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村环境治理的有利条件

（一）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优先度提高

近年来，我国决策部门对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加强农村环境治理的关注增强，相关政策密集出台、财政投入大幅增长、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村庄环境整治为重点，以建设宜居村庄为导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2015年我国启动了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农业清洁生产技术试验示范项目，农业部发布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等文件，制定了到2020年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的工作目标。[5]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农村垃圾治理的量化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态宜居”作为重要战略目标，要求做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进农业绿色发展。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要求各地加大工作力度，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编制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明确了污染治理工作的总体要求、行动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对污染治理攻坚战作出部署。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响应国家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的号召，各级行政部门都制定了辖区内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和实施方案，在阶段性工作任务、工作重点、资金来源、项目管理等方面做出细化安排和落实。高强度的治理在改善区域水质上效果明显。以太湖流域为例，2007年太湖曾因水质恶化发生蓝藻暴发事件，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太湖水质逐渐改善，保证了饮用水安全，未发生大面积湖泛，特别是2016年以来Ⅴ类、劣Ⅴ类水体明显减少，湖体水质改善为Ⅳ类（见表3）。

表3 太湖流域水质变化

（二）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农业活动强度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8.71%逐年上升到59.46%，在整个经济带内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同时，位于长江中上游的7省1市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表4显示2010—2018年该地区的农村常住人口减少了4223万人。按照分析环境压力的IPAT模型，人口数量是环境压力的重要影响因子。[6]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增加了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也减轻了农村地区的环境压力。由于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好，防治污染有规模效应，人口城镇化也减轻了整个流域的环境压力。

表4 长江经济带中上游省市农村常住人口减少情况

在长江经济带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迅速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再加上务农收益低等原因，长江中上游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出现了以耕地为代表的农地收缩、劣质耕地退耕并实现森林恢复的现象。学者们称土地利用方式的这种变化为“土地利用转型”或“森林转型”，认为这是传统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自然结果。边际耕地被撂荒后，自然植被将逐渐演替恢复，因此这种转型成为修复地方生态系统的重要力量（Lambin and Meyfroidt，2010；王宏等，2018；戈大专等，2018；李升发、李秀彬，2019）。可见，工业化和城镇化减少了农村人口，降低了农业活动强度，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修复，是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社会环保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增强

一般地，在低收入和有限的预算约束下，人们对生存物品的需求远远超过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而当收入增加后，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会普遍提高，对环境质量的需求随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后，不再仅满足于温饱生活，形成了对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安全、优美的环境的消费需求。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后，对食品安全、环境质量的关注提高，对乡村休闲旅游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的环境质量不仅有利于生活在其中的农村居民，也能增加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在经济全球化受阻、出口市场缩小的背景下，如今我国制造业利润普遍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减少，投资拉动成为“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选择。启动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改造不仅能创造就业岗位、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增强地方长远发展潜力，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因此，目前我国正处于既“愿意”也“有能力”投资于农村环境治理的阶段。图9显示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不断增加，特别是2018年这一领域的投资同比增长了1.3倍。这些投资建设的环境设施为改善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基础。

图9 长江经济带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6—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