跟了傅旭光之后，生了双胞女孩，想借此来“拴住”傅的心。

可能因为一家大小的生计全维系在我身上，而且还想坚持供弟弟妹妹上学，所以见到傅旭光没什么其他事情，就是伸手要钱。

在傅旭光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特别爱钱的女人，但是粘上身了，又甩不掉，简直可以用湿手沾面粉来形容。

1951年2月以后，去香江需要持公安机关签发的通行证才可通行，傅旭光到处找门路想离开，五四年的某天带着他原配和孩子就消失了。

我花光细软才得到消息，他从拱北跑噢门坐船去了香江。无路可走之下，两个孩子让我妈带着，我典当了所有的首饰也跟着来到了香江。

我知道他亲戚家的地址，去了三次，都不在。留话在弄口咖啡馆等他，会一直等下去。终于来了，他带着紧张和不安。

不用猜，他也知道我为什么来，一个被他遗弃的女人，还拖着两个孩子，来者不善。

没有“小别胜新婚”的欢愉，只有剑拔弩张的谈判，他想使缓兵之计，安抚我先回沪海，我却打定主意——要么给钱，要么把孩子接过来一起过。

他没办法，只好让我等，但是恐怕得等好久，我马上说多久都等得。

有时仍然只是来约我出去走走，一不给钱，二不接我回去，更遑论孩子了。

一两年了，只是偶尔约我出来吃个便宜饭，看看便宜电影，不像曾经的夫妻，倒像有情饮水饱的小情侣。

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原本就属于利益交换来的那点儿情意，早已随着“利”的消失而磨灭干净了。

现在的两个人，只是一个为了孩子紧缠，一个为了面子甩不掉。

原来，傅旭光之所以如此，不只是生意难做，还因为负担太重。

他当初刚到香江就火速又纳了一位妾室，是一个离婚带个姑娘的女人许玫，她还又给傅旭光生了一个儿子。

如此看来，原配有四个孩子，我两个，许玫两个，加起来有八个孩子，三个夫人要养活，他能过得舒心才怪。

偶尔给我画大饼，比如会把孩子们都接来，会把另外两房老婆打发回沪海，只留我一个人在身边。

但是，我已经不是十八岁的阮文竹了，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持保留态度，不得不信，又不得相信，只能凡事见结果再说。

我知道我现在是忍受的时候，那是应该忍耐的。有什么别的方法呢，除非我自己有本事能自力更生，经济独立。

现在还是这样，他的话在自己心里要打八折，甚至五六七折。明知如此，我也不能拆穿，假意迎合罢了。

他半真半假松口说预备明年把孩子们接来，不过先到噢门居住，因为那边生活费低些。

我的想法很简单，随便，住噢门也好，新界也好，元朗沙田哪里都好，只要能和孩子一块生活就好。

感情也被现实耗个精光，肉体的新鲜感早已消失，男人为责任和面子，女人为生存和子女，这样的关系令人窒息。

像肛门上被涂了辣酱的狗，明明厌恶，却不得不反复舔舐。

来香江之前我已经做好了过苦日子的准备。

来香江以后，我做过工厂女工、售货员、餐厅服务员、收银员每月的薪水连小费一般是七十元左右，最少时候只有五十多元。

房租倒要用去三十五元，再买点生活卫生用品便所剩无几，但还是千方百计省出钱来，往沪海家里寄包裹。

来港两三年，我渐渐也看清了一个现实：现在在香江生活的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穷人，只有少数人稳定富有。

虽然街上很繁华，汽车跑来跑去，有车阶级很多，其实汽车很便宜，二手车两三千元就能买到，有的更便宜，千八百元就可以到手，而且还能分期付款。

人其实和车差不多，折旧率大，任何东西都是这样，我看得也很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都在努力工作。我已经是受过经济困难的，现在使我更加警惕，日后一定要刻苦节省金钱，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觉得从前的自己愚蠢、无知没脑子，今后一定要克服要面子、虚荣心，要节省每一分钱，否则还会日夜忧心。

五四年跑到香江以后，我再也没有让姓傅的沾过身子，无论他说什么我都要实现了再说。

我也能说，虽然生活困难，我没让任何人占过便宜，现在唯一让我牵挂的还是两个女儿。

我现在一点也不气了，最大的奢望只想着孩子也能来香江一起生活。

也因为想穿了，我人反而胖了，身体也好了，晚上也能睡得着了，所以你不要为我担心了，好在我自己觉得知足也没有了虚荣心。

我现在经常去香江圆玄学院做义工，那是香江新界荃湾三叠潭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名胜之一，是香江唯一同时供奉佛、道、儒三教的总坛。

每次得到那些受到我帮助的施主善信们给我的鼓励和赞赏，我总是打心里高兴。

相对于大屿山那边，这里是清静的，游客相对少，如果有机会你来香江我一定带你来走走。

附：随信寄上港纸三十元作为邮费，你方便的话让我们恢复继续通信吧。

永远想着你的朋友：阮文竹

1957年7月 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