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关于<东方文学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的“说明”

不言而喻，一门课程的基本方向如何，是由教学大纲决定的。因此，要真正了解初创时期东方文学学科的基本方向，必须认真研究《东方文学教学大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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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印刷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包括四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东方文学（为了方便起见，以下简称这个部分为《东方文学教学大纲》或《大纲》）。

首先，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这份教学大纲总的指导思想。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由它前面的“说明”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个“说明”共有四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和第三点。

第一点是：

这份大纲要求以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学说为红线，根据师范大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的目标，向学生介绍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文学和文学上的斗争。本着党的“厚今薄古”的方针和重视东方的指示，着重讲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和东方各国的现代进步文学。[1]

第三点是：

大纲是由教研组和苏联文学进修员、研究生以及中三、中四的同学共同编订的，越南留学生同学也以国际主义精神热情地参加了编写工作。大纲在九天内编出第一稿，又经过多次讨论，做了两次修订，成为现在的初稿。建立外国文学新体系的工作是一件新的任务，且大纲是由几个小组分头编写的，所以大纲的体例、繁简和水平都有不统一的地方，今后要结合教学不断地修改。

由于思想水平所限，资料缺乏，所以某些章节中关于两种文化的斗争，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还不够突出，整个大纲还是相当粗糙的，需要今后继续修订补充。特别是关于阿拉伯文学部分，结合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增订的必要。

我们恳切地希望同志们能多多地提出意见，补充不够的地方，批判错误的地方，使得外国文学的大纲成为一面坚定的红旗。[2]

在这两点“说明”中，有几个需要特别加以阐述的问题：

一是“以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学说为红线”。这里所说的“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学说”，是指列宁1913年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其大意是说：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不太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所谓“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我们要向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有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3]列宁的这个理论所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针对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鼓吹的“民族文化”口号，而并非否定民族文化本身。至于如何以此为红线“向学生介绍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文学和文学上的斗争”，《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并没有具体说明。但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全面地理解这个观点，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理解这个观点，从而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淖。众所周知，所谓庸俗社会学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的观点体系。庸俗社会学者简单化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认为意识形态现象直接取决于物质现象和社会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文学研究中，他们抹杀文学的特殊性质，把文学的目的、内容同社会科学的目的、内容机械地等同起来，把文学变成对社会学的“形象图解”；他们认为文学的性质取决于作家的阶级出身，而不考虑政治、思想和心理等多种因素对作家的影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的性质是简单明了的，而不考虑文学作品在各种社会情况下多种多样的复杂表现；总之，他们喜欢简单地、机械地给作家和作品贴上阶级标签，划定阶级成分。从《大纲》的实际内容来考察，不难发现当时的编写者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犯了类似的错误。其具体表现是，对东方文学进行简单的、机械的阶级分析和阶级定性，重视现代文学，而轻视古典文学，重视无产阶级文学，而轻视非无产阶级文学，认为现代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才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而古典文学和非无产阶级文学都是“资产阶级”文化。然而，东方文学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有些上层阶级出身的作家虽然基本上站在自己所属的阶级立场上，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却有可能接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人民大众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虽然不一定直接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但是这些作品却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等等。既然实际情况如此复杂，那就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二是“本着党的‘厚今薄古’的方针”。1958年3月10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学风相当盛行。有些人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似乎不感兴趣，很少去研究，而对于过去的事情，几千年前的东西，讨论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的表现。他强调学术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研究新时代的新问题。陈伯达的讲话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古”“今”问题的大讨论。有的主张“厚今薄古”，有的主张“厚今厚古”，有的主张“略古详今”，有的主张“博古通今”，有的主张“古今分家”，等等。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以“‘厚今薄古’论战胜‘厚古薄今’论”为题总结了这场讨论。文章认为：辩论中出现了十多种不同观点，但从实际上看只有“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两派；然后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集中力量于古代历史和古代作品的研究和教学，长期和古人为伍，加上立场观点不够正确，分析批判不够充分，很容易引导人们留恋过去，怀古鄙今，逃避当前伟大的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在现实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迷失方向；“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斗争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此以后，“厚今薄古”便成为党的方针。对于这个方针，当时不少人简单地理解为古今分量和比例的问题，即在工作中少研究古代的，多研究现代的；在教材里少写古代的，多写现代的；在课堂上少讲古代的，多讲现代的。《东方文学教学大纲》恰逢此时问世，自然会以“厚今薄古”为指导方针，并且由于不少编写者也持有类似的简单化的理解，所以在编写《大纲》时便尽力压缩古代文学，尽力扩展现代文学。加之东方文学从来就没有写成过历史，尤其缺乏古代文学的材料，于是便形成了古代文学内容过少，现代文学内容过多，古今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

三是“着重讲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和东方各国的现代进步文学”。这里所谓“着重讲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既包括西方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也包括东方现代无产阶级文学；所谓“东方各国的现代进步文学”，应该是指东方无产阶级文学以外的进步文学。这种提法显然有片面之嫌，上文已经有所论述。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下问题：评价文学作品应当既注重思想性，也注重艺术性；既注重思想内容，也注重艺术形式；二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其一，不顾其二。更何况所谓思想性和思想内容也不仅是指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和阶级属性，还包括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以着重讲无产阶级文学和现代进步文学为原则之一，往往就会忽视其他许多不属于这个范畴的文学，往往就会忽视从古代到近代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往往就不能全面地认识文学发展的面貌，往往就会不适当地抬高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和进步文学的地位，而贬低其他文学的地位。另外，重视东方文学当然是正确的，但东方文学同样既包括古典文学，又包括现代文学；既包括无产阶级文学，又包括非无产阶级文学；既包括进步文学，又包括其他文学，不能片面强调其中一部分，而忽视另一部分。

四是“特别是关于阿拉伯文学部分，结合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增订的必要”。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出阿拉伯文学，固然是由于这个部分内容不够充实，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正是阿拉伯各国掀起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时期，所以提出必须增加这个方面的内容。这是编写者思想观点的体现。

注释

[1]《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北京师范大学1958年版，第1页。

[2]《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北京师范大学1958年版，第1页。

[3]参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