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2018年3月
那不过是一次普通的争吵。说实话，我和父亲都不知吵过多少次了，从没出过什么事。没错，他的确曾好几次把我赶出家门。在我年幼的时候，他还把我关在房间里，不给我零花钱，但是从没有出过这种事。那一刻在我脑海里来回浮现，挥之不去。即便他释怀了，甚至也许都不记得了，但我仍记忆犹新。
我父亲的祖父母靠着啤酒工业发了财——如果你了解加拿大，肯定听过“沙利文精选”和“老沙利高级黑啤”这两个牌子。我们家就是该死的不缺钱。
“该死的”，我以前就是这样说的，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过去的用词。当时我还是个小伙子，不太在乎钱的事。实际上，我和大部分加拿大人一样，觉得大公司赚钱的手段很肮脏，即便加拿大算是比较讲究平等分配的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我年轻的时候是个愤青，很讨厌这种现象。
“这到底是从哪里搞来的？”父亲吼道，手里拿着我的假身份证。他站着说话，就像每次和我吵架时一样。父亲很瘦弱，但他大概觉得自己两米的身高还是可以唬住我的。
我们当时在书房里，房子位于克雷迪特港。从多伦多沿着安大略湖一路往西走，就是克雷迪特港。那里是个高档住宅区，即便在那时（大约是2018年）大部分居民也是白人，有钱的白人。书房的窗外是湖景，那天湖面灰蒙蒙的，不太平静。
“我一个朋友做的。”我说道，甚至看都没看那张假身份证一眼。
“那你别想再和他来往了。天哪！你才17岁，杰克。”无论那时还是现在，合法买酒的年龄都是19岁，合法买烟的年龄是18岁。
“我想和谁来往，你管不着。”我望向窗外说道。海鸥在海浪上盘旋，既然它们能够高飞，我为何不能？
“再说一遍试试！”父亲厉声道。他的脸很长，一头黑发，两鬓微白。2018年，他应该是39岁。“只要你住在我这里，就得听我的。雅各布(1)，你到底想干什么？伪造身份证可是重罪。”
“如果是恐怖分子或者盗用身份骗钱，那才算是重罪。”我隔着大大的柚木桌看向他，“年轻人用假身份证被抓，是常有的事，谁会在乎啊？”
“我在乎，你母亲也在乎。”母亲出去打网球了。那天是周日，也是父亲每周唯一的休息日。他接到了警局打到家里的电话，得知了我的事情。“再这样下去，你小子就——”
“我就怎么了？就没法像你那样成功了？好呀，正合我意。”我知道自己说的话很重。父亲每次很生气的时候，额头中央都会竖直地暴起一条青筋。我很喜欢看到这青筋。
他的声音在颤抖：“你这个小白眼狼。”
“这鬼东西留给你了！”我说完，转身朝门口愤然而去。
“小子，你敢走！给我听好了！如果你——”
“去你的！”我说道。
“——再不——”
“我讨厌这里！”
“——学乖一点，你就——”
“我恨你！”
父亲没有回应。我转过身，只见他跌向身后的黑色真皮椅。他摔进椅子里，椅子因受力转了半圈。
“爸！”我冲到桌子后边，摇晃他，“爸爸！”
他毫无反应。“啊，天哪！不，别这样。”我把他从椅子里抱起来。前一刻的争吵让我情绪激动，大量的肾上腺素在我的血管里涌动，我甚至没有感觉到他有多沉。我一边在硬木地板上伸展他的四肢，一边喊道：“爸！快醒醒，爸！”
我踢开一个带有碎纸功能的废纸篓，纸屑随之散落一地。我蹲在他身边，摸了摸脉搏——还在跳动。他似乎还有呼吸。但无论我说什么，他都没有反应。
“爸！”我束手无策，只好轻轻拍打他的脸。他的嘴角淌下一丝口水。
我起身，走向他的办公桌，按下免提，拨出“911”(2)后又回到他身边蹲下。
电话在揪心地响了三下后才接通。“需要消防、警察，还是急救？”女接线员说道，声音听起来微弱而遥远。
“急救！”
“你的地址是——”接线员把地址念了出来，“对吗？”
我掀开父亲的右眼皮。他的眼球还能动，在看我，谢天谢地。
“是的，没错。快来！我爸昏倒了！”
“他还有呼吸吗？”
“有。”
“脉搏呢？”
“有。但是他晕倒了，我说什么，他都没反应。”
“救护车赶过去了。”接线员说，“你身边还有其他人吗？”
我的双手发颤。“没有，只有我一个。”
“别走开。”
“好。天哪，他到底怎么了？”
接线员没有理会我：“救护车马上就到。”
“爸！”我喊道。父亲发出咕噜声，但应该不是在回应我的话。我擦掉他嘴角的口水，扶着他的脑袋往后仰，以便他能更好地呼吸。
“爸，快醒醒！”
“别害怕，”接线员说，“冷静下来。”
“天哪，天哪，老天哪……”
救护车把我和父亲送到了最近的医院——延龄草健康中心。一到医院，医务人员就把他转移到转运床上，他的两条长腿超出了床尾。很快，一位白人男医生过来用手电照了照父亲的眼睛，又用小锤子敲了敲他的膝盖，生理反应都很正常。男医生又试着对父亲说了几句话，然后喊道：“给他做脑部核磁共振，快！”于是一名护理员把父亲推走了。全程中，尽管父亲偶尔会发出微弱的声音，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母亲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被安置到病床上了。标准的政府医疗服务只能确保病人在多人间的病房里有张床。但父亲有补充保险，所以他可以住一间单人病房。
“天哪！”母亲用手捂着脸，不断地重复着，“我可怜的克里夫。我亲爱的宝贝……”
母亲和父亲的年纪一样。她的脑袋圆圆的，染了一头金发，此刻身上还穿着网球服——白上衣配白短裙。她经常打网球，身材很好。
很快，另一位医生过来了。她大约50岁，胸牌上写着“青医生”。她还没说话，母亲就问：“怎么样？他怎么样了？”
这位医生非常和蔼可亲，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她。青医生拉住我母亲的手，让她坐下，接着自己蹲下，平视我母亲的目光。“沙利文夫人，”青医生说，“很抱歉，情况不太妙。”
我站在母亲的身后，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
“怎么了？”母亲问，“是中风吗？不会的，克里夫才39岁。他这个年纪不可能中风。”
“什么年纪的人都有可能中风。”青医生说，“虽然严格来说，你丈夫的确中风了，但和你想的应该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
“你丈夫患有先天性血管发育畸形，我们称之为动静脉畸形。这种畸形血管团由动脉和静脉组成，中间没有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一般能提供阻力，减慢血液流动速度。而这种血管团的血管壁非常薄，很容易破裂。血管一旦破裂，就会引起颅内出血。你丈夫患的动静脉畸形叫作卡斯尔曼病(3)，这类病患的血管会像消防管道爆裂一样，一根接一根地破裂。”
“但克里夫从没和我们说过……”
“不。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这事。这种病可以通过核磁共振查出来，但大多数人过了40岁才会定期做核磁共振检查。”
“该死。”母亲骂道，她平时很少说脏话，“我们本来可以花钱查出来的！我们——”
青医生抬头瞥了我一眼，又看向我母亲的眼睛：“沙利文夫人，相信我，即便查出来也没用，你丈夫的情况没法做手术。一般来说，只有千分之一的人才会患上动静脉畸形，其中又只有千分之一的动静脉畸形患者才会得卡斯尔曼病。很不幸，一般只有等病人发病身亡，我们才会发现病人得的是卡斯尔曼病。你丈夫实际上算幸运了。”
我看了看父亲。他躺在床上，一根管子插在鼻子里，另一根管子插在胳膊上。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嘴巴张着。
“那他会没事的，对吗？”母亲问，“他会康复吗？”
青医生的声音听起来很抱歉：“他不会康复了。血管破裂后，涌入组织中的血流破坏了他大脑的邻近部位。他现在已经……”
“已经什么？”母亲追问道，语气中充满了恐慌，“他不会变成了植物人吧？天哪！我可怜的克里夫。老天哪……”
我看着父亲，已经5年没有落泪的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视线变得模糊，思绪变得混乱。医生还在和我母亲谈话，我听到了“重度智力障碍”“完全失语”和“收容机构”。
他不在了。虽然他没有离开我们，但那个熟悉的他已经不在了。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会一直留在他的意识中，那就是——
“杰克。”青医生在叫我的名字，我擦去眼泪。她站了起来，看着我：“杰克，你多大了？”
我想，我够大了。我足够成熟，能够当家。我会处理好一切，照顾好母亲。
“17岁。”
她点点头：“你也应该做个核磁共振检查，杰克。”
“什么？”我问道，心跳突然加快，“为什么？”
青医生挑起她那精致的眉毛，极为温柔地说道：“卡斯尔曼病会遗传。”
我感到自己又陷入了恐慌：“你、你是说我以后可能会变得像我爸那样？”
“只是检查一下，”她说，“你不一定会得卡斯尔曼病，只是有这种可能性。”
我想，我无法接受自己像个植物人一样生活。我的担忧也许太过明显，青医生慈祥地笑了，好像亲耳听到我大声说出心中所想。
“别担心。”青医生说。
“别担心？”我的嘴巴发干，“可你说了，这是绝症。”
“确实如此。卡斯尔曼病是大脑深处的缺陷导致的，目前无法通过手术修复。但你才17岁，医学正在飞速发展——从我行医以来，医学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谁知道再过20年或30年，技术会发展到多么惊人的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