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我被解雇了

在富川中学，我以黄弗顺的名字订了《新华日报》和一些进步的书，先是寄到仁义上街何庆文同学处，后来被县邮局韦璋（当年监督邮件者）发觉，收到警告；干脆寄到学校，被毛呈琳校长和胡维翰老师发现，把我骂了。我当时是重庆《科学与生活》之友（进步科学工作者组织），信函往来都受到监视。

1946年暑假，唐姚宋老师去桂林，我无法再留富川，我不能再在这里扛空饭碗。同学们虽恳留我，我也不得不在七月底悄悄离开。新华日报社朱光曾给信何庆文，问黄弗顺去了何处？

我在家住了一段日子，同村的薛维纶回家时路过我家，见我赋闲在家。他听朋友说，信都中学正缺数学教师，龙井人黄炎燊在信都任县长，他说能为我推荐。

几天后，薛维纶告诉我，信都中学同意聘我为教师，解决了饭碗问题，我当然欢喜。不久，薛维纶被提升为三青团怀集分团干事长，他上任后要发出一封《告怀集青年书》，要我替他代写。他随身带来三青团书刊的样板，叫我依样画葫芦，改头换尾，不全文照抄即可。他既给我介绍了工作，这“小事一桩”，只需将三青团的陈言烂语照样拼凑成一篇文告（稍懂文字的人，即能胜任此项工作），我为他做了。

我去了信都中学教书。校长是中大人类学系毕业的张××，总务主任张××是校长的叔父。教导主任黄××。我已是第二次教中学，很受同学欢迎，半年后学校将我留任。

1947年春，老师选举我为学校“经济稽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校长叔侄二人串通一气，学校经费收支不明不白，我根据老师的揭发，稽核后对部分单据不同意开支，校长叔侄二人迁怒于我。

1947年三月中旬，信中老师创办《信声报》，凑钱买了油印机。黎显声有朋友当官，有办报的社会关系，被推为发行人，宁松荣为主编。第一期试刊为壁报，就贴在校门过道的墙上，群众非常拥护，附近街道的群众也来观看。试刊前，黎老师已到县府备案，县府批准“按法规办理”。第二期起，改油印，八开四页，每期印150份，只收成本，很快在校内卖完了。第三期加印100份，向校外销售，邻近的小学老师、居民争着买。

黄县长之女文慈、侄文池都是信中学生，报纸公开出版，他很容易找得到。第三期后，他召见了黎显声，问及稿源及作者。黎据理力争，刊发文章皆遵循“三民主义的建国方针”。黄县长点着第二期的《墨墨黑的杂感》、第三期的《从这边到那边》《路上拾来的文章》……“这些文章，与共产党的文章，同一个音调，说现在社会这里不好，那里不对，反国民党，反政府。”黎老师没有告诉他，这些文章是黄县长介绍来的薛老师写的。

两天后，县府勒令信声报要先向广西省新闻审查委员会申请登记，并把第四期全部稿件随同送审。

有理走天下，我们编辑部并未被吓怕。一面将办《信声报》的申请报告交县府审批上报，一面组稿，将包括我写的《寓言两篇》《老鼠上天平》在内的第四期稿件送审……石沉大海，一张受信都人民欢迎的《信声报》被永远拖垮，被扼杀了。不久，我们在贴第一期壁报处贴出了《休刊启事》。

信声报事件后，黄县长找我谈过话，问一些稿件是否是我写的，我避而不答，只说：“作者有感而写，话并未说错。”他以长者的口吻，告诫我“不要跟别人乱跑。”他不能不承认，我学历不高，但我很受学生欢迎，学校叫我多上些课，我从未斤斤计较。他女儿、侄儿都说我忠诚于教育事业。

与此同时，周庆云老师在纪念周上，公开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

1947年暑假一开始，张校长一纸通知，以“教学成绩十分平庸，给予解雇”为借口，将我辞退了。当着张的面前，指着他给我的通知，我直陈他荒唐。我成绩十分平庸，为何连教连任，为何由两班课增为三班，校长岂不误人子弟？是我平庸还是校长平庸？他哑口无言。

为了对学生有个交代，我离校前还去县长家，找到他的女儿、侄儿，嘱咐他们，以后换了老师，更要勤奋学习。黄县长当然知道我被解雇的其中原因，他假装并未指使校长解聘我，竟还做了一个顺水人情，通知张校长给我发足暑期两个月的工资，分文不得克扣。

解聘后，我离开了信都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