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典

——周汝昌先生访谈录

时间：1995年2月17日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北里周汝昌先生家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2012年5月31日），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天津人。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曾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顾问，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诗人，全国政协第五届至第八届委员，中国曹雪芹研究会名誉会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客座教授。

周汝昌一生精力倾注于《红楼梦》研究、古典诗词研究、书法研究以及中华文化研究，著述宏富，研究深广，出版有60多部学术著作。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著作，奠定了中国现代红学的基础。其后的《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献芹集》《石头记鉴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的历程》《恭王府与红楼梦》《红楼艺术》《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小讲》《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我与胡适先生》《红楼梦里史侯家》等几十部红学专著，展示了他在红学领域的精深造诣和创造性成果。

周汝昌还著有《永字八法》《书法艺术答问》《兰亭秋夜录》《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诗词赏会》等，编注《范成大诗选》《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其超凡的诗词创作才华、独具个性的书法艺术与淡泊名利的做人境界，尤为学林推重。

周汝昌先生（张建国 摄）

曹雪芹的《红楼梦》诞生200多年来，一直成为读书界关注的热点。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有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足见此书在文人心中的地位与在社会上的影响。这部世界名著初名《石头记》，最初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时，就受到文人的欢迎。曹雪芹死后，皇族诗人永忠写下《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首绝句。其中一首说：“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可见其文学价值之高。后来，书商程伟元委托文人高颚续补了原著佚失的后四十回内容，第一次使《红楼梦》以120回的版本形式固定下来，由此促成了该著的第一次大普及，很快在读书人中形成一股读“红”旋风。而自嘉庆到清末，《红楼梦》的各种翻刻本多达70余种，同时，出现了逍遥子的《后红楼梦》等40多种续书，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等15种戏曲脚本，形成了一个“红楼现象”。比之前代的畅销书，如写绿林豪杰的《水浒》、写帝王将相的《三国》，均无写儿女痴情的《红楼》有如此众多的续书、翻刻与文艺改编本。而长期以来，欣赏、研究这部小说已经成了一门学问——红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皇皇“红学”终于被公认为是一门足以与甲骨学、敦煌学相鼎立的“显学”。《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含量，使我们对它刮目相看。鲁迅先生对《红楼梦》评价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说明这部作品不仅在小说文体技法上有着较之传统小说的重大突破，它所蕴含的文化积淀也是何等深厚，储存的文化信息量也非常大，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文化思想更具有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质意义”。所以说，《红楼梦》已经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化石和标本了，这是中国任何一部小说都难以达到的高度。可以说，《红楼梦》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百科全书式的集大成的展示，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登峰造极的一个表现与高峰，《红楼梦》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百代风流，其完美的程度可以无愧地称为中国古典美学最辉煌的代表。同时，曹雪芹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机理的根本构成——儒道释互补——提出了质疑与批判，曹雪芹对以“儒道佛”互补为特征的中华文化产生了彻底的幻灭，创造性地提出一种异质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结构的重建进行“补天”。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这部小说打破“传统思想”的地方。

这几年《红楼梦》是一个热点，盖因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80年代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文学狂热的年代已经渐渐远离我们而去。“文学热”过去后，中国进入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与“传统文化热”的时代。在当代文学领域找不出可以让读者兴奋的焦点话题时，人们就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古代与传统。于是，国学热、经学热、传统文化热、“红楼热”就出现了。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研读《红楼梦》的书籍，著名作家刘心武续写《红楼》，覃研“秦学”，成为红迷关注的热点，台湾学者蒋勋也在台北等地开设《红楼》讲座。于是，有一个时期，新闻界有一些女性白领，即女记者、女编辑曾经这样说，喝普洱、练瑜伽、看一场先锋实验话剧、读《红楼梦》，是都市小资“四件雅事”。当然，这只反映了一小部分城市白领的审美好尚，缺乏普遍性与代表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不同的读者，由于人生阅历、知识结构、教育背景、理解能力、审美能力之差异，对《红楼梦》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先生所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所谓100个人眼里有100个哈姆雷特，100个人眼中有100个贾宝玉，即是此理。比如，有的人着眼于《红楼梦》文本、人物关系而展开赏析，尽管比较感性、浮浅，但也不失为一种解读与认识。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透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红楼热”的现象，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古代这部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的主旨思想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红楼梦》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

带着这些问题，我于1995年2月17日上午9时至11时，来到北京朝阳区红庙北里周汝昌先生寓所，对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周汝昌先生进行了一次学术访谈。周汝昌先生蜗居于京东一处普通楼房的二楼，是文化部的宿舍楼。室内布置极其简朴，几乎没有装修，简易的水墨石地板已经被岁月磨蚀得很旧很糙了，客厅摆着一张简陋的圆形餐桌，靠墙是陈旧的布沙发，铺着朴素的蓝格花布，旁边是一个简易书柜，厅里有序地摆放着花盆、椅子、书籍等日常杂物。没有豪华家具，没有高级音响，甚至还不如普通的北京市民家庭。然而，一进客厅，我还是被吸引住了，一侧墙壁上悬挂着的一幅竖长书法作品让我眼前一亮。这是《红楼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里林黛玉的那首《世外仙源》:“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挺秀遒媚、瘦劲露锋的字体，一看就知是周汝昌先生的书法墨宝。那时的周先生已经77岁高龄，虽然过着俭朴清贫的读书写作生活，却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满头银丝，体形清癯，说话声音语气极儒雅柔和，慈眉善目间，浑身散发着一股超凡脱俗的飘逸气质。由于前几年我在《太原日报》“双塔”副刊经常编发周先生的文化随笔与红学文章，他对我已经很熟悉了。他记性很好，一见我，就说出了我的名字，紧拉着我双手，问工作问生活，对后学表现出无私关怀的热情与扶掖。周先生称自己是“半盲叟”，虽然耳聋目盲，但他坚持每天伏案钻研，在几个女儿的轮番帮助下，靠口述交流研究红学，每年有数本新作问世，令人肃然而起敬意。

那天，周先生的两个女儿、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周伦玲、周月苓陪同我进行了采访。周先生虽然耳朵已经听不太清楚，眼睛也不很好，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的交流。谈起《红楼梦》来，他思维清晰，语调温文尔雅。整个访谈中，特别感人的，就是他那颗透明而稚嫩的“童心”，是那样的清纯明净、斯文率真，这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周先生为人单纯，身上充溢着的浓浓书卷气，是一名纯粹的学人、一个真正的红学“痴人”和文化“赤子”才有的内在气质，是最可贵的文化品质。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在周先生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周汝昌先生饱读诗书，表现出谦谦君子的精神风范。我想起了一句古话：“君子如玉，人品如竹。” 《红楼梦》第37回贾探春《咏白海棠》诗云：“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从周汝昌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玉”的君子品德。《礼记》曰：“君子比德如玉。”玉集大地之灵气，荟日月山川之精华，洁白而有灵性。玉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是纯洁之物。听周汝昌先生谈论《红楼》，如清风吹拂，似甘泉入心，真正感受到一种温润如玉、洁身如玉的君子风范。

周汝昌先生是继胡适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他几乎每天都过着与世隔绝的书斋生活、写作生活，他生活在一个清静、安谧的红楼世界里，远离外面的滚滚红尘与花花世界。在“仙境别红尘”的红楼世界里，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红学研究。他是国内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诗人、红学家，旧诗功底深，写得好。此外，他还是书法家，其书法既有王右军之遗风，也有宋徽宗瘦金体的味道。我自1993年开始与周汝昌先生交往，感到先生仙风道骨，童心至纯，人品、文品、书品均属一流，是稀有的国宝级大师。我的大学老师梁归智先生是周汝昌先生的私淑弟子，多年研究《红楼梦》探佚学。198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学著作《石头记探佚》，就是周汝昌先生作序，给予了很大的学术支持。因而，我这次对周先生的访谈自然就从探佚学开始了。

周汝昌先生（右）接受安裴智的学术访谈（张建国 摄）

在胡适鼓励下走进“红学”殿堂

安裴智：200多年来，《红楼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欣赏、研究这部小说已经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自您于1953年由棠棣出版社推出红学研究力作《红楼梦新证》以来，您一直关注与研究曹雪芹原著《红楼梦》80回后佚失的内容。不仅自己撰写探佚论文，也一直支持红学界其他学者从事《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程高续书被称为“狗尾续貂”，从总体的思想倾向到每个红楼人物的命运结局、故事走向及语言风格，都较曹氏原著相去甚远，尤其是将宝黛爱情悲剧简单地写成贾母、凤姐的“掉包计”迫害所致。贾府败落后，又写“兰桂齐芳”、“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等，均违背了曹氏原著的精神风貌与悲剧风格。周先生自“新红学”以来，被称为胡适之后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一生力倡探佚，主张要找回《红楼梦》后30回被遗失的内容，恢复曹雪芹的悲剧美学思想。那么，您从研究《红楼梦》之始，就已经意识到探佚学的重要性了吗？

周汝昌：探佚涉及对《红楼梦》这部文学名著的正确认识。探佚学从一开始就是“红学”中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所有关于《红楼梦》研究中最重大、最根本的问题。探佚的思路不建立，对《红楼梦》的一切研究均不及根本，是“无根”之浮萍。至于20世纪40年代末我开始《红楼梦》研究的时候，我对探佚学还没有多大的认识。意识到探佚的重要性，那是后来的事。

安裴智：周老，您一开始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对这部著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您是从上燕京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红楼梦》的吗？您是如何走上“红学”研究道路的？

周汝昌：是的。我在读燕京大学的时候开始钻研《红楼梦》。燕京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不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1952年就与北京大学合并在一起。前两年，刚成立了一个燕京研究院，由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与北京大学分校合办。目前，《燕京学报》也在复刊，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它是适应新的形势而采取的措施。燕京研究院最新的学科，目前以经济、管理、信息科学等为重点。人文科学的发展看来得一步一步创造条件。燕京那个大学真好，我受益就是在燕京大学。我大概在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秋进入燕京大学读书，才读了一年多就因遭日寇封校，被迫辍学离校。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于1947年以插班生身份又考入燕园。我读的是西语系。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如果从渊源上讲，那当然是很早了。从很小的初中、高中时候，我就对《红楼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兴趣，当然是局限于一定的形式。那个我们不谈。那是小孩子的事情。真正喜欢《红楼梦》，是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但那时读《红楼梦》不是为了红学研究。我这个人的个性，是对学术有兴趣，但我一开始研究的不是《红楼梦》，目标多得很。当时的主要精力是英译陆机的《文赋》，闲暇时做些散碎的考证和翻译。后来，由于有一个老家兄周祜昌（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他是我的四哥，可以说，是他将我引入了《红楼梦》这一巨大的中华文化课题上来的。1947年，当时四哥在天津，偶然借得一本亚东图书馆排印的《红楼梦》，见卷前面有胡适先生的考证文章，他忽然对曹雪芹发生了兴趣，就给我来信。他说，胡适当年只找到了敦诚的《四松堂集》，由此书让世人知道了曹雪芹其人其事。但是，胡适费了很大的力气，就是没有找到敦诚的哥哥敦敏的诗集《懋斋诗钞》。四哥认为敦敏的诗集很重要。建议我在京城的各大图书馆去查查。我听了以后，就来到燕大图书馆去查看。这么一查，敦敏的诗集《懋斋诗钞》就在图书馆的一个冷僻的角落里摆着，没人过问。借到手后，我一口气读完了敦敏的这部诗集，在里边就发现了六首有关曹雪芹的很重要的诗。如有一首，《题芹圃画石》:“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觉得敦敏此诗很能见出雪芹的性格。当时我心中很有些想法，于是就写了一篇简单的文章《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这大概是在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11月。此文的主要观点，是提出了曹雪芹出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4年2月1日）。当时我是个学生，文章写出来后，也没有发表的欲望，也不是为了要图个什么。那会儿真是天真、单纯得很。写完了，就放在自己书桌上，还有一些书、稿件，乱七八糟的，都在上边堆放着，那就算完啦。这只能说是我开始接触《红楼梦》，还是有点兴趣的。

提出雪芹卒年“癸未说”，引起胡适关注

安裴智：关于曹雪芹的逝世年份，红学界主要有壬午说、癸未说两种。壬午说，其根据不过是脂砚斋的一条批语。甲戌本第一回脂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而著名的“癸未说”，是您首先于1947年提出的，就是在《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的文章中，您提出了曹雪芹是死于癸未年，即1764年？您的依据是什么？

周汝昌：“癸未说”的依据是敦敏的《懋斋诗钞》，有《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首诗：“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懋斋诗钞》是严格编年的，在此诗前三首《古刹小憩》下有“癸未”两字纪年。《小诗代柬》既在癸未纪年后第四首，应是癸未年的诗。这是认为曹雪芹卒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除夕的根据。

安裴智：那这篇文章后来是如何引起大学者胡适先生的关注的？

周汝昌：民国三十六年（1947）11月，我写成《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这篇小文之后，过了很久，我的一位老师，顾随，是有名的词人、文学家，他在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很多学校兼课，叶嘉莹就是他的弟子。我们关系很好，通信最多、最频繁，我也是顾先生的门生弟子之一。那时候，他有一回给我来信说，你也可以练习写作。顾随先生不希望我做学者，希望我做个文人。顾先生对我期望很大，很看重我。他说：“你如果没事，可以写作，有作品可以给我寄来，我替你介绍给报纸发表。”我当时并没有写作的欲望，但又不愿意辜负老师的心意而交白卷。于是，我想起手头有两篇已写好的小稿子，一个稿子是研究书法的，考证初唐书法家欧阳询《皇甫碑》的年代的；另外一个稿子就是发现这六首有关曹雪芹诗歌的文章。我一想，我没有别的文章，就把这两个很现成的稿子寄给顾随先生。顾先生就转给了赵万里。赵万里先生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也是曲学大家吴梅的弟子，当时是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版本目录学专家、文献学专家。赵万里先生看了我的这两篇文章，当然他最有兴趣的是关于曹雪芹的这篇。他就在《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发表了，大概是1947年12月5日。我的这篇《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公开发表之后，大学者胡适先生看到了，他很高兴，认为这是个大发现。两天后，即12月7日，胡适先生就主动给我写信来。胡适先生认为：“《懋斋诗钞》的发现，是一大贡献，《红楼梦》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胡适先生给我的信是通过赵万里先生转给我，赵先生见了此信，掂出了其中的学术分量，就把胡适的信也在《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发表了，这是1948年2月20日。我是在此信刊出后才见到信的手迹的。这样一来，学术界对由我的“甲辰说”、“癸未说”所引发的曹雪芹生卒年这个问题开始关注、讨论，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一股研红新潮。

安裴智：红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您从事的《红楼梦》考证工作与胡适的考证是一个路子。是这样吗？您走上红学考证研究的学术道路，是否受过胡适先生研究方法的影响？

周汝昌：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说这么多呢？我告诉你这个红学史的脉络。我在《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发表《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一文的时候，正是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之后的26年。胡适的红学论文问世以后，这一门红学等于是无人继承，这是很粗略地说。那么，这一下子不要紧，引起了我们讨论的兴趣。当时，我是一个学生，大学者胡适先生主动给我来信，当然引起一个今天所谓的轰动。可是呢，我们的见解有同，也有异。从一开始，我一个青年学生并不为胡适的文化声名、学术威望所慑服。我这个人简直单纯、简单到极点啦。当时，对不同的意见我一直在跟他争。所以，我对《红楼梦》研究的这个兴趣，一方面是得到了胡适先生的重视，有了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不同观点又要与他争论。究竟哪个是真理？我认为只有钻研才可搞清楚。这样，一个青年学子本来并不是要搞什么“红学”，结果，在胡适先生的精神鼓励下，我一下子就进去了，走进了《红楼梦》研究的大门。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我跟你讲这个，我研究红学，是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沉寂26年、无人继承的情况下，开始做这样的研究工作的。

我跟你讲这个红学的大脉络，然后你才好理解我这个研究是怎么回事，它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和我走的这个路子，我的理想、目标，等等。否则的话，就很难谈起。

胡适红学考证之功过

安裴智：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次年，俞平伯写了《红楼梦辨》（再版改名《红楼梦研究》）。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俞平伯此书写序言，提出，这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自此，进入“新红学”时期。所以，200多年的红学一般就分为两个阶段。从清朝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是第一个时期，称为“旧红学”；从“五四”以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属于“新红学”。一般认为，以索隐为手段与特征的旧红学不是科学的文学研究，使红学走进了“对号入座”的死胡同。那么，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研究有共同点吗？有什么区别？

周汝昌：胡适先生对《红楼梦》的考证确实是在1921年，这个你可以去查。那么，第二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就出来啦。俞平伯的这一部书，也就是说，是新红学的第一部专著，这个作用当然是十分重要。现在一般人都稀里糊涂，胡、俞并称，仿佛就没有分别。其实不是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一篇论文，不足三万字；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呢？是一部书，有十五万字。那么，一部书，它的性质和胡适那种考证就完全是两回事。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认为胡适与俞平伯走的是一条路子。其实，俞平伯是另外一条路子，在《红楼梦》的版本上做了一些比较，主要是欣赏、评论，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你会有你的理解。我强调的是走胡适这一条路子。表面上说，红学史料、曹雪芹家世的考证，走这条路子的，根本没有人，俞平伯完全不是干这个的。这一点你必须清楚。那么，我说的这些话，主要是说，我走的这个路子，在表面上看起来，那确实是“胡适派”，如果就这么说，这不是好话。可是我的这个路子，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时代背景，一切资料全面掌握。当然，所谓“全面”，受我那个时代条件的局限，我所要看的与《红楼梦》有关的书仅仅是一部分。我借不到，或者说当时不能够拿到手的书，那很多。我仅仅是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那阵的红学考证成绩，受了胡适的影响。以后呢，发表出来，海内外学界大吃一惊，那个时候我的考证研究引起的学术影响是很大的，我也没有料到。那么，这样说起来，我走的这个路子就是胡适的路子吗？又不是。我从查阅曹雪芹本人的家世史料开始，一直扩大到这个家族的全部历史，由这个家族的全部历史，再扩大、联系到整个的清代史。这样的考证、推论方法，并不是胡适先生的方法，也不是他所要的结果。今天看来，他当时的红学认识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筚路蓝缕，开创红学考证的功劳很大。而且，胡适先生最初写《红楼梦考证》的目的不是为了红学，他是为了提倡白话小说。他是从给亚东图书馆的一套书写序开始入手考证《红楼梦》。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亚东老板汪孟邹催促胡适给《红楼梦》的新标点本写个序言，以配合当时的书籍宣传。这才有了《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胡适是被动完成任务，不是主动热衷于“红学”研究。一位书商催生了一篇传世宏文，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胡适把《儒林外史》《水浒传》等几部白话小说名著的内容与作者均做了详尽的考证，他是平均对待几部白话小说。当时他对“红学”并无意，大脑中并没有“红学”这个概念。“红学”这个词独立出来，像现在这么热门，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这都是后来的情况。你要用这个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红学史中的现象与问题。

安裴智：著名的“自传说”就是在《红楼梦考证》里提出来的吧？那您觉得胡适作为“新红学”开山之祖，他的主要红学贡献是什么？

周汝昌：胡适写的《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贡献很大，确认了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这一地位，弄清了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认定《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提出了“自叙传”，考清了高鹗的身世，确认《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在胡适之前，学界认为曹雪芹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都不很确定。所以，《红楼梦考证》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胡适提出“自传说”，对《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版本进行考证，第一次从文学的角度，提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在自己家族题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不能猜谜语。是文学作品，不能对号入座。新红学的诞生，使红楼梦研究步入良性、健康的发展之路。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评点派红学，也超越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将其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胡适先生的“新红学”研究就没有瑕疵了。胡适认为，曹雪芹祖父曹寅家里曾经是荣华富贵，这个富贵人家后来坐吃山空，子孙们没能继承家业，自己败落了。他就是这样的观点，没有从曹家跟清代历史大时代的关系、曹家与清代康雍乾三朝政治兴衰的角度去看待曹家的败落，胡适这方面接触、谈论得少。我并不是贬胡适。这是事实，你可以去看他的文章。我们讲学术，我决无意贬谁捧谁。你听我这话，咱们是讲学问、求真理，不是针对人。那么，你了解这一点以后，你才理解我。人们骂我是“胡适派”、“考证派”，什么什么难听的话。他们哪里知道，其实，同样是“考证”，我与胡适先生的某些观点与方法也是大不相同的。1960年3月，胡适在海外，他的朋友程靖宇寄给他一本我写的《红楼梦新证》，意在让他看到“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看了大为高兴。别人本来是要引他骂我，情况却正相反。胡适在给程靖宇的复函中说，“谢谢你寄给我的《红楼梦新证》。我昨天匆匆读完了，觉得此书很好。我想请你代我买三四册寄来，以便分送国内外的‘红学’朋友。”同年11月19日，胡适先生在给作家高阳的复函中再次提到我的《红楼梦新证》，说，“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他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海内海外，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心情，骂我的，捧我的，都是把我当作了胡适的门徒。你明白吗？我要说的是这个。但是我并不是胡适一派的。我由开始研究曹雪芹本人的史料，扩充到曹雪芹家族的史料，乃至到整个清代中期的历史。例如，曹氏先祖为什么会落到一个八旗的包衣（奴隶）的地步？成为皇家的奴隶？曹家这个家族和清代的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清代前半期（从顺治到乾隆），种种政治风云和历史人物的命运变化，在曹家百年兴衰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从清朝中期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种种社会状况的微妙变化入手，来考察曹家在政治历史风云中由盛转衰的、艰难的、难以逃避的悲剧命运。我是把这种整体情况研究出来。这个研究与考证，实际上与胡适先生单纯从曹家内部子孙不肖导致家族衰败的路子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理解我的考证路子。曹家由盛转衰的悲剧命运与清中期政治历史风云的关系，是我把其中的整个原因研究出来的。这样的工作是相当扎实的，我没有一句空话。那么这个基本清楚了。

周汝昌先生（左）与安裴智（张建国 摄）

从“文化小说”的视角看待《红楼梦》

安裴智：是的。这一点，在您的《红楼梦新证》里讲得很清楚。周老，我们虽然离开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代已经有200多年了，但《红楼梦》一直生活在我们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红楼热”也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界的一个有意思的景观。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透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红楼热”的现象，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古代这部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的主旨思想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红楼梦》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关于《红楼梦》，有的人说它是中华文化的大百科全书。可以这么理解吗？而关于《红楼梦》的主题，过去主要有“爱情悲剧说”、“政治悲剧说”等多种。您觉得应该如何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文化内涵呢？

周汝昌：今天世人所谈的，一谈起曹雪芹的家世与生平，一谈起《红楼梦》的家族政治悲剧，基本就是那点知识。基本都是在我的红学研究的大框架之内的。那么，这就算完成红学研究的任务啦？这就是我的最高理想吗？不是！我今天谈的，主要是这个做学问的路子。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已经意识到《红楼梦》这部作品的了不起，不是人们用空话所说的，伟大呀，最伟大的小说呀，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呀。这都是空话。那么，《红楼梦》怎么个伟大啊？人们说不上来，平常都是那些套语，形象鲜明呀，性格突出呀，语言优美呀。这还伟大？一部名著达不到这个条件能成为名著吗？仅仅靠这些怎么能称《红楼梦》是伟大的呢？你想一想，这很可笑的。他们没有看到《红楼梦》的真正伟大之处。简单地说吧，我一步步地从朦胧一直到越来越清楚，我得到一个认识，就是认为《红楼梦》是我们中国文化领域内，以小说为外在形式、以中华文化为内涵、为本质的最伟大的著作。或者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这样的一个提法，我觉得才能比较准确地概括《红楼梦》的思想精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你要理解不同时代的语境下，人们的认识是不同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个时候正处于革命的热潮，一切都是以“左”的东西来衡量。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谈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你不要忘了这个时代背景，那跟今天太不同了。所以，在那样的特殊年代，我们根本不敢也不能像我刚才那样说话。那个年代，一说起《红楼梦》来，就是什么反封建礼教呀，揭露封建阶级的腐败呀，抨击封建官场的黑暗呀，描写封建社会的衰亡与崩溃呀；《红楼梦》是给封建社会唱挽歌呀，贾宝玉怎么叛逆呀，主要是流行这个论调。你怎么能说《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所以，《红楼梦》的文化内涵这个话题不是那么好谈的。但是，实际上，我一直就是把《红楼梦》视作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体现的一个艺术杰作。在较早版本的《红楼梦新证》里，我说过这样的话：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已经是不可能再存在了。但是，如果我们想了解那样的社会和家庭，没有一份翔实的历史记录，只能够向《红楼梦》小说中去做探讨、挖掘。这个话很浅，也很不全面。你今天体会一下那个意思要说的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这个庞大构造，国家、社会、民族、家庭、人伦、风俗、习惯、制度、礼节、修养，都在《红楼梦》这部书里。你懂我的意思吗？《红楼梦》反映的，其实是灿烂无比的中华文化。《红楼梦》内容宏富，包罗万象，确实可以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其文化形态囊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这三个基本层面。不要像过去那样，什么“爱情悲剧”呀、“政治悲剧”呀，来看待《红楼梦》，那样就视野小了。要从“文化小说”的高度看待《红楼梦》。这样静态、动态两方面的文化展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包罗万象般的全面呈现，都是前代小说所不具备的。所以，曹雪芹是一个惊人的天才，在他身上，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他是古今罕见的一个奇妙的“复合构成体”——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他的学识极广博，他的素养极高深，是一个奇才绝才。这样一个人写出来的小说，无怪乎有人将它比作“百科全书”，比作“万花筒”。虽然雪芹只是写了一个贵族家族的兴衰荣辱、离合悲欢，却实际是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希望你采访我，能主要抓住这个精神。所以，我的研究路子，从民国三十六年（1947）至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把最基本的资料搜集、资料考证都做到位。但不是说，做得很完美，缺点很多，我自己知道的。但是，我已经没有那个条件了。本身事情多，又离开了大学，没有那样的好图书馆，也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做这个事。所以，目前，我对《红楼梦》的考证基本告一段落了。以后呢？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现今，我主要的研究路子，就是思索、探讨、挖掘这个《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你抓这个抓清了，你再给我评价。

安裴智：周老，具体地说，在您的红学研究的学术道路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材料的考证，转向探究《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义的呢？

周汝昌：简单来说，就是从1986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红楼梦》学术会议（第一次国际红学会议于1980年在美国召开）后开始的。这个会梁归智也参加了。1986年，是我开始正式公开地提出《红楼梦》的文化意义的一年。在会上，《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我。他主要想问一个问题：周先生，你看这个“红学”今后发展的路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说，今后红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文化内容，即对《红楼梦》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研究。那么，我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一个学术理想。如果说，20世纪50—70年代，我着眼于曹家历史、人物关系，仅仅是从红学外围与感性认识的层面去探佚，那么，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自1987年我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学归国以后，我的学术方向就有意地转向了研究《红楼梦》的文化意义。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也知道的。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与中国港台地区最有影响的一位大教授余英时，发表了两篇文章，把我们内地搞“红学”的这些人批得一文不值，那个口气轻薄得很。他最要紧的一句话，说“红学”这个东西已经走火入魔了，已经严重地脱离开文本。研究《红楼梦》应该回到文学，他认为我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歪路。其实呢，这个提法很可笑。我们并没有说《红楼梦》不是文学。我们研究这么大的红学，还是为了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曹雪芹《红楼梦》的文本内涵。余英时把两者对立起来了，而且他这样一个大教授的影响，在海外不得了啊！可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认输。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胡适伟大不伟大？我也没有把他作为偶像。我照样跟他争，那么，你余英时我也照样跟你争。1992年，我在《齐鲁学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红楼梦〉 研究中的一大问题》，反驳余英时。后来，《新华文摘》还全文转载了。我举这个例子，通通不是对人。你看，我走的这个红学研究路子不被人理解，有的骂我是“胡适派”、“考证派”，掉入了胡适唯心主义的泥坑里。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海外的余英时这一派的观点。那意思简直是，周汝昌的这些研究跟《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呀？你看看，我们想走这个路子是很艰难的，不被人理解。我们想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你要说服人，除非你得有很大的学问。你说《红楼梦》代表我们中华文化，你得讲道理、举例子，你才能说服人。现在，到了最后的这一阶段，我的理想是做这个工作。你明白吗？我这是很粗略地把我走的研究之路告诉了你。

安裴智：长期以来，您一直关注、支持《红楼梦》的探佚学研究。早在1981年，您给梁归智先生的红学探佚著作《〈石头记〉 探佚》作序时，首次提出“曹学”、“探佚学”、“脂学”、“版本学”为红学四大分支，提出“红学”是足以与“甲骨学”、“敦煌学”相鼎足之“汉学”三大显学。那么，您是如何理解《红楼梦》探佚学与文化学之间的关系的？

周汝昌：这样说吧，“甲骨学”所代表的是夏商时代的古文古史的文化之学，即中国的上古文化；“敦煌学”所代表的是大唐盛世的艺术哲学的文化之学，即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化；而“红学”所代表的是清代康乾盛世的思潮世运的文化之学，因而是中国近古文化的集大成体现。红学四支里，“曹学”、“脂学”、“版本学”都是基础，“探佚学”是灵魂，是关键。你不把《红楼梦》后28回的真故事有个整体的基本了解，那么，你怎么来看曹雪芹这个天才的头脑，他的思想、心灵、感情、理想、价值观，统统渗透在他的书里。你拿高鹗那个续补的东西能代表了曹雪芹原著？这个岂不是很荒唐么？所以，说什么也要争。我们从真的或接近真的《红楼梦》的作品出发，才能一步一步地探索《红楼梦》真正的思想价值、文化意义。所以，千言万语，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研究、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这个。红学里包含了那么多不同的分支学科，除考证外，这学，那学，这个版本，那个版本，包罗万象。这本身也反映出，《红楼梦》包含着咱们整个的中华文化，万紫千红，包罗万象，没有哪一方面没有涉及。你对其中的一个方面不接触、不了解，你就不可能理解《红楼梦》的全部文化内涵。这并不是说，我们搞《红楼梦》研究就要这么纷乱，这么复杂，历史学、哲学、文化学、美学、文学、音乐学、戏曲学、建筑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服装学、饮食学、医药学，都要涉及；还有版本系统，脂批本系统就有13个古本，还有程高本系统，什么什么的，这个干吗呢？有人也许会问，这些与《红楼梦》研究有关吗？你想，你不这样的话，你怎么能理解这部世界巨著呢？所以，我们苦得很，就是没人理解，给你扣上个帽子、打个棍子，说些难听的话，射来明枪暗箭。这个我倒不计较。为什么呢？如果被那个吓倒，我早就不能干了。我一直坚持到今天，不是怕那个。你说我是为了什么？信念！那种发自内心的对《红楼梦》的真诚的信念，比宗教信仰还虔诚。没有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我早就做不下去了。这就是说，通过《红楼梦》这个真正伟大的作品，来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你就抓我这句话。我如果能够在这个话题上做一点事情，那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

红学是一门悲剧性学问

安裴智：这样说来，《红楼梦》的探佚研究倒有几分悲剧意味了？

周汝昌：把以上这几点给你说清了，你多少有点印象。然后，我再说这个意思。最后这一个意思也很真诚。我这个提法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骇人听闻？但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就是：红学这一门学问是一个带着很大的悲剧性的学问。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红楼梦》这个故事很不幸，家破人亡，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走向悲剧结局。我是说，做这一门学问本身就带有很大的悲剧性。我给你说的意思是，刚才我已经那么粗略地给你讲了，从事红学这门学术研究，需要那么多方面的知识，而且有一种宿命的悲剧。

安裴智：这个悲剧性就是不被世人理解。

周汝昌：那当然啦。这也是悲剧性的。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悲剧性是多层面的。不被人理解，是一层；第二层，因为它涉及了整个中华文化。所以，这个研究工作必须得是第一流的、全面精通各方面知识的大学者才有能力做。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我刚才说的那些你已经初有体会。那么，这个悲剧性正在这里。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精通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么多方面知识的第一流的大学者呢？有。大概也不过一两个。这一两个，比如说是我们一百年以来产生的大学者，你可以举出几位来。但是他们各人有各人的理想、目标、事业、研究的对象。谁来研究《红楼梦》？谁能够像我这样对《红楼梦》有如此高蹈的认识，从而舍得投入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那第一流大学者就肯为这么一部小说干一辈子么？这个悲剧性就很大了，落到我这样的人头上就已经很可怜了。这个话毫无自贬、夸张之意。这都是很真挚的。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安裴智：确实是这样的。您一生痴迷《红楼梦》，也是一辈子专门研究红学。正像您在1985年出版的红学论文集《献芹集》扉页的对联所云，“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正是您一生从事红学研究事业的写照。

周汝昌：我们这一批所谓学者，比那第一流的老前辈大学者，那简直是望尘莫及，学力、学识、知识的丰富性均达不到。但是，悲剧性又在这儿，《红楼梦》研究恰恰就落到我们这样的人手里，这确实已经很不幸了。但是，今天的很多所谓的“红学家”可连我还不如。很多这个凑热闹的、慕名的，碰一碰，摸一摸，找一些红学里面的小玩意儿，搞一篇文章一知半解的，一鳞半爪的，都成了“红学家”了。那么，你说说，这个局面是不是很有悲剧性呢？我认为这个悲剧性很深刻。这是我们中华文化呀！我的千言万语，你仔细想一想，都归结到这里——中华文化——一个巨大的话题，怎么办？那么你如何处理、对待这些五花八门的现象，这个很要紧。

安裴智：您所说的情况在当前红学界确实很普遍、很严重。您是红学老前辈了，我们是晚学。我们年轻一代对《红楼梦》特别感兴趣的，应该从哪些方面做起呢？

周汝昌：我就盼望着你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不要自己轻视自己，以现在的条件好好地培养自己，成为为我们这一门学问贡献力量的人。这个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你能把我今天说的这几点意思说清了，整明白了，那我就太高兴了，因为理解我的人很少。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对那些红学史上的话题，今后你多多搜罗、注意，听不同的说法，形成你自己的独立见解，多闻多听多思多悟，就能自己悟出道理来。你现在是报纸副刊文学版编辑，这个工作岗位不要轻视它，这使你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要接触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一些老书生、关起门来接触不到的人。你正是要从这个非常复杂、好坏是非杂糅之中培养自己的辨别能力。你这个工作岗位不简单，我能体会。这正是能锻炼你个人才能的机会，不能轻视。你在自己编辑的“双塔”文学评论版开展有学术纪念意义的红学对话，探讨“如何进行红学探佚研究”和“进一步肃清程高伪续的思想流毒”。你们报纸敢发我的《探佚与打假》这么长的充满学术意味的大稿子，这没有一点大无畏精神是不敢刊发的。一个人做事情，就是要有胆有识。你有这个胆识，别人不这么做，我就要这么做。作为新的路子，都是由人开出来的嘛。别的报纸它不敢这么做，你们就敢这么做。

关于曹雪芹小像

安裴智：周先生，20世纪60年代，具体地说，是1963年，在河南省博物馆保存着一个清代画像。当时，您亲目鉴定后写了文章，认为它是曹雪芹的画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世德先生也写了文章，对这个画像的真伪提出质疑，展开讨论。那么，这个曹雪芹画像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种说法，说不是真的曹雪芹画像。对吗？今年2月4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刊发了一整版有关曹雪芹小像真假之谜的文章。您对这个事情是如何看待的？

周汝昌：我一直到现在还认为它是真的。但是这里面极其复杂。这个问题是这样的。1963年，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到河南去开文物工作会议，河南博物馆正在办展览。他看完展品以后，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要的东西。他就问博物馆的管理员，你们还有什么收藏的有价值的东西？让我看一看。管理员把他引进博物馆内部，取出一部册页，好多页连在一起，十来个对开。翻阅后，他就发现了一张肖像，画页左上方有题记云：“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云间艮生陆厚信并识。”“雪芹”二字赫然在目，遂引起了方行的注意。于是，他在这张册页上插了一个纸条，委托博物馆管理员给他拍照后，寄到上海。他收到河南寄来的照片后，就通过王士菁转寄给我。让我鉴定、研究、辨别其真伪性质。过程就是这样的，曹雪芹小像是这么发现的。

这个册页别人也都看到了。过了一两年，文化部又再调来一个单页，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人搞了鬼。收藏者与购买者联合在一起，千方百计地说这个是假的。实际上，那个购买者如果当时看了后认为不是真的，他就不应该买啊。他为什么要花钱买？当时人民币很值钱的。买的人给了5元钱，后面又补给人家10元，觉得太冤。结果到了后来，一个专家注意到这个事情，一考察，他们都改口了，变嘴了。买的人和博物馆有关人士千方百计地说这幅画像是假的。我就想追问，方行先生最初在博物馆看过的那个册页呢？去哪儿了？博物馆的人却改了口，不承认方行先生看过他们的册页了。既然这样，我要问，当时一本册页，是对开的，是一个整体。上面的每一个人像画，都是乾隆年的痕迹与风格。如果说这一个曹雪芹画像是假的，那你把与雪芹画像对开的另一个画像册页拿来，我们看看，比较一下。一整本画册，别的册页都不假，单单有雪芹画像的这个册页就假？你说这个事，怎么变成这样了？这里面有人搞了鬼。别的那一个册页不敢拿出来，又害怕由这个“假”的引起人的注目。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案子就销了。没人注意。就是这么回事。你明白了吗？河南博物馆与他们找的人异口同声，都是为那个假的来说话。拼命说这个画像是假的，一文不值，没人再理了，这个案子就销了。

书法重在一个“悟”

周汝昌先生（右）为《太原日报》“双塔”文艺副刊2000期赋诗作书（张建国 摄）

安裴智：周老，刚才您主要谈了您的“红学”治学经历与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认识与理解。最后，我想再向您请教您的书法艺术。我个人非常喜爱您的书法艺术。有人说您的书法是瘦金体？您认为您的书法特色是什么？您平生致力于研究和弘扬中华文化，除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覃研陆机《文赋》外，后来，又专攻刘勰《文心雕龙》、曹雪芹《红楼梦》与王右军《兰亭序》。您个人在书法与“红学”研究方面，哪一个下的功夫更深一些？据说，您在“书学”上下的功夫要比“红学”多得多。是这样吗？

周汝昌：我的书法其实不是瘦金体。瘦金体是专指宋徽宗赵佶的书法。我的跟那个书法分别很大。我是一个求知欲望很强的人。我为什么要研究书法？汉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创造，汉字书写也成了一门高超的艺术。书法是我们中华文化精气神的一种独特的表征。历代书法家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中最伟大的人，我对他们都很仰慕。艺术家里，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大家都一致推崇王羲之。中国民间流传一副对联“谢草郑兰燕桂树，唐诗晋字汉文章”。这个“晋字”是书法学的真正命脉，代表着中国书法的高峰造诣。而“晋字”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那么，王羲之的书法到底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说王羲之的书法很伟大？当时，我初研书法艺术时，就是从这么一个简单的求知欲来开始的。我喜欢收集旧时的各种名碑佳帖。我20多岁时就把所能见到的一切有关王羲之的书帖，如《兰亭序》的各种摹本、翻刻本、石印本等都看得差不多了，虽不敢说是一件不漏，却也相当全。然后，慢慢地研究，一件件地研究。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找一个“悟”。书法里“悟”很重要，因为书法假象很多。同样是《兰亭序》，因王右军原迹已经殉葬唐太宗昭陵，后人无法得睹。而唐代以后留下的各个摹本的旧帖与市面流行的同名帖虽然很多，却千差万别。同一个内容，不同的帖，翻刻一次，变一个样子；悟一次，感受就不一样。书法是很精致、很精微的艺术。你观察、甄别时，稍微一走样子就不对了、就变了，又得从这个帖子里重新寻找、鉴别。有真有假，从假中辨真，是极复杂的。这个道理从最复杂的《兰亭序》的无数摹本的比较与甄别中就可以看出来。《兰亭序》天下版本无数，王羲之真迹早已不存于世，唐代的精摹本，如“定武本”（欧阳询石刻摹本，发现于河北定武）、“神龙本”（所谓冯承素摹本）等，就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后世人勉强视作“真迹”看待。由于年代久远，该帖久享盛名，对它的摹刻真伪就有不同的推断。有称为宋摹的，也有疑为米芾所摹的，而更多的则定为唐摹，如褚遂良摹本、虞世南摹本。它著录极多，并一再被刻入各种丛帖中。实际上，神龙本是描摹勾填，虞摹本、褚摹本是对照临写，都不是原迹了。我通过研究这些《兰亭序》摹帖，找到了一个最接近原作、原迹的版本。

安裴智：这个能分辨出来吗？是什么版本呢？

周汝昌：现在唯一幸存的就有这么一件最接近王右军原作、原迹的《兰亭序》，这就是保存于《三希堂法帖》中的元人陆继善摹本。它不同于那个千百年来相延已久、历史上曾被许多文化名人看作《兰亭》范本的“定武本”（欧阳询石刻摹本），也不同于近年来被视作所有唐代摹本中最接近王右军原迹、藏于故宫的“神龙本”（冯承素摹本），更不同于其他唐代摹本。我年轻时最喜欧阳询书法，却也无法从那个“遍地开花”、相传曾被黄山谷、宋高宗、姜白石等文学家一致称赞的“定武本”中寻觅到欧阳询笔法的“高妙”痕迹，对于这一个被世人视作《兰亭序》范本的欧阳询石刻摹本，我也提不起多少兴趣。谬称为冯承素摹本的“神龙本”虽然神完气足，但其明显的缺点，如下笔、行笔、斫笔、收笔等一些精微细致之处，多被摹失，足见其神采难及王右军原书之高度。真正让我豁然开朗、眼前一亮、神魂为之震动的，是元人陆继善摹本，字迹飞动变化，锋芒最存真、最具足、神妙不可言，可以说是直追右军原迹，比较接近原帖，是一个上等摹品。这个陆摹本，我过去曾与启功先生讨论，他早年曾见过原帖。他赠我陆本原迹小照片二帧，方知原件已经被收藏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地只有《三希堂法帖》石刻留痕了。于是，我专程赴北海阅古楼查看“三希堂”石本，却刻字全无。没办法，我千方百计才在一家旧书市淘得《三希堂法帖》此卷的石拓本。

安裴智：周老，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华文化有三大国宝，《兰亭序》《文心雕龙》《红楼梦》，皆属极品，后人永难企及，更不要说超越了。您也曾说过，您平生最钦服中华文化上的“三圣”:“书圣”右军、“诗圣”老杜、“情圣”雪芹。那您觉得“书圣”右军的《兰亭序》，其美学特点与文化价值是什么？

周汝昌：《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书法代表作，是王右军于行书中发挥侧锋行笔的最高峰，实乃书法创新的神品也，是书法史上的最大转折，无人能及。其美学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媚健秀，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最大的美学特点是“遒媚”，这是唐代人提出的。“遒”就是行笔峻利，不缓不弱，而又健举流逸，不塌不垮，不松不散；“媚”，是指笔姿有一种灵秀之气，是文化书卷气以及个人丰采气质的流露，不丑不陋，不粗不野，有一种清新俊逸、光彩照人之美。所以，兰亭奇致，张扬的是一种中华古典美学的风神与品格。经过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提倡，王羲之的书法被确认为当时书法艺术的典范。此后的一千多年，后人将他尊为“书圣”和中国书法文化的代表。

安裴智：《兰亭序》虽然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断有人对其“真伪”提出质疑。最有名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叶，即1965年6月，历史学家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从王谢墓志出土论 〈兰亭序〉 的真伪》的文章，之后，《光明日报》做了转载。郭老在此文章中提出了《兰亭序》不是王右军的真迹，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史界一大批重量级文化名人的大争论。周老，您对这场争论是怎么看的？

周汝昌：说《兰亭序》是假的，非王羲之的作品，这是郭沫若的说法。郭沫若提出《兰亭序》连字带文词都是假的。那场争论的背景是：当时，南京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尤其是王、谢两大家族族人的墓志。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认为，王、谢族人的墓志均为刀凿的隶书体，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完全不一样，《兰亭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隶书笔法，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认为王羲之时代书体还没有《兰亭序》那样的行书字，此种字是后来才有的。当时，南京的高二适先生、广州的商承祚教授以及章士钊先生、张伯驹先生、徐邦达先生，都不同意郭沫若的说法。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兰亭综考》，对郭沫若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通过翔实的考证得出结论，证明《兰亭序》确实是王羲之的作品。那不是空话，是很有科学依据的。任何事物都有一真一假，我的专门任务就是干这个的，打假辨真。什么都得争执。

1995年2月25日初稿；2016年5月6日修改

周汝昌先生（张建国 摄）

附记 红楼风雨梦中人——追忆周汝昌先生

2012年5月31日黄昏，我下班刚至家中，忽接旧单位《深圳特区报》文化部主任唐亚明兄的电话，云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红学泰斗、诗人、书法家周汝昌先生于31日凌晨1点59分在北京家中驾鹤西去，享年95岁。唐兄素闻我与周汝昌先生保持着近二十年忘年交之珍贵情谊，于是命我速撰一篇追忆周先生的文章，明天就要在“人文天地”副刊头版见报。对一个学者来讲，九秩又五，已算高寿，但惊闻此噩耗，我还是不能接受此现实，感到非常惋惜，久久不能回过神来。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红学界的重大损失。一个月前，我还给周伦玲女士去电，她说父亲身体很好，没病。但毕竟老了。4月14日，95岁寿辰时，也没发现有什么大问题，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还去给老人拍了寿照，老人很高兴。谁知，仅仅一个月，先生就仙逝、离我们而去了。想到这儿，我内心非常难受。静静地打开书柜，望着20多年来收藏的周先生的四十余种学术著作，轻抚着周先生亲笔签名赠送我的《恭王府考》《我与胡适先生》《红楼夺目红》《兰亭秋夜录》等10余本红学著作，再一次欣赏周先生1995年夏至书赠我的诗歌书法作品，还有他生前的数篇手稿，以及于2003年秋天为我的文学评论著作《守望与突进》所题写之书名，透过一个个挺秀遒媚、瘦劲露锋却又饱含深情之书法笔迹，那张慈祥而睿智的耄耋老人的笑脸再次浮现在我眼前……

认识周汝昌先生，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那是1988年，我负笈并州，在山西大学攻读元明清小说与戏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几位授课教师中，就有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姚奠中先生的研究生梁归智教授。那时的梁师年近四旬，鼻梁上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面容清秀，风度儒雅，仪态谦和，身上流溢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是属于有慧根的那类学者。梁师选择了被称作中国三大显学之一的红学作为学术突破口，年纪轻轻，就在常人不敢问津的红学世界劈山开路、筑疆拓土，成为继周汝昌先生之后《红楼梦》探佚学研究的顶梁柱和重要代表，他的《〈石头记〉 探佚》成为继《红楼梦新证》以来又一部具有突破意义的探佚学力作。

1981年，梁归智老师的红学探佚著作《〈石头记〉 探佚》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汝昌先生作序，首次提出了“探佚学”这一概念，认为当代红学已形成了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四大分支学科。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有这四大支才“够得上真正的‘红学’”。周先生如此强调这“四学”的重要性，其用意并不是否认《红楼梦》的文本批评，而恰恰是太重视《红楼梦》独特的“这一个”文本，充分认识到《红楼梦》不是一本普通的古典小说，因而，要走进曹雪芹的灵魂和文化思想，就不能“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而必须以曹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这四大分支学科为前提和基础。只有把曹雪芹的家世背景、脂砚斋批语的价值、各种版本文字的异同及后三十回被迷失的原稿内容搞清楚，才有可能真正读懂《红楼梦》的文本，才可以去从事“文本批评”，也才能认识到“红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足以与“甲骨学”、“敦煌学”相鼎立的当代显学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只有“知人论世”，才可能正确地把握曹原芹原著的思想内容。

对梁归智老师的探佚学成果，周汝昌先生深为厚爱和器重，作出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赏。周先生诗赠梁师：“砥柱中流最可思，高音未必众皆知。人间事事迷真假，万里求贤一已奇。”“奇冤谁为雪芹鸣？智勇能兼亦至情。红学他年即青史，董狐左马记梁生。”“悬真斥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地下有人应笑慰，感怀喜极泪脂红。”那时，梁师以一种富有美感的授课方式，从“谶语”、“谐音”、“影射”、“引文”和“化用典故”等几个方面，畅述了曹雪芹“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奇特创作方法，为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莘莘学子开启了一扇瑰丽奇异的红楼世界，描绘出一个《石头记》里被迷失的精彩世界，真如琼浆玉液灌心田，使我对《红楼梦》这部世界名著产生了如醉如痴般的迷恋，从心灵深处感应到其“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的审美价值。

当时，从情感和立场上，我倾向于接受周汝昌、梁归智等先生的探佚观点。于是，我对曹雪芹的家世、家族故事、脂砚斋和畸笏叟的批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图书馆借了《脂砚斋重评 〈石头记〉》的几个早期版本，如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从旧书摊上淘得《红楼梦》“梦稿本”。同时，精读了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的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考证力作《红楼梦新证》以及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红楼梦研究》、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何其芳的《论 〈红楼梦〉》、王朝闻的《论凤姐》、朱一玄的《红楼梦资料汇编》等。其中，多次精细研读了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读后觉其体大思精，论证缜密，解决了“旧红学”所遗留的诸多问题，把胡适的“自传说”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对曹雪芹的家世、人物、籍贯出身、地点问题、雪芹生卒年等进行了周密的考证。海内外著名学者赞之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由此奠定了周汝昌先生在红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一般学界认同称周汝昌坐继胡适之后“新红学”第二把交椅。

实际上，《红楼梦新证》是周先生早年的作品，并不代表他一生的红学研究成果。他一生出版了40多部红学著作。90年代以后，他更侧重研究《红楼梦》的文化意义、红楼梦的艺术特色，更重“文本研究”，特别看重对曹雪芹哲学思想的研究。所以，他本人对说他是“考证派”是不太满意的。正像钱穆与余英时被称为“新儒家”的代表，而两位先生也是不认同的。

然而，红学以降的200年来，在多如过江之鲫的所谓“红学家”中，真正能有如此识见，如此认识高度的人，也就如周汝昌先生这样“才”、“学”、“识”俱备的少数几人。这不能不说是红学的悲剧。周先生的这种感悟，也常常招来那些缺乏鸿鹄高见的燕雀之徒的攻讦。红学界一直有种说法，说周汝昌从不研究《红楼梦》的文本，这是不了解先生的学术得出的妄语。实际上，周汝昌既探源曹雪芹的先祖家世和坎坷人生，又倾力于各种脂批版本的考辨比较，也用心于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求索，是一种杂糅各“学”的综合研究。如《〈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是探讨《红楼梦》的思想意义的，《红楼艺术》《红楼艺术的魅力》二书是覃研其艺术特色的，都是一种纯粹的文本批评。但无疑，贯穿其“为芹辛苦见平生”的六十年红学历程的灵魂和精髓是探佚。周先生异于历史上其他红学家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探佚”为精神灯塔，来照亮和统领一切红学。可以说，周先生这一“解味道人”，是以“探佚”为手段，来解曹雪芹原著之深“味”，可谓雪芹的“异代知音”！以周汝昌为代表的探佚学者认为，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曹雪芹原著《红楼梦》的后三十回丢失了，《红楼梦》成为断臂维纳斯。现在流行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真假合璧，其中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写，是狗尾续貂，从人物命运、故事情节、作家的美学倾向到作品的思想价值取向诸方面，都违背了曹雪芹的创作原意，是对曹雪芹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的颠覆，因而要找回原著《石头记》里被迷失的世界，从而使“全璧”复原，还原曹雪芹《红楼梦》的“真本”、“原本”。可以说，百年红学步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形成了以周汝昌先生为领军人物，以徐恭时、梁归智、蔡义江、孙逊、杨光汉、王湘浩、丁维忠、刘心武等先生为骨干的探佚学新景观。

1991年秋，我从山西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太原日报》社工作，负责编辑“双塔”副刊的“文学评论”版。由于工作需要，从1992年春天开始，我每年有两三次要到北京组稿。凭借这样的机会，我走进自己敬重的周汝昌先生的家里和生活中，得以亲承謦欬地聆听这位古典文学前辈学者的谆谆教诲，面对面地感应这位红学大师的心跳和呼吸，清享这位“新红学”代表人物藻耀而高翔的玉屑之谈。周先生慈祥睿智，却始终葆有一颗清纯的艺术童心。谈起《红楼梦》来，他神采飞扬、激情洋溢。那时，梁归智老师已成为周汝昌先生的私淑弟子，与周先生的学术来往较多。我就通过梁老师的介绍，开始约请周汝昌先生为我编辑的《太原日报》“双塔”副刊写稿。1994年3月，周汝昌先生给《太原日报》写来了《太原随笔》等一系列文章。文采斐扬，笔法灵动，情思绵长，字字珠玑，字里行间渗透着浓郁的书卷气，见出了深厚的文史功底。

1993年，受“红学”探佚人物周汝昌、梁归智学术观点之影响，著名作家刘心武开始“秦学”探佚研究。由于我与刘心武先生也走得较近，于是，1994年6月至11月，我策划在我编辑的《太原日报》“双塔”文学评论版开展一场有学术纪念意义的红学对话。这场“红学对话”论述的文学话题重大，持续的时间较长，这就是由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著名作家刘心武和青年红学家梁归智三人进行的一场关于“如何进行红学探佚研究”和“进一步肃清程高伪续的思想流毒”的对话。称其为“对话”，是因为这三人主要观点一致，分歧意见不大，但切入的角度和着眼的侧重点有异，探佚思路不同。刘、梁以商榷、论争的形式展开，周、刘又以书信、互勉的形式收场，共组发了6篇红学论文。刘心武的《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甄士隐本姓秦？》和周汝昌的《探佚与打假》以长篇论文的形式在副刊专版中推出。老红学家周汝昌一生提倡探佚，刘心武为“作家学者化”式的探佚新秀，梁归智则是较早取得探佚理论成果的一位代表人物。这三位红学探佚人物的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双塔》文学评论版于1994年组织的这次“红学对话”将被重重地写进当代红学史中，这场“红学对话”的深广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也将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愈益显露出来。周汝昌先生在《探佚与打假》中一开篇就写道：“《太原日报》的《双塔》版，愿意将几千字的版面惠予学术讨论，而且范围包容了红学中的探佚学，我不知全国市级日报能够这么做的共有几家？令我心中充满了敬意。承安裴智同志的美意，要我参加争鸣，我真不应该辜负了这个宝贵的版面而‘交白卷’，于是挥汗命笔，贡我拙意——用雪芹的话，就是‘试遣愚衷了’。”（见《红楼梦的真故事》）

1995年2月中旬，我受太原日报社编委会委托，赴京与中国记协国内部、中国作协创研部接洽、商榷，为下月要在太原召开的“全国首届报纸副刊研讨会暨太原日报《双塔》副刊2000期纪念会”做策划、筹备工作。除联系主办单位、邀请京城相关文化名人外，我的另一重要任务，是为太原日报“双塔”副刊2000期征集文化名人的书画墨宝。于是，乙亥仲春，我的足迹踏遍了京华的各个角落，迈入一个个耄耋老人的家中。从东郊十里堡到西郊魏公村，从北大畅春园到劲松蒲黄榆，从朝内南小街到安外东河沿，从赵堂子胡同到复外大街，从西便门外到团结湖东里，从沙滩红楼到水木清华，从西直门外到崇文门内，高楼馆所，四合小院，胡同深处，寻常巷陌，凡有人烟处，皆藏龙卧虎，有我欲寻访的高士仙人。周玉言先生作为享誉全国的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又是诗人、书法家，也长期是《双塔》的重要作者，自然在受邀范围。于是，我在电话里把这一心愿给周先生说了。周先生竟爽快地答应了。过了几天，他让我到他家取写好的诗与书法。周先生灵感一来，给太原日报《双塔》副刊赋诗一首：“嵯峨双塔比瑜璠，三晋云岚簇太原；为有文章兼学术，两千风日煦花繁。”小字是：“太原日报双塔副刊二千期，津沽周汝昌半盲七六叟。”

过了几天，北京名人书画墨宝征集工作行将结束。我突然想起应该对周汝昌先生做一个学术访谈。于是，2月17日上午，我来到位于北京红庙北里的周汝昌先生寓所，对其进行了一场深度学术访谈。周先生的大女儿周月苓、三女儿周伦玲女士陪同我采访。周先生给我详细谈了他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时，向胡适先生借阅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在胡先生的鼓励下，走上“新红学”考证之路的详细历程。聆听周先生畅谈对红学、文学和人生的看法，宛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清风扑面，甘泉灌心，真可以“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是一种难得的文化盛宴和精神洗礼。这不仅因为周先生才高八斗，谈吐儒雅幽默，更主要的是他那超越了世俗功利的冰雪人格，犹如诗仙灵均所讴歌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真正体现了一种“玉是精神难比洁”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品格。周汝昌先生特别单纯，书卷气浓郁，永远葆有一颗童心。走进周先生的心灵世界，仿佛踏入一片未经人踩过的碧绿青翠的芳草地，也如驾着飞艇远离混浊的岸边驶入一片寂静而蔚蓝的天然海域，使我又看到了滚滚红尘、滔滔浊世中清纯明净的一面，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

2月下旬，我返回并州后，就忙着与副刊部同仁准备“全国报纸副刊研讨会暨太原日报《双塔》副刊2000期纪念会”的具体事务了。如给参会的全国文化界名人寄发会议邀请函，草拟大会领导讲话稿等。当然，也给周汝昌先生发了正式的会议邀请。2月28日，周先生自北京家中给我寄来一信：“安裴智同志：我因患足疾，不能去参加《双塔》2000期的庆典，十分遗憾，特此驰函遥贺。祝你们的副刊越办越有特色，为中华文化的振兴做出贡献！全国政协大会会期压缩了，日程更紧了。匆匆奉启，别不多叙。并颂 文荣！周汝昌95年2月28日。”在信中，周先生解释了他因年高不适未能远足与会的理由，语词中寄寓了一位耄耋老人对《双塔》副刊的美好祝愿。

进入夏至日，北京酷暑。周先生不忌高温溽热，心绪极佳地研墨提毫，搦翰铺纸，为我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是周先生一首诗的旧作：“翠羽明珰事事新，几家疑假几疑真；陈王解道惊鸿赋，自是当时见洛神。”落款署名为：“乙亥长至书旧作应裴智雅嘱，半盲七六叟周汝昌”。借曹植写《洛神赋》的典故，表明他对雪芹丢失的三十回原作矢志“探佚”之决心，让女儿周伦玲女士给我寄到了太原家中。如今，周先生的这幅书法作品，作为我的心中至爱，一直珍藏于书房。

2001年2月，我南飞鹏城，在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六个月后，转调深圳特区报社，重操旧业，继续耕耘于文艺副刊这块芳草地，再度拿起了为别人做嫁衣的“金针”，在“罗湖桥”这块繁茂的园林，相继编辑“文艺评论”、“书香阅读”、“学人对话”、“名家新作”、“文史随笔”等版。于是，已经迈入耄耋之年的周汝昌先生，再度成为我约稿的对象。那是2003年6月，基于周先生红学研究之专长，我约请他为我报“罗湖桥”副刊的“名家随笔”版开设“红学散步”之专栏，每篇以一千多字的篇幅，以一种富有灵性的散文化笔法，从一些红楼人物的小处与细节写起，持续一年多，见出了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这部世界名著的理解与文本解读。这个专栏的系列文章，周先生写得字字珠玑，新见迭出，颇可见出他对《红楼梦》这一著作的独到理解。后来，周先生结集为《红楼夺目红》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成为深圳特区报副刊史上的辉煌一页。

2003年秋的一天，我的文艺评论著作《守望与突进》要付梓。我从深圳飞到北京，驱车红庙北里，登门拜谒周先生，表达了对周汝昌先生书法的欣赏与喜好之情。应我的盛情，周汝昌先生在两耳失聪、双目几乎失明的85岁高龄，搦翰展纸，为我题写书法墨宝“淡远”，寄寓了周先生淡泊明志的云水情怀。周先生还挥毫为我的文艺评论新著《守望与突进》题写书名，足见其奖掖后学之苦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汝昌先生一直在从事一种感悟式的红学批评。周先生本身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诗人、书法家，所以，他的学术随笔也就满溢着才气与灵气，不是那种教条的八股文风，不是那种空洞的抽象的说教，而是具备了“才情”，是“才”、“学”、“识”的有机融合。梁归智老师认为，周汝昌在治学过程中，反复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灵悟与感受能力；他论学评文，强调文、史、哲三才会通，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强调感悟力、想象力、创造力，反对枯燥、生硬的分析与解剖。所以，周先生虽是一位以考证出名的、好像是钻故纸堆的“红学泰斗”、古典文学专家，却也是一位有着曹雪芹、贾宝玉那种真性情与李贽所说“童心”的才情学者。他是以一颗富有激情的诗人之心来解读《红楼梦》，因而他的红学随笔是他与曹雪芹、贾宝玉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周先生选择在“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凌晨静静地离去，也足见先生永葆一颗艺术童心，人品清纯明净，是对传统文化通融于心的通才学者。

周汝昌先生一生的心血献给了中华文化研究，尤其是红学研究。他在旧体诗词的创作方面也很有成就。中国词曲界，向有所谓“南吴北顾”的说法，这是研究中国词与曲这两种文体最厉害的两位学术大师级的人物。“南吴”，即指生在苏州、曾经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任教的词学家、曲学家吴梅，即吴瞿安先生，既是曲学研究家，又是曲作家、曲学理论家，创作了不少传奇剧作，在度曲、审曲等方面造诣精深，被誉为“近代制曲、度曲、顾曲、演曲、藏曲各色俱全之曲学大师”，他培养了任二北、卢冀野、唐珪璋、钱南扬、陈中凡、钱绍箕、赵万里、常任侠、浦江清、王季思、胡士莹、吴白匋等一大批古典文学学者；而“北顾”，即曾在北京的辅仁大学任教的顾随，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他培养了张中行、周汝昌、叶嘉莹、郭预衡、史树青、邓云乡、吴小如、黄宗江等一批大学者。周汝昌是“北顾”即顾随先生的高足。他20世纪40年代立雪顾门，从顾羡季先生游，而后卓然而为一代学术大家。在众多的顾门弟子中，周汝昌先生不仅是国内坐“新红学”第二把交椅的红学泰斗、古典文学专家，也是诗词修养极高、有诗词天赋的才子学者，还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书法家。

周汝昌先生对中华文化葆有一颗挚爱之心，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是当代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艺宗“书圣”王右军，又承继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自成一家。周先生著有《永字八法》《书法艺术答问》《兰亭秋夜录》等书法理论著作。周先生的书法，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活用侧锋，笔墨细尖而有力，柔中见钢，遒媚劲峭，很有精、气、神。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中，贯穿着一种文化大视野。梁归智先生认为：周先生从进入红学研究领域的一开始，就把文献考据、义理思辨和艺术感悟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觉地把红学提升到“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的高度。周先生研红，重辞章、考据、义理之结合，也就是文、史、哲的“三才”之美。此即章学诚所谓“考订主于学，辞章主于才，义理主于识”也。进入20世纪90年代，周汝昌提出将红学定位于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正是要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升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灵魂圣书、精神范本——同时它又是一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

周汝昌先生一生清贫。20世纪90年代，我曾去周先生家拜谒过他几次，2003年秋天是最后一次见他。他蜗居于北京朝阳区一幢简陋的楼房里。家里谈不上有什么家具，全是旧的桌椅，几乎没什么装修，很简陋，沙发上的布也是很旧的，也没有太多的藏书。家里简直寒酸、俭朴极了。但是他乐在其中。他是一位把一生献给《红楼梦》研究的老人和学者，心中唯有“红楼”，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老师形容周先生的性格，是“痴人”和“赤子”。他的一生全部投入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又单纯。他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为人很率真，有一颗童心。他性情天真，对后辈晚学热情无私地支持和帮助。周先生在《献芹集》扉页题联曰“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可见他为研究曹雪芹《红楼梦》而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进入晚年，周汝昌先生的学术生命力仍十分旺盛。仅2005年这一年内，他就出版了9本红学著作，这是年轻学者都很难做到的。直到去世前的2012年春天，他还出版了《红楼新境》《寿芹心稿》两本红学新著。这样的研究效率与出书进度，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周先生5月31日去世前一天，还与儿子周建临谈了《红楼梦》中的两个创新观点，并赋七绝一首，成为95岁高龄之绝笔，建临先生也给父亲回了一首《浣溪沙》。这样动人的细节，足见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与学术之爱，诚乃雪芹之异代知音也。他要把更多学问留给后人，此种精神令人十分钦佩。可以说，周汝昌先生是一个为《红楼梦》而生的红学赤子，他的红学研究一直陪伴到他的自然生命停止了运动。

周汝昌的去世对红学界损失很大，他是“新红学”的开拓者，同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的逝世是中华文化的巨大损失。老人家年事已高，这是自然规律，我们只能节哀顺变。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红学研究、古典诗词研究、书法研究的60余本著作和大量珍贵的书法作品，以及中华文化本体性的研究方式仍泽被后世。

2006年4月，我的老师梁归智经过两年的勤奋写作，终于完成了45万字的《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而有学术深度的周汝昌先生的传记。此书以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为主线，从一个红学专家的视角，勾勒周先生八十余载人生风雨，折射出一代学人的命运，展示了近百年来红学研究的风云激荡，揭示出周汝昌先生内在的一种文化精神。2011年11月，《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由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再版，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先生作序，称曹雪芹是中国文学第一天才，而其评周汝昌为“中华文学第一天才之旷世知音”。

周汝昌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堪为学苑楷模。今天，95岁高龄的周汝昌先生驾鹤西去了，红学界失去了一位擘画领域的开山大师，书法界失去了一位风格独特的大家，古典文学界失去了一位学力丰湛的泰斗，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鸿儒。清纯明净、博学多才而有赤子情怀的周汝昌先生走了。他带走的，是一个波浪起伏的新红学时代；他给世人留下的，是无尽的精神财富与文学宝藏。

原载《深圳特区报》2012年6月1日，2016年5月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