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权力关系与地方政治

第一章　不闻蜀人有善书者：书法史视野下汉唐间巴蜀文化的嬗变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1045—1105）流寓巴蜀之时，突然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巴蜀地区从汉代以来在各方面虽然人才辈出，但书法人才却相当不济。他指出，“巴蜀自古多奇士，学问文章、德慧权略，落落可称道者，两汉以来盖多，而独不闻解书”。接着他还发现，下接魏晋，直到唐代，巴蜀书坛都没有产生过著名书法家，以至于“唐承晋宋之俗，君臣相与论书，以为能事，比前世为甚盛，亦不闻蜀人有善书者”。对此，诗文书法在当时俱称一流的黄庭坚不免感到困惑，从而发出了“何哉”的疑问与感叹。[1]

黄庭坚所注意到的汉唐间巴蜀文化史上的这一奇怪现象，涉及如何理解中国书法从汉魏至隋唐的演进过程及其与巴蜀文化特质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对此学界目前似未有人注意。笔者尝试从黄庭坚“不闻蜀人有善书者”论出发，以中国书法史和巴蜀区域史的脉络梳理为主线，解析汉唐间巴蜀文化与巴蜀书法的发展过程及二者的内在联系。

自古多奇士与独不闻解书：中国书法史上的巴蜀悖论

从“两汉以来”的“独不闻解书”，到“唐承晋宋”的“亦不闻蜀人有善书者”，黄庭坚非常困惑又触目惊心地揭示了汉唐间巴蜀文化的一个特殊之处：各方面都孕育出杰出人才的巴蜀文化，在书法方面却乏善可陈。唐代书论家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2]这是书法家对书法与文学之间密切关系的真切体会。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书法的发达恰是文化繁荣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然而从汉代以来就以文化发达著称的巴蜀地区却偏偏不符合这个惯例，及至唐代始终没有书法名家闻世。那么究竟此判断是黄庭坚的一己之见，还是巴蜀文化在汉唐间书法史中的实际表现呢？

汉代以来，随着秦汉王朝在巴蜀统治的持续深入，巴蜀文化进入繁荣期，积极参与了华夏文化的历史进程。由于秦汉政府在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持续改造和熏陶，巴蜀民众逐渐华夏化，文雅之风盛行，巴蜀文化在汉代实际上与中原主流文化趋同。[3]从汉代中后期开始，巴蜀已有人才辈出之誉，“自汉兴以来，迄乎魏晋，多士克生，髦俊盖世”[4]。特别是汉代文学史上的司马相如、经学史上的扬雄，二人都是闻名于世的奇才，正应了黄庭坚“巴蜀自古多奇士”的称许。

但在书法史上，巴蜀人物确实无足称道。不过后人也有以扬雄为书法家的认知，如《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所梳理的汉代书法家中，就把扬雄列在士大夫书家的第一位。但在如何体现扬雄是一个“书法家”的问题上，作者不过是因为曾有人向扬雄学作奇字，且扬雄又在古文字上颇有造诣，从而得出扬雄是一位“古文字书法家”的论断，甚至还以扬雄的“书为心画”之说立论，认为他提出了书法与书写者性格及思想感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后世论书、创作、鉴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5]

如果上述说法属实，扬雄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自应举足轻重，然而这恐怕是后人的误读，《汉书·扬雄传》并无他善书的记载。精研古文字的人，也不一定就擅长书法。而“书为心画说”，更是扬雄与“书法”之间一段最易被后人误会的公案。扬雄时代的“书”，并不是后世所谓的“书法”，而是语言的表现形式。现代书法史研究者也大多意识到这一论断最初的意涵与作为艺术的“书法”并无关系，如《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在肯定了扬雄是书法家后，却专节辨析了“书为心画”论在扬雄本人那里所指涉的只是语言表现形式与思想内涵表达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一个书法问题。“书为心画”的书法史意义，乃是后世不断误会与附会的结果。[6]因此扬雄虽然在文学、经学上成就突出，为后世称道，但确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

“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7]，唐初孙过庭的《书谱》拣选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四人来概括汉晋书法所取得的成就，基本上是唐宋士人的书法史共识。唐初房玄龄夸赞唐太宗的才华，用的套话也是“笔迈钟、张，辞穷班、马”[8]。可见书法水平与文学成就仍是世人眼中衡量文化高低的两个标志性成果，在班固与司马相如所代表的文学史谱系中，蜀人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但在钟繇、张芝所代表的书法史谱系中，蜀人却是没有位置的。

唐宋书法史的书写中，委实并无巴蜀人物。《书断》评品古今书家（迄唐初），分列神品25人，妙品98人，能品107人[9]，竟无一蜀人。黄庭坚说两汉以来直到唐代“不闻蜀人有善书者”还真是如此。黄庭坚敏锐地意识到，从汉到唐将近千年的时间里，正是中国书法从蔚然兴起到蔚为大观的重要时期，从汉代起就已经号称文化发达的巴蜀地区居然缺席，似乎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不同步”。从书法的发展进程与中国文化整体发展趋势之间往往成正比的态势，以及作为文化成就的两大支柱——书法与文学的共生发展关系来看，巴蜀文化发达而书法落后，显得步调错乱，更突显出“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现象背后的悖论本质。

巴蜀本土丰厚的原始神灵信仰，给巴蜀文化蒙上怪力乱神的特点，显得其与中原正统气质颇为异趣，一定程度上也使巴蜀地区的经学具有创造性，文学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扬雄的《太玄》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正是巴蜀文化这种特质在经学与文学两方面的典型代表，使得巴蜀呈现出“自古多奇士”的底色。汉代巴蜀地区不但在基数上拥有大量文学家和经学家，而且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杰出的、一流的人物。如“专精《大易》”的严君平、“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的张宽、“高才文藻”的王褒、“年十三已能作《雷赋》”[10]的杨终，他们或精于经学，或驰名文坛，均为世人所赞誉。

“写字”是文化的表象，也是文化繁荣的副产品，似乎文化发达，书法也应该发达；但书法却是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不只需要文化的积淀，更需要某些文化特质赋予艺术以创造力。从书法艺术的时代风格来看，汉唐重在法度，魏晋胜在风韵，这些文化素质难道真是巴蜀文化所不具备，或者说缺乏的？对于巴蜀地区如此奇特的文化现象，黄庭坚在提出问题后，也以三国时代为例，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解析。

诸葛孔明拔用全蜀之士略无遗材，亦不闻以善书名世者，此时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笔研，亦无足怪。[11]

他把三国时代巴蜀书法的发展滞后归因于乱世的尚武之风，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今人编著的大型书法通史《中国书法史》的“魏晋南北朝”分卷中，编写者用了两章分别论述魏国书法和吴国书法，却没有蜀汉书法的内容，显然是因为蜀汉在书法史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特别是没有代表性书家可以称道。

黄庭坚以三国乱世、崇尚武力为由来解释蜀国没有“以善书名世者”，但同时代的魏、吴两方的书法成就，恰好映衬出这种历史普遍性解释模式的乏力。同样是军阀混战的乱世，曹魏政权中有宗师级的大书法家钟繇，东吴政权也有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的《天发神谶碑》书写者——书法界的一流人物皇象，魏、吴政权内以书法闻名的二三流人物更是数不胜数。[12]

显然，黄庭坚的解析是在讨论文化发展与历史大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普遍性视角下的区域文化解读，这种文化发展与时局好坏成正比的逻辑换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运用，它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究竟是什么特质导致了整体文化比较繁荣、各方面人才辈出的巴蜀地区不能产生有影响力的书法家？

有书法而无书法家：汉魏之际巴蜀文化与魏晋风度的时空差异

汉魏之际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所谓“钟张”即这个时代的象征。不过，这一时期的巴蜀地区虽然没有“书法家”，却不等于没有“书法”。东汉后期盛行的碑刻书法在巴蜀地区相当普遍，四川地区有大量东汉后期碑刻存世，特别是石阙铭文和崖墓题记至今尚有不少。然而这些书迹几乎清一色地出自民间匠人之手，虽有着汉代隶书的基本风格，但总体书风放纵恣肆，笔画奇逸开张，为其他地区碑刻书法所不见，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地域书法特色。[13]这些民间书法在唐宋时代自然不入书论写作者的法眼，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汉魏时期巴蜀地区仍然有着跟其他地方一样的书法氛围，是具备孕育出书法家的文化土壤的。

事实上，蜀汉是有“以善书名世者”的，此人系著名学者谯周，陈寿在《三国志》中即称许谯周“尤善书札”[14]。跟谯周差不多同时期的曹魏的钟繇、东吴的皇象，都是书法史谱系上璀璨的明星。但在晋唐以来的书法史谱系中，谯周是被完全遗忘的人物，谈论善书者时没有人会提到他。而“不闻蜀人有善书者”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蜀人的“书法”的确不怎么样，实不足为人所称道；二是蜀人其实有善书者，只是外间不知道蜀人的书法成就，无从谈起。实际情况则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汉魏之际巴蜀地区的书法实况，可以看到其既是中国书法的一部分，也在中国书法兴起与发展的关键期参与其中，那么“不闻蜀人有善书者”背后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巴蜀书法在士大夫群体中缺乏杰出代表。与魏、吴两方在精英人士中拥有众多善书者不同的是，蜀汉似乎只有一个被后世遗忘了的谯周，显然在汉魏之际的巴蜀地区，书法一项在精英文化中是有所缺失的。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梳理中国书法史可以发现，书法家群体是在汉魏之际集体涌现的，钟繇、张芝皆出自这一时期。而书法家群体出现的时机，又恰恰和另一个群体——“士族”的形成相关，前之钟、张，后之二王都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可以说，从汉魏之际到六朝隋唐的五六百年间，士族是产生“书法家”最集中的群体。书法不是简单的“写字”，而是在文字书写过程中体现出对笔墨的控制能力——运用笔墨的点画运行构造字形与布局，包括用笔、结字、章法等技巧。但掌握这些远远不够，还得在熟练的技艺基础上，依靠书写者的气韵、境界之类的综合文化素养，在具象的笔墨之上抽象出高超的精神境界来。

因此，精英文化中的“书法”既需要技艺的磨炼，又需要文化的根底。可以说笔法的传承与创新，配合书写者的文艺气质，才能写出为世人所称道的一流书法，所以书法家的产生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这简直是魏晋以来士族群体得天独厚的基本素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又称门阀，是政治上形成垄断地位的特权阶层。他们凭借着经济、文化优势而形成门第之资，其中学术文化修养又是士族能在社会上崭露头角非常重要的素质之一。[15]这一点正与书法家的基本素养不谋而合。

汉代蜀中最有名的文化人司马相如、扬雄都是贫寒人家走出来的天才。司马相如与蜀中富豪卓氏联姻前，一度“家贫无以自业”[16]；扬雄的祖上迁居入蜀，也只是“有田一，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的小地主，到扬雄时，“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17]。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好学深思，勤奋努力，以文学才华而知名当世，和钟、王那种根基深厚的世家大族子弟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以“书圣”王羲之为例，琅琊王氏是魏晋时代第一流的高门大族，该家族发迹于汉魏之际的王祥，此人官至太保，且以孝行著称，“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故事就是他的事迹，可谓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名人。[18]

到了东晋，王家已经世代公卿将近百年，琅琊王氏更因在东晋政权的建立与稳定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成为门阀士族的代表，乃至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显然，“家贫无以自业”和“家产不过十金”的司马相如与扬雄，其家世传承同王羲之比起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司马相如、扬雄出身普通人家，没有家底，自然也无所谓“家学”，其在文学、经学上的成就，完全是自己天才式体悟与迸发的结果。然而，书法不是一个仅靠“聪明”就可以有所成就的文艺类型，而是要结合笔法基本功的训练，综合文化素养的长期陶冶，再加上书法家笔下创造性的发挥，才能有所成就。可见，传承与积淀就显得比个人的天才式突破更重要。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家学渊源本就是很重要的因素。琅琊王氏都擅长书法，王僧虔《论书》一文评东晋名臣王导的书法，“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衣带过江”[19]。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也精善书法，因王家“与卫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以授子羲之”[20]。王羲之的叔父王廙，也是晋唐人眼中的一流书法家，《书断》称王廙：“工于草、隶、飞白，祖述张、卫遗法，自过江，右军之前，世将书独为最，与荀勗画为明帝师，其飞白志气极古，垂雕鹗之翅羽，类旌旗之卷舒。时人云：‘王廙飞白，右军之亚。’”[21]

因此，王羲之能够成为“书圣”，显然并非仅凭个人的艺术天赋与努力。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后，琅琊王氏的书法名家仍然代不乏人，如东晋后期的王珉、王珣，南朝齐梁间的王僧虔、王慈、王志，迟至陈、隋之际，还有著名的书僧智永。[22]

陈寅恪论及士族的特点时曾说：“夫士族之特点，即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23]琅琊王氏为士族第一流高门，除了政治上因世代公卿而获得声誉外，更重要的是利用政治特权和优势建立起深湛的家学渊源，如此才得以形成最值得世人称道和艳羡的所谓魏晋风度。

优秀的书法家基本都产生于第一流的士族家族中，张芝本是官宦子弟，父亲张焕为“太常卿”，因此《书断》特别强调他是“名臣之子”[24]，其弟张昶的书法也被《书断》列在“妙品”[25]，兄弟二人皆是闻名于世的书法家。六朝隋唐时代公认的第一流书法大家，基本都出自汉魏以来形成的衣冠士族之家。以《书断》为例，“章草入神，小篆、隶、行、草入妙”[26]的卫瓘，出自著名的河东卫氏，相传王羲之后来即从卫夫人处得授笔法；高平郗氏的郗鉴，“草书卓绝，古而且劲”，其子郗愔，“长于章草，纤浓得中，意态无穷，筋骨亦胜”[27]；谢安“隶、行、草入妙”，兄谢尚，弟谢万，并工书[28]，陈郡谢氏在东晋南朝是与琅琊王氏并称“王谢”的一流高门。

然而魏晋以至隋唐的数百年间，巴蜀地区的社会结构恰是一个衣冠士族缺位的时代。两晋时期的蜀中豪族大姓不但远离王朝政治中心，其文化气质也与中原和江东颇为相异，与这个时代流行的魏晋风度因为空间上的距离而呈现时间上的差距，更映衬出巴蜀豪族的“低级趣味”，凸显着集体性的文化落后状态。据当时蜀人常璩的观察，巴蜀大姓“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其做派则是“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辆）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29]，颇有今日所谓“土豪”的气息。

巴蜀豪族大姓，无论是与江南六朝还是中原北朝的大族相比，都显得和文质彬彬的士族气质大异其趣。且巴蜀大姓多为本地原住民，是古蜀人、古巴人的后裔，即便出身于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人移民，也皆属贬谪、逃难的底层人士，因此巴蜀大姓们虽然在经济上颇为成功，但看起来却很“土”，炫耀的是财大气粗的狂野气质，不是诗书传家的文化荣耀。家风传承上的不同，也就造成了巴蜀大姓与中原士族在家学上的落差。

中古时代的书法，也有所谓的家法，其风格和技法都呈现出某种家风，特别是笔法的传承，其所师法多是家法。巴蜀地区没有世家大族型的精英文化家族以及依靠这些家族所传承的家法，自然无法涌现书法名家。

南北右姓无蜀人：东晋南北朝巴蜀地区政治、文化的边缘化

唐人仍然有讲究门第的风气，魏晋以来的士族右姓往往成为士大夫间的谈资。唐人柳芳在《姓系论》中谈及世人所崇尚的南北右姓时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30]可见唐人眼中的士族右姓遍布南北，甚至包括后来入主中原的鲜卑大姓。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沉淀，到了唐代，巴蜀地区竟然没有一个所谓的士族右姓。巴蜀士人何以会在东晋南北朝的士族群体中集体缺位呢？

其实汉代以来，随着巴蜀地区社会政治的长期安定，文治得到推崇，蜀地在三国时代也渐渐有了“家学”发达的趋势。如谯周“耽古笃学”，“研精六经”，“颇晓天文”，而其父谯岍“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31]尹默曾“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此后其子尹宗，“传其业，为博士”；[32]李譔父李仁“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33]。《三国志》所称述的谯氏、尹氏与李氏三家，显已初具士族家风。但蜀汉的灭亡，加上后来成汉政权的兴亡，以及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时局动荡，造成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与中原和江东殊异。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已成为政治、文化活动最主要的承载者，而巴蜀地区却连“士族”这个群体都是集体缺席的。近三百年间，巴蜀地区政局混乱，导致其士人的整体实力一落千丈，巴蜀文化人渐渐沦落为南北两方朝廷中的政治、文化边缘人。

蜀汉灭亡后不到四十年，秦雍六郡流民入蜀，西晋官方措置失当，引发入蜀流民起事，以流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成汉政权最终颠覆了西晋在巴蜀的统治，其间的动乱使巴蜀原住民遭到毁灭性打击。其时，“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34]成汉政权建立前后的战乱，以及巴蜀原住民的大量流亡，使得成汉政权统治下的巴蜀地区人口骤降。

据史书记载，“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35]。于是成汉以后，巴蜀地区的人口结构开始大变，僚人（史籍中多蔑称为“獠人”）在巴蜀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成汉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僚人入蜀事件，僚人从巴蜀以南的夜郎故地和巴蜀山地大规模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36]。成汉亡国后，僚人更成为四川盆地中丘陵地带的主要居民，史称“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37]。

史籍颇能反映这一时期巴蜀人口结构的状况，东晋后期，时任荆州刺史的殷仲堪分析巴蜀形势时指出，“巴（西）、宕（渠）二郡为群獠所复，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獠有”[38]。因此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结构与汉代大异，僚人在巴蜀地区所占的比重极高，如北魏后期“立巴州以统诸獠”，仅新设立的“隆城镇，所绾獠二十万户”[39]。而此前刘宋统治下的益州29个郡，编户仅有5万余户。[40]一镇僚人的人口规模竟然是整个益州汉人总数的四倍，足见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人口结构中汉人在数量上和分布上的劣势。

另据《北史》所述，当时的僚人“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且“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招怀者也”[41]。显见僚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尚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这对巴蜀文化外在形象的塑造无疑是负面的。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战乱与政局动荡，创造了两汉以来文化繁荣的巴蜀旧族或死或徙，所形成的巴蜀文化精英家族几乎不复存在。

据史籍记载，永兴元年（304），因战乱逃亡到荆州的巴蜀流民就高达十余万户，至永嘉五年（311），“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间，数为土民所侵苦”。晋朝的荆州当局又迫害蜀民，最终“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流民拥立名士杜弢为主，造成震动荆湘数年的“杜弢之乱”[42]。

杜弢本为蜀郡成都人，其祖父杜植，“有名蜀士”，祖、父皆出仕郡县，他本人“初以才学著称”[43]，后因秦雍六郡流民入蜀引发战乱而流移出蜀，其时正在南平郡（治所在今湖南安乡县）避难。值得一提的是，杜弢所率领的流寓荆湘的蜀民起义军被镇压后，据说“贼中金宝溢目”，但晋军主将应詹，“一无所取，唯收图书”[44]。蜀人流民沦落到做“贼”的地步，竟然还带着“图书”，以致蒙文通在《汉唐间蜀境民族之移徙与户口升降》一文中慨叹，“此携图书以俱徙之流民显皆衣冠士流之辈也”[45]。杜弢及其率领的巴蜀流民的经历，正是成汉政权建立前后巴蜀原住民中尚有些根基的文化精英家族衰败的鲜明写照。

成汉政权据蜀前后的战乱，致使两汉四百年文治培育起来的本地大姓损失殆尽，僚人入蜀又改变了巴蜀地区原有的人口结构，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态实已不复当年。

在这种情形下，巴蜀文化出现某种“倒退”也就不足为奇了。蒙文通在《獠人入蜀研究提纲》中特别强调：“宋人只见蜀在南宋关系的重大，就说东晋不知用蜀，而不知獠人入蜀以后四川已就荒残，故《南齐书》比蜀于蛮陬，蜀早已不足用了。”[46]这种复杂的局面使得东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不但没有“书法家”，就连两汉三国时代人才辈出的经学、文学等领域的人物也基本在史籍中绝迹。

大约只有史学一脉，还在陈寿、常璩、李膺间不绝如缕地传承着，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力，早已和两汉时代的巴蜀士人群体不可同日而语。放眼整个两晋南北朝，巴蜀地方文化精英在政治和文化上已经彻底边缘化。

从西晋末年到隋朝建立前夕，巴蜀地区一直处于纷乱之中。304年秦雍六郡入蜀流民占据成都，347年东晋灭成汉收复巴蜀，首次将巴蜀纳入治下。但此后蜀中政局一直不稳，373年前秦攻占梁、益二州，东晋再次失去巴蜀。十多年后，前秦因淝水之战的重创而衰败，385年东晋收复梁、益二州，再度将巴蜀纳入治下。直到553年西魏攻占成都，巴蜀地区从此归属北朝。其间，还先后夹杂有东晋末年的谯纵之乱（405—413）、刘宋时期的赵广之乱（432—433）、南齐时期的刘季连之乱（499—503）、北周末年的王谦之乱（580）等众多事件。[47]

在政治隶属关系上有着如此频繁的变动，巴蜀地区自然无法被南北两方各朝政权所倚重。错过了衣冠士族关键成长期的巴蜀精英群体，无论是在南朝，还是在北朝，都处于远州寒门的地位，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到南北两方士族的排斥。《南史》在论及宋、齐、梁、陈四代蜀地文士群体时说，“蜀土以文达者，唯（罗）研与同郡李膺”[48]而已，然而这二人最终也不过官至州别驾，实是南朝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人。

著名史学家常璩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常氏本属蜀地文化精英家族，常璩族祖常宽，据称“治《毛诗》《三礼》《春秋》《尚书》，尤耽意《大易》，博涉《史》《汉》，强识多闻”[49]。但成汉政权建立前后，常氏流散，家道中落。常璩虽然颇以文学自负，在成汉政权颇多撰述，但成汉亡国后随桓温入建康，却遭到江东衣冠士族的轻视。任乃强早前曾指出常璩写《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50]。

有意思的是，后世认为“地方史”的书写即发端于《华阳国志》。《华阳国志》的撰写无疑是巴蜀史学对中国史学的重大贡献，但这实则是常璩在东晋以来巴蜀地区处于“失势”状态下的发愤之作。巴蜀士人只能将聪明才智致力于家乡历史的撰述，正反映了他们在东晋南北朝政治、文化中常常不被重视的尴尬境遇。此后李膺（南朝梁武帝时广汉人）著有《益州记》[51]，也常被认为是继《华阳国志》之后古代巴蜀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志，然而其写作与成书背后的情形恐怕也是如此。

雪上加霜的是，东晋南北朝以来，巴蜀地区反对暴政的起义以及主政巴蜀的军政长官的割据混战，加上南北朝各方政权在巴蜀地区的频繁争夺，巴蜀士人不但难以得到各方朝廷的重用，而且人心思变之下，一有异动，此地本就不多的文化精英家族的代表人物，反倒容易成为叛乱者刻意拥戴以广其号召力的头面人物。

如东晋末年的谯纵之乱，谯纵其人本为“巴西南充人”。其“祖献之，有重名于西土。纵少而谨慎，蜀人爱之”[52]。但在东晋末年的桓玄之乱期间，作乱的军将“共逼纵为主。纵惧而不当，走投于水，晖引出而请之，至于再三，遂以兵逼纵于舆上”。谯纵败后，其“同祖之亲”皆被诛杀。[53]谯纵及其家族的悲剧，充分显示了巴蜀地区精英家族的困境。因此，当时大部分巴蜀文化精英，或像常璩、李膺那样发愤著史以待将来，或是遁入空门别开生面，以避开主流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风险与苦闷。

相较而言，东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较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多为僧道之流，如“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54]的道教首领范长生。另外，北周时期佛教高僧释宝彖的事迹也颇有代表性。

释宝彖祖籍安汉，后居绵州，史载其婴孩时代抓周“止取书疏”，可见也是出身于颇有些文化的家族。其幼年时，巴西太守与之有一段对话颇值得玩味。太守问：“承儿大读书，因何名为老子？”彖曰：“始生头白故也。”可见他自幼虽然熟读典籍，但读的却是道书而非儒家经典，反映的是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宗教氛围浓厚的特点。他出家为僧后，“开化道俗，外典佛经，相续训导”，“又钞集医方，疗诸疾苦”[55]，后又为《大集经》《涅槃经》《法华经》撰作经疏，足见他是僧人群体中有所成就的文化人，也折射出当时巴蜀文化在另一层面上的繁荣程度。

黄庭坚“不闻蜀人有善书者”的困惑，并不全然是一个书法史问题。虽然两汉以来巴蜀人才济济，但书法兴起与繁荣的东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巴蜀文化从高峰跌落谷底的时期。而宋代刚好又是巴蜀文化的另一个高峰，宋人看到了汉代巴蜀地区的人才济济，见识了宋代巴蜀英贤的风云荟萃，似乎忘却了汉唐间巴蜀历史与文化这段长达三百年的失落期。特别是成汉政权建立前后的动乱，以及其后的僚人入蜀等历史，使得两晋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质特性疏离。

两汉巴蜀文化的发达，本来可使书法在巴蜀地区有机会发展起来，但后来乱局的冲击使巴蜀书法失去了孕育的机会，以致其书法成就远远不如中原与江东。可见汉唐间巴蜀书法整体式微，并非巴蜀文化与书法这种艺术形式格格不入。综观中华文化的发展，既在历时性上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也在结构性上表现出各自的地域性差异，从而形成了包括巴蜀文化在内的各种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因此，地方文化特色的产生与地方本身的关系相当微妙。具体到地方文化与本地人群的交互影响上，不能把地方文化特点的出现简单地归结为某地人对某种文化存在着特殊偏好或不喜，潦草解释了事，只有将其形成过程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加以解析才能揭示真正原因。所以，进一步深究的话，文化精英家族的没落和衣冠士族的缺失也只是这个时期巴蜀书法不彰的直接原因，汉魏之后巴蜀地区动荡不安的历史才最终形塑了汉唐间巴蜀文化的独特风貌。

---

[1]《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五《跋秦氏所置法帖》，第651页。

[2]（唐）张怀瓘：《书断》，载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以下简称《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3]刘力、卢江：《秦汉帝国治域下巴蜀的华夏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4]《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〇上《先贤士女总赞论》，第521页。

[5]参见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6]参见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94页。

[7]（唐）孙过庭：《书谱》，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24页。

[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以下简称《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5页。

[9]（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71—174页。

[10]《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〇上《先贤士女总赞论》，第532—534页。

[11]《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五《跋秦氏所置法帖》，第651页。

[12]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13—70页。

[13]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第147—149页。

[14]（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下简称《三国志》）卷四二《谯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7页。

[1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4—362页。

[16]《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第2530页。

[17]《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第3513—3514页。

[18]（唐）房玄龄：《晋书》（以下简称《晋书》）卷三三《王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87—990页。

[19]（南朝齐）王僧虔：《论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第59页。

[20]（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58页。

[21]（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86页。

[22]侯忠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氏家族书法兴衰考略》，《社科纵横》2010年第7期。

[2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1页。

[24]（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77页。

[25]（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83页。

[26]（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79页。

[27]（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86页。

[28]（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87页。

[29]《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第148页。

[30]（唐）柳芳：《姓系论》，载《全唐文》卷三七二，第3778页。

[31]《三国志》卷四二《谯周传》，第1027页。

[32]《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第1026页。

[33]《三国志》卷四二《李譔传》，第1026页。

[3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以下简称《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太安二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28页。

[35]《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二《序志》，第723页。

[36]《晋书》卷一二一《李势载记》，第3047页。

[37]（唐）李延寿：《北史》（以下简称《北史》）卷九五《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55页。

[38]《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第2195页。

[39]《北史》卷九五《獠传》，第3156页。

[40]（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三八《州郡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69页。

[41]《北史》卷九五《獠传》，第3154、3155、3158页。

[42]《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正月乙亥，第2758页。

[43]《晋书》卷一〇〇《杜弢传》，第2620页。

[44]《晋书》卷七〇《应詹传》，第1858页。

[45]蒙文通：《汉唐间蜀境民族之移徙与户口升降》，载蒙文通《蒙文通全集（四）》，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308—309页。

[46]蒙文通：《獠人入蜀研究提纲》，载蒙文通《蒙文通全集（四）》，第337页。

[47]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两晋南北朝隋唐卷》，第16—37页。

[48]（唐）李延寿：《南史》（以下简称《南史》）卷五五《罗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70页。

[49]《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一《后贤志》，第659页。

[50]《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第2页。

[51]《南史》卷五五《李膺传》，第1370页。

[52]《晋书》卷一〇〇《谯纵传》，第2636页。

[53]《晋书》卷一〇〇《谯纵传》，第2637页。

[54]（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聂溦萌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七《蜀录二·李雄》，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882页。

[55]（唐）释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八《周潼州光兴寺释宝彖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8、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