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神交夏公

余纪

称夏衍先生为“公”，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师法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恩师罗艺军先生。1985年秋赴京求学，到甘家口罗先生府上拜见导师，从罗先生口中第一次听到这一尊称。此后数十年，每当罗先生提及夏衍，总是以“公”尊称，可见夏衍在罗先生心中的地位。我也就从此改口，凡遇公共场合，每每以“公”称夏衍先生了。

其实，我第一次从口中叫出夏衍先生的名字，却是一个不小的“乌龙”。仿佛是在1961年的春节，随父母进电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我的一家》。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在班上也够得上学霸的级别，识字量遥遥领先于同龄人，有了这项资本，难免就喜欢显摆，尤其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识认生僻字，以期博取赞许和崇拜。那天电影片头字幕一出来，我就高声念道：“编剧夏xíng”，立刻听见黑暗中有人说：“果然是哈，四川人生得尖，认字认半边！”引得周围观众一阵哄笑。额头上顿时就挨了母亲赏来的一颗栗子，以及轻声呵斥：“看电影不准发声！认不得的字不要念出来。”尽管大半场电影是噙着眼泪看的，但至今快60年过去，《我的一家》中的好多场戏，甚至好多镜头，于蓝、孙道临二位大师塑造的人物形象，还清晰地留在记忆中，也知道了那个叫夏衍的人是个了不得的大编剧，当然，更大的收获还是让我知道，将三点水嵌入到彳亍之间组成的那个字，就不能再读成xíng，而应该读成yǎn。

待长到十多岁时，又知道了当年夏公和阳翰笙、田汉、周扬一起组成了很不光彩的“四条汉子”，其罪名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执行了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文艺创作中宣扬“人性论”。恢复高考，进了大学，读到了夏公著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决定了我今世的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

由于夏公的一生纵贯整个20世纪的中国电影史，因而后来的阅读中，几乎总能与夏公不期而遇。然而夏公真正在心中活了起来，还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事了。2009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项目“国家体验与国族认同：17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意义与政治功能”获批当年的重点。为了完成这一项目，我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从中发现，在共和国电影发展的一些历史关键环节，总能看到夏公的身影，总能看到他老人家充满智慧的操作，巧妙推动中国电影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以《五朵金花》为例，1959年春天，要不是夏公正确领会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迅疾推动落实，找到昆明军区政治部，指示由赵季康、王公蒲担任编剧，仅仅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剧本的初稿创作。剧本完成后，夏公亲自督导长春电影制片厂抓紧摄制，使电影得以成功在当年国庆上映，为共和国十周年庆典献上了一份大礼，并且为中国电影史成就了一部不可复制的艺术经典。要知道，直到1958年末、1959年初，各大制片厂上报到中央书记处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片目，还多半是血雨腥风的历史题材，少量的现实题材也都充斥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完全看不见一点喜庆的气氛。这让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很生气，这不是自我打脸么！共和国成立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并不尽如人意，但神州大地重现了数百年未见之团结繁荣的盛景，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国庆十周年这样一个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年执政伟大成就的大好机会，岂能自我放弃？有关职能部门必须立即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尽量补救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再加之种种不可言说的阻力，完成这样的任务，其难度之大，是后代人很难体会得到的，而夏公把它完成了，且完成得非常漂亮。

我们那一届是1949年之后第一届电影学的研究生，享受了很多学习的“特权”，为着观影的方便，时常在位于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行走，也就知道单位上有一位名叫沈芸的女士是夏衍先生的嫡孙女。1988年秋，单位组织了一场学术会议。开幕式前，与会人士倏然骚动起来，说是“夏公来了”，只见会场外一辆黑色轿车停下，沈芸女士搀扶着一位身形佝偻、瘦骨嶙峋的老人下车，进入会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眼看见夏公。那天，夏公西装革履，打的是一条红色的领带，笔挺的西服在身上晃来晃去，完全架不起萎缩的身躯，走到会场的门口，老人突然转身，硬奔着搀扶他的沈芸，朝他右侧的签名台过来，伸出干瘦的手拿起毛笔，在签名簿上颤巍巍写下“夏衍”二字。当时我就站在签名台后，负责为与会嘉宾签名提供服务。只见本来还颤抖着的手腕，一到笔锋落纸，便显出千钧之力，那一笔一划顺势而成，没有丝毫的走样变形，竖排的两个字，跟以前在出版物上看见的一模一样。那天，安排了夏公讲话。本以为那是一种礼貌性的安排，想来，老人家已经过了“米寿”之年，那干瘦的躯体多半会导致词不达意，不知所云，岂料夏公一张嘴就口若悬河，紧扣主题，一气讲了半个小时。具体内容因年代久远而记忆模糊了，但其中的一个插曲至今难忘。不知怎的，老人家说到了当时全国正在飞涨的物价，说到家人也参与到了囤积米粮的大潮中。老人家说，我就劝他们，没用的！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囤积的这点东西能管十天半月的，还能管一年半载么？所以呀，调控物价这个事儿，还得靠政府来做，那是政府的应尽之责，不然要政府来做什么？如今回味起那天夏公的告诫，依然是醍醐灌顶。

和夏公更深一层的神交，因缘来自王侠博士。

王侠的本科专业是汉语言文学，硕士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尽管她很优秀，也很刻苦，但客观说来，到博士期间攻读电影学，其在专业的基础素养方面还是有一定程度欠缺的。因了这一层考虑，我对她的培养计划就多安排了一些打基础的考虑，希望她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遍览中外经典名片，读完有关电影历史和美学的基础性典籍，同时，修完本硕专业的相关课程，重点是戏剧和专业技术（摄影、剪辑、制片、发行、放映等）方面的课程，在此基础上，大体弄清楚电影这一工业化时代兴起的艺术门类所特有的生产机制和运行逻辑，因为它和农耕时代及其以前诞生的艺术门类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我认为，这对她来说是必须迈过的一道门槛，是我作为过来人，也即同样是从汉语言文学专业转型从事电影工作和相关学术研究的切身经验。过不了这道门槛，就永远只能在这一学科的门外“敲边鼓”“打酱油”。

由于西南大学文学院没有艺术学科的博士点，因而我们只能在美学这一哲学门类的二级学科下面设置电影美学的三级学科，这就规定了我们的培养节奏，必须与其他学科专业相协同。为此，我给王侠开了一张书单，让她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以及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她有些诧异，似乎这些书跟专业没有什么关系。我说，君不闻：功夫在诗外，我是希望你从中学会治学的正确方法，那就是要学会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要像外科医生做微创手术那样，学会选择一个精准的切入点，一刀下去，深入到历史的病灶，剖析历史的内在肌理，由此才能发现历史人物灵魂的动人之处，只有这样，你的成果才会扎实，才会给读者以启迪，你的结论也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同时，这些大师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行文都那么生动、优美、流畅，那么引人入胜，这些都是你作为学者应该学习和追求的。事实证明，这些书籍对王侠思维方式、科研能力、文字功底的训练都大有裨益。

王侠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了之后，虽然写作过程很艰苦，但她很快乐。充分发挥了她的专业优势，针对这一选题，做出了系列的研究成果，发表出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机会，也因此受邀参与全国性学术会议，在同行面前展示了自己的学术潜力，拓展了自己的学术前程。论文完成后，匿名评审全票通过，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决定性飞跃。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王侠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成果。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那一代人很难获得品赏夏公早期电影作品的机会，这就意味着我们很难进入作为电影剧作家的夏公的灵魂深处，去揣摩作为赤子的夏公的苦难历程。而当社会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也走到了人生的暮年。时间去哪儿啦？不知道，反正是没有了。这也就决定了我们没有资格对夏公评头论足。这不能不说是作为中国电影学者的我的一个人生遗憾。好在，这个遗憾由我所指导的博士生王侠在她的学位论文中为我捡拾回来了。

感谢王侠，感谢你让我跟随你论文写作的足迹，一步步走近夏公，深入到夏公的内心世界，去体验他老人家的悲欣苦辣，去和他老人家拥抱，神交。

2019年5.1节于重庆北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