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我在中大参加革命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算第一次读懂了：我的饭碗在信都被人打破，求生存的欲望迫使我考进了中山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大，在广州石牌。广州最长的马路（街道）是惠爱路，在惠爱东路的中大附近设中大车站，向东走经百子路、东山而抵石牌。中大有文、法、理、工、农、师范和医七个学院，除医学院及中大医院在百子路外，六个学院都在石牌。大学中心在一座岭上，大学办公室、理学院、文学院相对而立，岭麓有著名的五座宿舍，顺序为理、工、法、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

回中大时，谢焕新老师叫我带给师院谢那威一封信，必须亲自交到。谢那威是潮州人，坦率而健谈，是一个能从说话中引导你暴露自己的能者。在中大，我先前认识的人除了贾老师外，尚有读过临中的黄凤英、黄德贤同学，前者是贾的爱人，后者也刚考进工学院，读了一年就停学回家。

我住在新生宿舍二楼，按序号叫13宿舍，在新生膳堂开饭，上课则在理学院。数学、天文刚分系，上课、食、住都在一起。我是做过近两年中学教师的大学生，因为家贫，与人无往来，整天在教室做功课，有时往图书阅览室跑。

我完全靠公费过日。我留存的笔记本，记有1947年10月至1949年1月中大师范生的公费（单位：蒋币）的发行情况：

1947年10月，21万元；11月，24.4万元；12月，34万元（13日发制服费5万元）。

1948年1月，35万元（2月25日补发35.2万元）；2月，60万元（25日补发25.2万元）；3月，117万元（4月15日补发49万元）；4月，126.4万元（5月1日补发21.7万元）；5月，260万元，零用金50万元（6月5日补发34万元）；6月，343万元（7月10日补发81万元）；7月，分两次共发686万元（8月12日补发630万元）；8月，两次共发1750万元（9月22日补发2.81金元）；9月，两次发11.49金元；10月发11.4金元；11月，四次共发56.6金元；12月，两次共发65金元；1949年1月，两次共发236金元。

从公费发放情况，足见当时的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早上发的纸巾、金圆券，晚上就贬值了半截。无论政府改每月公费一次发为两次发，补发又补发，由元改为万元，由十万元加到千万元，后改纸币为金圆券，都挽救不了其崩溃的命运。大学生群起求温饱求生存，反饥渴反迫害运动如火如荼。学生们扛上饭碗走上街头要饭吃！

入学的第一个月，学校在七个学院全部新生中举行了论文比赛。题目已记不清，但是关于治学方面的。我写：结合我教过两年中学才读大学的实际情况，知不足而勤奋求索，我决心认真治学，学成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老师。料想不到的是，全校近千名新生，文、法、师皆以写文章见长，居然让我的论文得了头名。学校出了通告，奖了两本书和一张奖状，我将论文比赛结果及奖书、奖状寄给李镇校长，他十分高兴，说我为母校争了口气，私立临江中学的学生不比人差，穷人的子弟不比富家子弟笨！

从此，我受到了进步同学的关爱。当年中大是华南的民主堡垒，有四大进步社团：理工学院的科学研究会，文法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师范学院的中师剧团和各学院综合性的南苑剧社。农学院、医学院另有其组织。中大的学生运动，在“5·31”受到国民党的镇压、血洒长堤后，已转入隐蔽时期，争取以合法的社团活动出现。各社团的领导，全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我入校不久，即被高届的同学凑邀，加入了科研，以后又被选为一年级小组的组长。贺县学生当时在中大共14人，除我以外全在贺县中学（公立）读过，家境都比我好。参加科研后，我逐渐认识一些贺县同乡，其中刘超鹏还在经济上支援过我。

11月底，机工系陈元泰（贺县黄田长山头村人）找我出去玩，谈家乡，谈历史，谈感受……他在了解我的家庭与过去。我毫不保留地说清楚。几次谈话后，就谈到对中大学运的看法。当时，在中共的一个外围组织，九月份起开始创建，有严密的组织，采取单线联系，制订有“秘工条例”和一些严格的组织纪律与制度。他说，根据会员的介绍和对我的了解，协会准备发展我加入协会为会员，关键在我有没有这种觉悟和入会要求。

我坦诚地说，两年以来，我逐渐走上革命的路，我在找寻共产党。我表示了愿望与决心，要求加入协会。我写了详尽的自传，对以前加入过三青团，为薛维纶代写过“告怀集青年书”，薛维纶不满意写《某政工队长》的作者等等做出详尽交代。为了适应当时艰苦斗争环境，我改名黄连（我母姓黄，父名亚连，我有黄连一样苦的历史）。1947年12月下旬，组织审查我的自传及申请后，正式批准我成为爱国民主协会的会员。在陈元泰的监誓下，宣誓“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党指向哪里，我奔向哪里”。发有秘工条例。以后定期收到协会的工作指示及秘密宣传资料如《中大文摘》等。不久，为避免组织被破坏，我的上线联系人转为钟贻孙（桂平人，物理系）。

路在足下，我走上了革命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