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讨论会

5月27日，小说散文组召开《铁道游击队》第二次讨论会，参加者计二十余人，包括小说作者知侠。会议由柯蓝主持。先由梁文若将读者来信对这部作品的意见向大家做了汇报，以后即展开讨论。

魏金枝认为，虽然有时候也能感觉出作者是在“大喊大叫”，但有一点是很确切的，就是作者是根据生活，老老实实写出来的。作者没有像目前创作界的一些作家那样，觉得自己写作有问题，不过是技巧不够而已，其实是生活不够。作品之所以会出现前半部好，后半部差的问题，关键在于到后面作者没有相关生活了，于是不能根据故事的发展用力地写下去。此外，作者在作品中代言的部分有点过多，“好像作者是忍不住了的样子”。此中的原因在于，“作者没有把政治热情和艺术的热情结合得很好”。出于同样的原因，作者也就把敌人描写得好像毫无作为一样。

王若望在发言中接着魏金枝言及的“生活真实”问题，继续探讨作品后半部松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吸引作者去探访的是前半部所写到的生活，他对此感觉兴趣，花了工夫去写；另一方面则是在当时的解放区，“对文艺如何表现人物是很模糊的，单要求‘正确’，对艺术上的处理要求不高”，这对作者造成了束缚，以致“有些事他是知道的，但不敢写，如内线工作，叛变问题等”。他还指出了作品其他几方面的问题：人物的塑造上，主要人物老洪和王强的性格都不够鲜明，因为作者事先给他们打好了“框子”。相反，写站长张兰，因为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写得很活，能感动人。同样是地主，胡仰写得很活，高敬斋则写得像漫画人物一样。另外，把人物分散在各个章节去写，结构上显得不太连贯。语言的性格化有些地方显得很不够。作者的“夹叙夹议”和“追叙”，也容易使紧张的情节松懈下来。他建议去掉这些“夹叙夹议”和“追叙”段落。此外，王若望说，据其了解，参加铁道游击队的这些人并非真正的铁道工人和煤矿工人，其中只有一两个人会开火车，大部分是扒火车的人，爱喝酒和打架，是一些半流氓无产者。有人认为不该把铁道游击队里的人写得流氓气太重，“我认为，如果现实是如此，也不是不可以写的”，“问题的关键是在更充分的表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从‘自发’走上‘自觉’”，这样思想性就会更高些。

李俊民的主要意见是，作者不必过分依据真人真事，不应该先给自己热爱的人物画一个圈子，而应该让人物自己去更好地发展，从人物发展中去推动故事，而且故事情节也可由作者自己来调度，不必拘束于原来的程序。正是由于作者没有把人物、故事更好地发展下去，所以后半部显得吸引力不足。他认为，这是作者的手法问题，而不是受情节本身限制的缘故。

梅林重点谈到作品的批评问题及故事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前者，他认为对于作品过高过低的评价都不好，因为“批评本身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认为读者喜欢摹仿，在作品内部研究讨论时，“毋宁尽可能严格，做到深入细致具体的分析，甚至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有好处的”。关于后者，针对大家所说的这本书的故事性很强，带有英雄传奇色彩，他认为所谓故事的主要功能还是用来表现生活，并从生活中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故事的曲折或简单似乎不是作品的好坏的关键。”《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性确实很强，如打洋车、扒车、化装侦察，以及在微山湖的斗争，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这些故事把人物的生活、人民的生活表现出来。例如：①铁道游击队刚刚组织起来，队员们的思想感情一定很复杂，但政委李正如此轻率地暴露了身份；②当时的环境是很艰苦的，打洋行之后，可以如此太平无事，李正和老洪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倒头就睡；③扒车、化装侦察，如探囊取物，如入无人之境。这些都有为故事而故事的倾向。语言方面，他肯定了作品语言的简练、流利，对其缺点，同意大家的看法。总之，他认为这部作品是为读者所需要的，优点很多，缺点也有。

在这次讨论会上，吴强和王元化继续做了发言。吴强的看法是，知侠在写这部作品之前的准备工作如材料搜集、结构思考等是比较充分的，但艺术上的准备却不够充分，没有足够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虽然作品有些缺陷，但吴强认为基本内容是好的，有教育意义，他鼓励知侠：“可能知侠同志内心有些矛盾、痛苦，甚至懊悔，我想这是大可不必的。同时，可以修改就修改，就是不修改也好。也可以再写其他的作品。”王元化就大家所谈的人物问题进一步作了阐释。他说，知侠对他笔下的人物是有感情的，“这是使我们对他所写的人物感到亲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这些人物的性格还是不够明显和突出，“我想这原因恐怕他对这些人物还缺乏更透彻的理解的缘故吧”。王元化认为，作家在创造人物时，对所写的人物很熟悉和产生感情是必要的条件，但还应该再进一步。要在此基础上，对人物有透彻的理解，“能够写出经过自己透彻理解后的更深刻的感觉”。否则，所写人物虽然是真实的，但深度不够，不能更强烈地感染读者。

最后，知侠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承认作品本身还“留下很多重大的缺点”，与会很多同志对作品从艺术上加以分析，并提出意见，能帮助他“更熟练的掌握艺术武器”。他表示，今后会好好加强业务学习，有机会要汇集大家的意见，把作品从艺术上再加以修改。同时，他也向与会者说出了自己在写《铁道游击队》过程中的两大苦闷：

根据我写作的体会，这个小说所以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除了自己技术不够的原因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再一个是生活还是不深。大家都认为（我个人也承认）李正那个人物没有写好，我觉得除了我在技术上不善于刻画人物这一点以外，更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水平不高，不会也不敢透进一个党的领导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把他放在残酷复杂的斗争（内在的与外在的）里去表现。老实说我在写这个人物时，思想上就有顾虑：就是生怕出毛病，束手束脚。怀着这样的情绪，当然不会把李正这个人物写好。再一个关于生活问题：我虽然经历了游击战争的生活，也有些关于铁道上生活的知识，但是我对他们书中人物的前期斗争生活（在敌据点内、铁道上隐蔽的战斗）自己的体会较差，因此这就限制了我更生动的刻画他们。以上这两点，是我写作过程中的最大苦闷。因此，我从这两方面要求大家帮助，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1954年华东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散文组所组织的这两次内部讨论会，不但对知侠本人大有帮助，就是对今日笔者这样的研究者而言也颇有启迪。给知侠提出意见的诸位与会者都是当时活跃在党的文艺工作战线上的作家、理论家、批评家，他们的发言从个体经验和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性出发，认真又细致，没有因为作品受到群众欢迎就一味予以肯定，而是重点指出了作品存在的问题。综合与会者的发言，可以发现虽然这部作品优点很多，但在人物塑造、语言描写、情节设计等方面都有一些缺陷，总的来说就是故事性强，艺术性弱。至于为何会造成艺术性弱，一个原因是作者本人深入生活不够，没有完全做到从生活出发而又超出生活。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没有处理好艺术创造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思想上有顾虑，生怕出毛病，以致束手束脚，所以无论是写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存在单一的脸谱化的特点。这也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关革命斗争题材的文艺作品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六十多年前这些与会者的恳切发言，对于繁荣当今文艺创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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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原文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应为“新文艺出版社”。——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