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的问题与基本思路

本书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大运河的贯通带给鲁西地区何种变化？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和明清时期国家倚为命脉的漕运政策彻底改变了鲁西地区的发展命运。王云指出，地处华北平原的山东运河区域在明清时期社会变革动力不是源自区域经济自身发展的推动，而是得力于客观地理条件的改善和国家政策的调控。[50]孙竞昊也将明清时期的济宁及其他北方运河城市视作外在“植入型”的城市化城市。[51]本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政治性的大运河影响之下的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迁问题。

其一，通过环境史的研究视角讨论大运河的贯通引发的鲁西地区自然环境的连锁反应。按环境史学家的界定，环境史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将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勾连起来。[52]从环境变迁视角解释华北基层社会变迁是北美汉学界的重要手段。[53]横贯中国东部数省（市）的京杭大运河，堪称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典范。那么，大运河的开通引发鲁西地区何种自然环境的变化？本书以明清时期会通河南段以及运河城市的水环境剧变引发的严峻水涝等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二，关于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学术界普遍认为运河及漕运的畅通是整合区域社会，刺激城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详见本书学术史综述）。学界已在山东运河区域的城镇经济发展、外来客商势力经营等商业方面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本书着重讨论大运河贯通时期的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演变、农业灌溉水源与运河用水的矛盾以及土壤肥力变化等内容。

其三，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内生力量演变形态的探讨。首先，对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以士绅阶层为代表的上层精英的时空分布以及内敛保守的性格做了研究。其次，通过和平时代开展的社区福利以及动荡年代组织武装护卫桑梓的情况为例，对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精英阶层的势力演变，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在社会结构构成上，下层农民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例。在分析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集团的构成形态后，我们对广大的下层农民生存状态、生活水平以及民风民性特征进行研究，侧重于探讨大运河贯通背景之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概言之，在皇权至上的帝制时代，大运河最基本的功能是政治性的。历代修浚大运河的直接出发点是将南方富庶地区的漕粮转运京城，进而促进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正如冀朝鼎所言：“在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中，大运河竟成了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新基本经济区之间的生命线。”[54]在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经济社会运作中，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制国家将保漕济运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水利灌溉、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等民生工程被刻意忽略。保漕至上的国策成为影响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迁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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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2] 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界定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

[3] 吴欣：《运河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

[4] 陈冬生：《明清山东运河地区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述论》，《东岳论丛》1998年第1期。

[5]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绪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6] 吴欣：《运河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

[7] 傅林祥、林涓、王卫平：《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第五章“山东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9页。

[8] [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1页。

[9]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10] 高荣盛：《元初运河琐议》，《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辑刊》1984年第8期。

[11]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及特点》，《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

[12] 孙洪升：《京杭运河：影响明清山东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古今农业》2010年第3期。

[13] [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马俊亚在其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国家政策转型对不同地区社会生态演变的影响。参见马俊亚《国家服务调配与地区性社会生态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4] 王瑞成：《运河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有关京杭大运河对于城市发展的强大辐射带动作用，可参见张强《京杭大运河中心城市的形成与辐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5]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熙惟：《运河开发与山东区域经济的发展》，《山东水利史汇刊》1986年第9期。

[16]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上篇“运河的贯通和鲁西区位优势的形成”，第79—105页。

[17] 这方面发表成果有刘永：《京杭大运河与聊城的兴衰》，《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季桂起：《运河及运河文化开发与德州城市发展》，《德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邢淑芳：《古代运河与临清经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郑民德：《明清德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变迁》，《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郑民德：《明清小说中运河城市临清与淮安的比较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2期。

[18]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杨轶男：《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城镇的服务业——以临清为中心的考察》，《齐鲁学刊》2010年第4期；黑广菊：《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9] 毛佩奇：《明代临清钩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20] 郑克晟、冯尔康：《〈金瓶梅〉与〈红楼梦〉研究初议——兼论明末清初山东临清经济衰落的原因》，载叶显恩主编《清代社会区域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

[21] 许檀：《清代中叶聊城商业规模的估算——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22] 孙竞昊：《明朝前期济宁崛起的历史背景和区域环境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故宫出版社2011年版；《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23] 李德楠：《国家运道与地方城镇：明代泇河的开凿及其影响》，《东岳论丛》2009年12期。

[24] 崔新明：《枣庄段运河的发展变迁及其历史定位》，《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杨传珍：《泇运河的通航与台儿庄的繁盛》，《枣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5] 官美蝶：《明清时期的张秋镇》，《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杨丽平：《明清时期张秋的商业》，《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3期；郑民德：《明清京杭运河城镇的历史变迁——基于张秋镇为视角的历史考察》，《中国名城》2012年第3期。

[26] 李德楠：《水环境变化与张秋镇行政建置的关系》，《历史地理》第二十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7] 张程娟：《明代运河沿线的水次仓与城镇的发展——以山东张秋镇为例》，《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8] 郑民德、李永乐：《明清山东运河城镇的历史变迁——以阿城、七级为视角的历史考察》，《中国名城》2013年第9期；朱年志：《明清山东运河小城镇的历史考察——以七级镇为中心》，《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朱年志：《明清德州运河小城镇的历史考察》，《德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29] 王云：《明清时期山东的山陕商人》，《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明清时期活跃于京杭运河区域的商人商帮》，《光明日报》2009年2月3日。

[30] 张礼恒、吴欣、李德楠：《鲁商与运河商业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1]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令福：《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32] 成淑君：《明代山东农业开发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

[33] 陈冬生：《明清山东运河地区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述论》，《东岳论丛》1998年第1期。

[34] [美]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石涛、李军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5] 袁长极：《山东南北运河开发对鲁西北平原旱涝碱状况的影响》，《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李德楠：《明清京杭运河引水工程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农业考古》2013年第4期。

[36] 高元杰、郑民德：《清代会通河北段运西地区排涝暨水事纠纷问题探析——以会通河护堤保运为中心》，《中国农史》2015年第6期。

[37] 李德楠：《明清黄运地区的河工建设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38] 张仲礼的代表作有：《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20世纪士绅研究的情况，可参见谢俊贵《中国绅士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尤育号：《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39] 周锡瑞：《义和团运河的起源》，张俊义等译，第27—35页；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刘平、唐雁超译，第39—42页。

[40] 孙竞昊：《清末济宁阻滞边缘化的现代转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41] 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石涛、李军等译，第474页。

[42] 郭学信：《中古乐安孙氏家族研究——以唐代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43] 秦晖：《甲申前后北方平民地主阶层的政治动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44] 程啸：《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45] 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齐鲁书社1985年版。

[46] 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7] 王云：《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的嗜酒与尚武之风》，《东岳论丛》2009年第3期。

[48] 孙竞昊、汤声涛：《明清至民国时期济宁宗教文化探析》，《史林》2021年第3期。

[49] 王玉朋的《清代山东运河河工经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对清代山东运河河工的运作机制以及河工经费筹销机制做了研究。胡梦飞的《山东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对山东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做了研究。

[50]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结语”，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页。

[51] 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52] 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53] 潘明涛：《环境的“复魅”：近四十年来美国汉学界的华北研究》，《史学月刊》2021年第9期。

[54]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