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两汉河行规律和治河经验

第一节 黄河滚动规律初现

大禹治水以来4000多年，黄河平均“百年一改道，三年两决口”。但三代1900来年，改道只一次，“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1]定王五年即公元前602年，其时已进入春秋之世150多年，离西周开国已经452年，离大禹治水已经1400多年。

大汉开国后，黄河进入多事之秋。史载：“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2]具体年月是汉文帝三年。东郡属兖州，在今豫北与鲁西北接合部。金堤一名十里堤，在白马县东五里。酸枣故城在滑州。决口很快被堵住，并没有引起改道。

武帝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其中原因是丞相作梗，“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3]决口所在的瓠子在甄城以南、濮阳以北，决口宽百步、深约5丈。决水南冲，注巨野泽，然后通过泗水入淮。

周定王五年到武帝元光四年，大河含沙量增速很快。《左传·鲁襄公八年》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之语，其时离周定王五年不到40年，黄河已经有些混浊。大汉开国，封植王侯的誓书中有“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4]说明此时黄河已成社会通称。含沙量日大的黄河行定王五年之道入渤海既久，河道渐高，南下势能渐大，故文、武之世大决频决。

元鼎年间武帝亲临瓠子决口，兴大工堵塞南流河水。“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于是上以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湛白马玉璧，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寘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5]大禹治水之后，汉武帝又以帝王之尊指挥治河。回行河北故道不久，黄河又决于馆陶北岸，决水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宽广与正河等，时称屯氏河。至宣帝地节年间郭昌行视治河，恐屯氏河冲贝丘县，遂另穿渠截弯取直，引屯氏水东行东郡界。元帝永光五年（前39），河决于正河的灵鸣犊口，屯氏河断绝。可见黄河含沙量越来越大，很难长久专行一道。

西汉末年河决纷纷，皆因武帝北击匈奴，黄河中上游农耕区扩张迅速，致使黄河含沙量剧增，下游河床抬高过快。成帝建始元年（前32），清河都尉冯逡奏河事有言：“郡承河下流，与兖州东郡分水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轻脆易伤。”[6]当时黄河尾闾从清河和东郡中间穿过入海，于屯氏河断流70年后，清河郡城堤高城低，不能不说是泥沙垫高河底所致。冯逡建议重开屯氏河，预防黄河南决东郡，当局没有采纳。建始四年（前29）,“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多亏河堤使者王延世堵决措施得力，“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7]此次决口才未酿成改道。两年后黄河再决，又一次夺济南、千乘入海，杨焉、王延世又一次将其成功堵塞。成帝年间黄河两次南决，夺济水入海，乃河行燕赵既久、北道过高所致。

哀帝时贾让上治河三策，述说黄河河道抬高之快，有“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二所），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余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余岁，适至堤足”[8]之语，淇口东18里之遮害亭40多年前河水去堤根几十步，40年后水已到堤根，也就是说40多年里，黄河水位漫过了斜高几十步的河滩。几十步尽管是斜高，垂直高度可能只有几步，一步六尺，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了。这是汉人与水争地的结果，故而贾让提出上策不与河水争地。

王莽摄政和篡汉之后，黄河下游南决危机加重。张戎最先认识到黄河十水六泥、流缓沙停，“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9]此论为明清潘季驯、靳辅治河理论的先声。与张戎同时的关并，建议迁民出离平原、东郡一带，实践不与河水争地的治河策略；王横建议引河行西山高地从东北入海以复禹道，都议而不决。于是便有西汉末年黄河大决改道，漕运崩溃。

周定王五年黄河第一次改道600多年后，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第二次改道，夺济水入海。“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10]《后汉书·王景传》记此事时间有出入：“初，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11]两则史料说的应为黄河第二次改道同一史实。“盖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东南入淮，亦行济渎东北入海。”[12]黄河南徙与汴渠合流，直到汉明帝十二年王景大修河汴，“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13]，引黄河至千乘入海，才巩固了河行济水这一改道成果。

继王景治河后黄河进入第二个稳定的入海期。近代学者李仪祉说：王景治河之后，“历晋、宋、魏、齐、隋、唐八百余年，其间仅河溢十六次，而无决徙之患”。[14]可见这条入海通道的得天独厚。王景当年导引黄河入海路线，清人胡渭以清代地名言之：“滑县、开州、观城、濮州、范县、朝城、阳谷、茌平、禹城、平原、陵县、德平、乐陵、商河、武定、青城、蒲台、高苑、博兴、利津诸州县界中，皆东汉以后大河之所行也。”[15]分别属于大名府、东昌府、兖州府、青州府、济南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