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文献综述

（一）绿色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撰写的Silent Spring出版，该著作强化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也启发了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深度思考。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并且创建环境规划署，确立了环境保护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呼吁全世界的人民增强对全球环境保护的使命感，一起加入这场无硝烟的环保战争中。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在该会议上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此后，可持续发展从理论上升为战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全球得到推广和普及。中国政府做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于1994年3月25日由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推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绿色发展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共同构成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对“绿色发展”这个领域，学者基于不同的方法与不同的侧重点，分别对其内涵进行深刻的分析。甄霖等（2013）提出“绿色发展二元论”，指出绿色发展从本质上来讲是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的协调与融合是该理论的核心关键。郑宏娜（2013）在二元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及社会福祉三方面为视角提出“绿色发展三元论”。唐啸（2014）在梳理已有相关绿色发展理论文献基础上，总结得出绿色发展概念变迁分为生态、经济—生态、经济—生态—社会三个阶段。邬晓燕（2014）提出，绿色发展是将环境视作内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该模式重视环境与资源可持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要理念是达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的协调与融合。王海芹（2016）指出，绿色发展的演化路径为低级向高级转变，在传统工业化的基础上，将资源及环境的承载力纳入发展范畴，探寻全方面、高效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注重绿色发展成果的普惠性。综上观点，“绿色发展”可定义为，在不突破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区域内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相互协调，进而达到高效率、低能耗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在厘清绿色发展内涵的基础上，学者对其特征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永芹（2014）认为，绿色发展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其在绿色创新驱动的基础上，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生产消耗排放量低、生活消费合理、生态资本逐渐提升。胡鞍钢（2014）归纳出绿色发展存在三大特征，一是强调经济、社会与自然三大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二是该发展方式的基础是绿色经济增长模式；三是注重全球治理在该发展方式中的重要性。邬晓燕（2014）认为，绿色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传统经济竞争力被以绿色科技主导的绿色竞争力取代，进而成为影响国家综合能力的关键因素，其发展是系统的、整体的、有机的。王海芹（2016）提出，绿色发展具有下述特征：一是绿色发展的协调性；二是绿色发展的全球性；三是绿色发展的系统性；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的后发性。黄茂兴等（2016）进一步提出，绿色发展与经济活动中生产、流通、分配等步骤息息相关，其特点为包容、低碳、可持续等。程钰（2019）指出，绿色发展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前提和保障是经济生态化；其次，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是协调发展；最后，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应突出区域管理的重要性。总体来说，绿色发展的特征主要体现为：整体性、协调性。整体性侧重绿色发展框架的落实，不仅包括空间领域，如省域、城市、高新技术园区等绿色发展，而且包括产业领域，如三大产业的绿色发展。协调性则强调社会民生、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三者的和谐统一。

（二）绿色发展评价

由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国家统计局（2017）三者共同提出的绿色发展指数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和使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指数构建了“经济增长绿化度”“政府政策支持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3个一级指标，并在相关理论基础上具体细化为9个二级指标、55个三级指标。黄跃等（2017）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文明三个层面纳入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黄素珍（2019）从六个层面构建了绿色发展指标，依次为绿色生活、资源利用、增长质量、环境质量、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刘耀彬（2019）从绿色发展的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维度构建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郭付友（2020）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绿化度、社会绿化度、环境绿化度、政府支持度四个角度切入。不同评价指标体系各其优劣，但一般都包括经济增长、城市生态、发展潜力、资源利用四个方面。但是在已有研究中，较少有考虑技术创新因素，然而技术创新能力是提高新时期绿色发展的资源高效配置、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驱动力。

绿色发展评价方法主要分为指数法和DEA方法两类，其中指标法可以分为主观与客观两种。已有研究中，两种方法均有学者进行了使用和拓展，主观赋权法可以分为AHP方法、专家打分法（郝汉舟，2019；黄素珍等，2019），客观赋权法有主成分分析法（李华旭等，2017；曾贤刚等，2014）、动态因子分析法（高红贵，2019）、熵值法（于成学等，2015；焦士兴等，2019；熊曦等，2019；郭付友，2020）、综合指数法（陈晓雪，2019）。已有文献对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尺度主要有四个方面：国际、区域、省际和城市。学者从五个研究角度出发，有较多的研究成果（蓝庆新，2020；李旭辉，2018；陈晓雪等，2019；段永强，2017；刘旭红，2017；汪彬等，2019）。

（三）绿色发展效率

绿色发展效率是指在考虑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的基础上，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投入要素与产出要素之间的内部关联度与两者的比值关系。

在测算效率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最早将资源环境作为投入产出要素纳入了绩效测算模型的过程。Solow（1956）进一步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产生起源与技术变化，可以将其理解为无法用投入增长所解释的额外部分的产出增长率。Caves等（1982）提出，超对数生产率指数，1983年Pittman在该基础上做出了改进与完善，创新性地在效率测度领域上初次纳入了环境因素。Chung（1997）等创新性地建立了方向性距离函数来测度瑞典的纸浆生产工厂的全要素生产率值，并在Malmquist指数基础上发展提出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该指数能在保有原有指数优点的基础上测算存在“非期望产出”的TFP值。ML指数在后续受到了广泛学者的接纳与运用，也有部分国外学者利用ML指数测度绿色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后续学者们对效率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把环境污染视作投入要素（Coelli，2005），因环境污染一般出现在产出环节，故种该测度方法与实际生产事实较为脱离；另一种方法是把环境污染视为产出，且是“非期望”产出（Kumar，2006），该思路与Fare在2004年提出的观点较为一致。故在效率测度方法选择上，学者们逐渐形成统一，即将环境污染视为非期望产出进行测度。

国内在效率测度研究方法方面，早些年用参数分析法SFA模型的较多（匡远凤等，2012；于伟，2016等），近些年更多地采用非参数分析法DEA模型，DEA模型类型选择也较多，如SBM模型、DDF模型、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NDDF）、全局DEA模型等（蔡宁等，2014；杨志江，2017；杜莉，2019；刘海英等，2020），为了防止出现效率值同时为1、无法比较的现象，学者们在DEA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采用超效率DEA（Super-DEA）模型（车磊，2018；李雪松，2020）。

在效率测度指标方面，因为效率测度实质是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内在联系，故在构建效率指标评价体系时通常要考虑投入与产出指标。投入指标一般为劳动、资本、能源；产出指标分为期望与非期望产出两种。通常定义GDP为期望产出，而将环境污染定义为非期望产出（李艳军，2014；何爱平等，2019；谢秋皓等，2019）。但很少有研究将创新投入要素作为投入因素，因而构建包含传统投入要素（包含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能源投入）和创新投入要素（包含R&D人员和R&D经费）的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和尝试。在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择上，学者们尚未形成统一，有的学者选择工业“三废”（方杏村等，2019），也有学者选择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指标的排放量（王兵，2014），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熵值法把多种污染指标进行融合计算形成指数（袁华锡，2019）。在把环境污染作为产出进行效率测度时，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构建绿色GDP，将GDP和环境污染联系在一起，构建绿色GDP（吴传清等，2018）；另一种是将环境污染作为单独的非期望产出要素（周亮等，2019）。

在效率测度研究尺度方面，主要包括国际、区域、省际、城市四种研究尺度。在国际研究尺度上，黄健柏（2017）选取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对其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杜莉（2019）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在区域研究尺度上，大多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原城市群、长三角等地区（卢丽文等，2016；吴传清等，2018；李俊杰，2019）；也有较多学者从城市研究尺度出发，如全国的地级市、具体某省的地级市以及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等（任耀等，2014；方杏村，2019；袁华锡，2019；胡博伟等，2020）；从省际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也很多（黄永春，2015；刘耀彬，2017），但测度出省际效率后，分区域进行分析的较少。

（四）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

随着经济的发展，研发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日益重要，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等学者指出，R&D推动技术进步，其主要通过促进想法加速向成果的转变，促进区域内的产品升级和策略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进一步上涨。国外学者偏向于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如日本学者Sueyoushi和Goto（2013）在研究日本制造业企业以及IT企业时，得出企业的企业价值（EV）会因为R&D投入而得到显著提高的结论。Wang（2014）运用DEA模型评估美国153家企业环境状态，构建评估指标时，使用了R&D指标。Costa-Campia等（2017）在研究西班牙制造业企业时发现，在环境方面投入的R&D以及创新是节能减排成功的核心方法。国内目前已有关于绿色发展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传统要素的角度出发（钱争鸣等，2015；赵领娣等，2016；杨志江等，2017；何爱平等，2019），然而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技术创新是优化各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高效发展的关键所在。技术创新效应分析机制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技术开发阶段，以创新、绿色为指导思想，部署研发人员、分配研发资本，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开发，在该过程中获得一些成果，如专利申请授权数、新产品开发项目等；其次到达技术成果转化阶段，该阶段以生产销售为核心工作，将专利、新产品项目等产业化，从而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提升企业运作能力以及减少环境污染，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技术创新效应机制分析

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的确定在效率的测度中最为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研发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关于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大多是以传统要素的角度切入，然而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技术创新是优化各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高效发展的关键所在，需将技术创新构建在指标体系中。根据创新驱动理论，可以构建一个包含R&D投入的DEA-SBM模型，其中传统投入要素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能源投入，创新投入要素包括R&D人员和R&D经费。在这一模型里，传统资源要素投入下的绿色发展效率被定义为传统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创新资源要素投入下的绿色发展效率被定义为创新型绿色发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