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赵逵夫

王嘉为东晋陇西安阳（今甘肃秦安）人。他的《拾遗记》一书是搜集了当时流传的一些历史传说，按时代的先后为序编为九卷，末为国内名山一卷，共十卷。以前除个别读书札记和近代以来有关魏晋志怪小说的论著提到以外，少有人对王嘉及其《拾遗记》作专文论述。1941年《齐鲁学刊》第2期刊有左海的《拾遗记》一文，是近代以来的第一篇专论；1961年5月27日《甘肃日报》刊有苏丰、江夏的《志怪小说作家王嘉》，也算是比较早的专文。20世纪80年代初李鼎文先生等领头所编《甘肃古代作家》[1]，其中有颜廷亮写的《王嘉》，对王嘉生平方面作了简单介绍，主要论述《拾遗记》一书内容与艺术上的成就，提出“《拾遗记》和与之同时的其他小说一起，构成了我国小说在唐代正式出现以前的最高发展形态”。“还为我们保存了很多神话传说。”认为“王嘉是甘肃小说界的开山鼻祖之一”。

因为中国古代并无今日小说之概念，其所谓“小说”，不是归入“杂史”，便是归入“子书”。《拾遗记》多载当时的古今传说故事，自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至明杨慎的《丹铅总录》、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都从杂史的角度观察之，评价不是很高。大部分学者仅仅肯定其文章辞藻和艺术描写上的长处。如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中说：

《皇娥》等歌，浮艳浅薄，然词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2]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说：

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事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欤？[3]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4]将其归入“志怪小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但该书在具体评论中仍承袭前人，从杂史的角度进行评价，言“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漫无实”。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志怪小说的角度对《拾遗记》加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范宁的《论魏晋志怪小说传播和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关系》[5]一文，认为王嘉“和嵇康、张华、干宝等人一样，将神异的现象作为题材，只是写作的态度改变了，不是信仰而是玩赏”。并且说“王嘉《拾遗记》里面的人物表面是名士的，而实质是方士的”。虽然有些不着边际，但显然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考察作品与作者。至于他所说：“至于内容方面，就题材说还是神异的，不过这些神异的东西不是超现实的，而是富有人间烟火气，有人情味。”这对《拾遗记》研究明显是一个推进。但总的来说，还是缺乏较深入的研究。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6]和《唐前志怪小说辑释》[7]对王嘉与《拾遗记》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李剑国先生对晁载之《续谈助·洞冥记跋》引唐人张柬之“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的说法加以明确地否定。并指出：“《拾遗记》前九卷全记历史遗闻轶事”[8]，在范宁先生的基础上，从另一方面加以科学界定，并肯定其“为六朝志怪上乘之作”[9]。

陈文新的《六朝小说》[10]虽只是在选文前加以简介，但评价很是到位。书中说：“《拾遗记》在中国志怪小说发展史上是一部地位颇高的作品。”并在引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欤？”后说：

所谓“有助文章”，从表面看是用作词藻、典故或闲暇的话柄，而骨子里则是摆脱了实用性的奴役，从“经济”走向了审美，从历史走向了文学。其意义是重大的。

又说：

倘若单从对小说影响的角度来看《拾遗记》，那么，至少有两点不能忽略：一、《拾遗记》代表了“拾遗体”的最高成就，由于他的问世，“拾遗”体遂与“搜神”体、“博物”体鼎立而三。二、《拾遗记》对唐人传奇影响甚巨，王嘉有意虚构情节，“词条丰润”，与唐传奇作者的祈向已相当接近。

我认为这比以前所有学者的评价都更为恰当，更为到位。

王嘉的生平方面留下的材料太少，很多问题不是很清楚。但关于王嘉生平的研究也一直在发展之中。

从李剑国先生两部书的前后两个版本，即可看出在王嘉研究方面的进展。如关于王嘉的籍贯，两书均未取略阳说而说是“陇西安阳人”。但包括修订本《唐前志怪小说史》，在安阳之后均注“今甘肃渭源县”，而修订本《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则作“今甘肃秦安县东北”。李剑国先生在该书的《后记》中说：“修订参考《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而其间乃又发现修订本疏谬之处，修订本亦将重新修订出版。”学术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为什么说注“陇西安阳”为“今甘肃渭源县”和“今秦安县东北”，都在甘肃，而注后者是学术的进步呢？因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隐藏有一个大的学术问题：怎样才能消除王嘉为洛阳人的误说。

但是，此前毕竟没有对王嘉及其《拾遗记》作专门研究之作，未能对古代种种论述加以汇集、比较、考其得失是正，指出一些歧说产生的根源，以彻底消除疑虑，澄清迷误。

王兴芬同志为甘肃靖远县人，2007年至2010年至我处问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对陇右文献格外关心。2013年她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王嘉与〈拾遗记〉研究》，时经三年，今完成，请我作序。我觉得她这本书下了很大工夫，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对此前各说不仅证明哪个说法对，哪些说法不对，而且深入弄清一些误说产生的根由，使问题得以解决。关于王嘉的籍贯，梁代萧绮的《拾遗记序》、马枢的《道学传》《晋书·王嘉传》都言为“陇西安阳人”，但梁代释慧皎的《高僧传》则作“洛阳人”。释慧皎与萧绮、马枢大体同时代人，而说法不一。而且历代所置陇西郡均无安阳县，这就形成一些人表述上的歧异。王兴芬同志细致研究有关文献，指出“洛阳”乃是“略阳”之误，她举出文献中一系列将“略阳”误作“洛阳”的实例；其次，她指出此所谓“陇西”，非指陇西郡，而犹言陇右。王仲荦的《北周地理志》卷二，说明北周时陇右有安阳郡、安阳县（在今甘肃秦安县北），并注明：“后魏置。”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也有“安阳郡”，并云：

安阳郡，北魏置，属秦州，治所在安阳县（今甘肃秦安县北伏乡，辖境相当今甘肃秦安县北部地），隋开皇三年（583）废。

又有“安阳县”条云：

安阳县，北魏置，为安阳郡治。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北安伏乡。隋开皇十年（590）改名长川县。

改为长川县的原因应是县治在瓦亭川（今葫芦河）东岸。因西魏将北秦州改为交州（见王仲荦《北周地理考》卷二），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西魏》在原北秦州处又标“安阳郡”，在《北朝·魏·雍、秦、豳、夏等州》图中也标出在瓦亭川以东的陇城（今秦安县东北）建有略阳郡。西魏安阳县正当安阳郡郡治之地。古代郡、县的改名不一定同时进行，而且改过之后人们也常因习惯而称说旧名，文献对此的记载也不是很详细，所以，今日看来文献记载中就有一些难以衔接的环节。王兴芬同志联系前人研究成果对此加以论证，充分说明王嘉为陇西安阳县人这一说法的正确。但如将安阳解作甘肃渭源，便难以使一些事实契合无间。

王兴芬这本书对王嘉同梁谌、道安的交游及其意义，同苻坚、姚苌的关系的不同及造成的后果，也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尤其前者，是被以往论王嘉事迹者所忽略的。

书中对王嘉包含有儒、释、道、谶纬的思想，《拾遗记》的版本与著录情况，《拾遗记》的内容与文体方面的特征，也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述，既是对以前学者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也是一个全面地探讨与系统化，体现着她个人的一些深入思考。

本书专设一章对《拾遗记》从文学的角度加以研究。这一章有五节：

第一节是《〈拾遗记〉女性命运的文化透视》，第二节是《〈拾遗记〉神话研究》，第三节是《〈拾遗记〉的语言特色》，第四节是《有意而为的志怪小说〈拾遗记〉》，第五节是《萧绮与〈拾遗记录〉》。这五节之中都有一些精彩的分析，在此不一一罗列。如第三节列出三个问题作了重点论述：

一、鲜明的赋体特征，举了卷三写宋晋公之世善星文者神异之术的一大段文字，卷十写岱舆山的一大段文字为例；又举卷一写伏羲对人类贡献的一段文字，卷三写西王母降临时的一段文字与卷四写秦始皇起云明台的一段文字，说明《拾遗记》大量运用对句的语言特征。

二、诗文融合。对书中的七言体诗歌及六言、五言、四言、三言、杂言等诗歌加以论列，指出：“上述诗歌、俚语的语言特色我们暂且不论，但这种诗文融合的语言承史而来，都比史的语言更为工整华丽却是显而易见的。”

三、形象化的语言。其中举了卷三写穆王八骏和卷七写汉宣帝时背明之国所贡五谷两段文字为例。

可以看出，兴芬同志是认真研读了《拾遗记》的文本，并且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认真研究，吸取其长处的基础上，写成本书，其中也体现了她的思考与新见。本书细致深入，论证严密，是对《拾遗记》研究最为全面深入的一本书。

项目完成之际，她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唐河陇地区的民间传说与文化研究”也获准立项。希望她能取得新的成果。

《王嘉与〈拾遗记〉研究》的出版，无论在揭示丝绸之路中段文字创作的成就，还是对于揭示东晋十六国之时北方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都是有益的。当然，学术研究是不断推进的。本书的出版能引起大家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是我和王兴芬同志的共同愿望。

2016年11月2日于滋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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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3]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7页。

[4]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 《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6]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

[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初版，2011年初版修订本。

[8]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9]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页。

[10]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