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京大学早期政治学发展的局限

虽然1949年前北京大学在政治学的课程体系、学科体系以及学术建设上，对学界有重要贡献，但也有明显局限。

首先是时代局限，中国没有现代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虽然那一代中国政治学人已经具备一些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责任，但他们的精力很大程度上还是启蒙和介绍，没有完成原创政治学理论这个任务的知识积累和能力，大多是在国外学了几年就立刻搬回国内。仔细看他们的著述，书名都不错，但仔细看内容大多是编译外国的书，或者是自己在国外的上课笔记、自己的学位论文等。就像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说的“以西洋为标准”，在当时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

其次是缺少中国现代化的学术实践和政治经验，学者缺少紧迫感，缺席了中国重要的理论构建。当时虽然产生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样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和政权理论，但北大政治学学者均没有直接参与，这些政治理论和政治方案主要不是由政治学学者帮助提出的。蒋介石的《中国的命运》，虽然主笔是北大政治学系系主任陶希圣，但这是在他离开北大去南京做幕僚时所写，也不是以政治学学术形式出现的。

最后是研究队伍不稳定。北大政治学早期对教师的引进偶然性很大，有美国留学回来的老师可能就加一门关于美国的研究课程，有留学欧洲回来的老师就加一门关于欧洲的研究课程。有因人设课的现象，不能完全做到因课聘人。后来出于经济原因、战争环境和政治因素，教师的流动又太过于频繁，尤其是1927年南京政府的成立和中央大学的建立对教师有很大的吸引力；1927—1928年北方九所大学合校，北京大学被“撤销”也使大批老师流失。一些教员为了生计在不同大学和城市之间调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系主任和任课教师，走马灯似地换，来来去去。在1928—1929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可以看到政治学系的学生喊某某教授回来上课的呼吁。这种频繁的流动，影响了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学术传统的形成和学术的积累。有些成果，是政治学系的系主任和教师到了别的学校和研究所才出现的。所以北大政治学的学术贡献还需要认真梳理。

综上，对1949年以前北京大学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自主性贡献，我的评价是，这是处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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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安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