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兴之治”与淳熙四家的爱国情怀

靖康之变后，金统治者占据宋朝北方大片领土且继续挥兵南下，南宋王朝岌岌可危。一些主战将领如宗泽、韩世忠、岳飞等人领军英勇作战，收复了不少失地。民间组织也奋勇抗金，沉重地打击了金军的进攻。可是以宋高宗为中心的南宋统治集团始终畏金如虎，不断遣使向金求和，还与秦桧等主和派合谋迫害抗金将领，罢免李纲，冤杀岳飞，流放胡铨，赵鼎绝食而亡。朝廷与金签订了“绍兴和议”，向金称臣，每年献币纳贡，并用淮河以北的地区换取偏安东南的半壁江山。直到孝宗即位之后，多措并举，开创了新的政治、文化局面。他在位期间南宋生产力日益恢复，政治较为开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获得发展，出现了南宋的黄金时代即“乾淳盛世”，获得时人及后世极髙的评价，史称“中兴之治”[1]。

一 南宋“中兴之治”的兴衰

宋孝宗即位伊始，为了稳定政局，收获民心，起用了因反对议和而被贬的官员，下诏为岳飞平反，“复飞官，以礼改葬”[2]，为赵鼎、李光、范冲等被秦桧迫害的大臣恢复名誉。任用主战派将领张浚为枢密使，积极筹备北伐。此外，孝宗还广开言路，宣布群臣可对时政阙失进行直言极谏，并整顿吏治，修改相关条例遏制官员贪污腐败，积极赈灾安民，宽恤百姓。当时，金朝政权内部出现争斗，南宋君臣希望趁此机会出兵进攻，收复失地，一统江山。于是，孝宗于隆兴元年（1163）支持张浚发动北伐战争。然而这一作战时机的判断偏于简单化，出兵后符离一战宋军失利，南宋朝廷又不得不与金签订新的和约，即“隆兴和议”。“隆兴和议”签订后，南宋上下暂时偃兵息武，摆脱战时状态，有了近四十年的安定。

南宋时期，关于和与战的争端在统治集团内部一直没有停止过，不过和战之争并非北宋中期以来新旧党争的延续，而是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和与战之争还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淳熙五年，孝宗与史浩、范成大、王淮等人持续多日讨论北宋的朋党之弊端，吸取北宋党争教训，君臣上下对党争的危害有了清晰认识，并以史为鉴采取了相应措施。孝宗多次强调“唐之牛李，其党相攻四十余年不解，皆缘主听不明”，“朝廷所用，止论其人贤否如何，不可有党”[3]，注重戒除朋党政治。因而，孝宗朝的和战争端及不同派别的学术之争虽依然激烈，但从未酿成严重党祸，未因党争影响政局民生，这正是孝宗之治的重要成就之一。宁宗庆元六年（1200），七十四岁高龄的杨万里说：“孝宗之季年，王道郅隆之时也”，“如唐之贞观、开元，如本朝之庆历、元祐”[4]。将孝宗之治与唐之贞观、开元盛世及北宋之庆历、元祐之治相提并论，以孝宗与北宋太祖、仁宗共推为“宋三宗”，可见后人对这段时期政治文化状况的肯定及认可。

及至光宗，孝宗时代的中兴之治趋于衰微。据《宋史》记载：

幼有令闻，向用儒雅。逮其即位，总权纲，屏嬖幸，薄赋缓刑，见于绍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宫闱妒悍，内不能制，惊忧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5]

宋光宗因长期与退居重华宫的孝宗产生隔阂，乃至于孝宗病逝都拒不出宫，引起群臣激愤，遂提议立其子嘉王赵扩为太子，光宗也予以拒绝。于是，宗室大臣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在太皇太后的协助下使光宗退位，扶宁宗即位，下诏曰：“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6]此次“绍熙内禅”实际上是促进南宋政权较为平稳地度过了困难时期。由于宁宗、赵汝愚等人对朱熹的理学理论颇为赏识，这一宫廷内部政变也为理学获取政治地位提供了契机。

宁宗朝，赵汝愚与韩侂胄两大政治势力集团斗争激烈，以朱熹为代表的朝中理学集团在党争中受到牵连，在韩侂胄掌权后理学被诬为“伪学”，朱熹等人被逐出朝廷，最后演变为“庆元党禁”，共禁锢59人，几乎学术界各派别的领袖，如陈傅良、叶适、薛叔似等人被一网打尽。不仅众多理学家受到迫害，扩展至学术思想界，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南宋中兴时期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论辩风气在这种恶劣的政治气氛下消失殆尽。直到六年之后即嘉泰二年（1202），朝廷决定“稍示更改，以消释中外意”[7]，于当年二月正式下诏取消驰学禁，追复赵汝愚、周必大、朱熹等人的官职，“庆元党禁”基本结束。韩侂胄开禧北伐失败后，被主和派函首送金，由史弥远把持朝政，并签订了宋代历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南宋政治文化再次发生大的变动。嘉定三年五月，史弥远主持“追赠朱熹官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8]，朝廷从道德与政绩方面对朱熹做了评定，对庆元党禁期间他被定为“伪学”之首的评价进行全面否定，同时将朱熹定位为上承二程、阐扬孔孟之道的盖世大儒。此举提高了理学的地位，为其后理宗统治时期确定理学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 淳熙四家的爱国情怀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9]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在探讨南宋前中期政治背景的基础上，进而对淳熙四家在南宋中兴时期这一特定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而广泛的爱国情怀进行考察，兼及部分重要生平经历，这是他们诗歌与书法创作风格及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

陆游出生于两宋之交，成长于南宋，民族问题、国家命运、家庭遭遇都在他的心理上留下深刻烙印。孝宗于隆兴元年主持北伐，陆游上疏张浚反对轻率出兵。后来宋军在符离之战中大败，张浚被贬，陆游在镇江任上与张浚相识并再次献策。“隆兴和议”将签成时，陆游又因弹劾龙大渊、曾觌而触怒孝宗，被贬为建康府通判。陆游在王炎驻军南郑时与其结识并在幕府任职，合力作《平戎策》。其间陆游常到前方据点和战略要塞进行巡逻，战斗激情高涨。遗憾的是，《平戎策》被朝廷否决，王炎回京，南郑幕府解散，陆游受到较大打击。这段时间的军旅生活，是陆游唯一一次亲临抗金前线，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个月时间，却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

陆游直言敢行，性格豪放，被主和派人士诋毁为“不拘礼法”“燕饮颓放”[10]，他遂自号“放翁”。在被赵汝愚弹劾“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11]后，愤然辞官。光宗赵惇即位后，陆游又上疏提议恢复中原，却被以“嘲咏风月”之名削职罢官。他离开京城，自题住宅为“风月轩”[12]。关于陆游与韩侂胄的交游，被认为是他生平经历中晚节之微瑕。实际上，陆游在韩把持朝政期间曾写诗进行谴责，直到韩侂胄主张北伐，他才对此举极力赞成，并作记题诗，勉励其恢复失地，为国立功，成就大业。后来北伐失败，韩侂胄被杀，朝廷与金签订“嘉定和议”，陆游闻讯悲痛万分，最终忧愤成疾而逝世，临终之际作绝笔《示儿》，悲情而又豪迈的一生落下帷幕，他亦因数千首深沉而热烈的爱国诗歌而被誉为爱国诗人。

范成大先后任枢密院编修、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著作佐郎等职务，关心国事，“陛对，论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人力，今尽以虚文耗之，上嘉纳”[13]。乾道六年（1170）五月，45岁的范成大代表南宋朝廷出使金国，这是他一生经历中较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宋史》记录如下：

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尝悔之。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国书专求陵寝，盖泛使也。上面谕受书事，成大乞并载书中，不从。金迎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帻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书式，怀之入。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耶？”左右以笏标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除中书舍人。[14]

范成大此行赢得了金与南宋的一致赞誉，孝宗赞曰“始终保全”。此外，他在桂林为官时，关心民众生活，面对当地贫瘠，而漕臣又取走盐利的状况，上疏曰：“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数，以宽郡县，则科抑可禁。”孝宗从之。在四川、江南等地任期内，他励精图治，广纳贤才，在南宋朝廷风雨飘摇之际，始终恪守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文人士大夫职责。

朱熹曾受学于延平李侗，认同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之法。孝宗即位后诏求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提出须外攘夷狄、内修政事，反对妥协和议、宠信佞臣。此后不久，他被孝宗复召入对，此次奏对内容如下：

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时相汤思退方倡和议，除熹武学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职，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归。[15]

朱熹再次提出恢复统一大计，但当时的宰相是力主与金言和的汤思退，因而朱熹的抗金主张并没有被朝廷采纳。绍熙五年（1194）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因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匡正君德，限制权力滥用，使宋宁宗和韩侂胄心生不悦。在朝仅46日后，朱熹被罢免，重回建阳考亭。庆元二年（1196）发生“党禁”，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进行一边倒的打压，效法北宋元祐党祸，开列了伪逆党籍，党籍名单中的第五位就是朱熹，被认为是“伪学魁首”，以伪学罪落职罢祠，其他朱子门人分别遭到流放、入狱，受到严重打击。

尽管命运多舛，但朱熹始终心怀家国天下，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始终如一的爱国忧时思想和主战的态度。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金主完颜亮率兵南侵，形势异常危急。朱熹对此极为关注，宋军大败金兵于采石，完颜亮被部下所杀，在金军退走后，朱熹作诗以祝大捷，如“胡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原有中兴期。旃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次子有闻捷》）一次胜仗使作者对“汉家原有中兴期”的信心大增，期待宋军乘胜直追，实现统一大业。而实际情况却是金兵在新主部署下重新发起攻势，诗人复又忧心忡忡，作诗批判朝廷的主和与偷安：“廊庙忧虞里，风尘惨淡边。早知烦汗马，悔不是留田。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16]（《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他还作了很多描写广大农民在战争、灾荒、重赋下的悲惨遭遇：“室庐或仅存，釜甑久已空。”“老农向我更挥涕，陂坏渠绝田苗枯。”痛切之情溢满字里行间，这是一种深沉而强烈的爱国之情在诗歌中的体现。

张孝祥与陆游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及爱国情感极其类似，他的家族也重视爱国忠义的传统。其父张祁为官光明磊落，喜谈恢复，得罪秦桧而被罗织下狱，秦桧去世后才得以获释，张孝祥提前召对为秘书省正字。他在这样的背景下踏入仕途，思想认识及政治态度自然受到一定影响。其伯父张邵出使金朝时不肯屈膝，保持民族大节，被金国拘禁十余年，多次面临生命危险亦未屈服，至宋金达成和议后方被放回南宋。因而，张孝祥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心系国家恢复之事，爱国忧民，入仕后积极主战，坚定地反对秦桧一党主和投降。

张孝祥深受高宗赏识，但他不盲目从上，始终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出众的胆识。登第伊始，他就上书奏请表岳飞忠义，请求高宗“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17]。张孝祥此举引起高宗与秦桧不满，为他后来受到牵制打压埋下伏笔。关于主和与主战的立场，《宋史》这样记载：

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札。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但渡江初，大议惟和战，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议者惜之。[18]

《宋史》中张孝祥列传文末的“论曰”又强调了他“迨其两持和战，君子每叹息焉”[19]。由于此论出自正史，故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张孝祥的认识，包括当代《中国人名大辞典》等著作亦持此说。[20]对此韩酉山《张孝祥年谱》等著作均进行了详细考证，予以辩驳。[21]傅明善也明确指出《宋史》对于张孝祥的评价所谓“出入二相之门，两持和战之说”是极不公允的，他认为张孝祥当初中进士之时，出入汤思退之门，是因为汤思退、魏思逊等人同知贡举，这是历史的安排，并不以举子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张孝祥从未动摇过坚定的抗战立场，并未有主和之言行，因此他可以被称为“坚定的抗战者，清醒的思想者”[22]。张孝祥面对张浚与汤思退之间的和战争端，并没有因为私交而偏向其中任何一方，他在向皇帝奏事时直陈：“二相当同心勠力，以副陛下恢复之志。且靖康以来，惟和战两言遗无穷祸，要先立自治之策以应之。复言用才之路太狭，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备缓急之用。”[23]即使在备受打击的艰难环境中，张孝祥仍然不改主战的初衷，坚持以大局为重。

此外，从有关张孝祥的谱传和《于湖居士文集》的序跋诗文来看，张孝祥的言论和行动都极力主张收复失地，彰显拳拳爱国之心。如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企图领兵南侵，南宋朝廷陷入恐慌之中。高宗对时任宰相陈康伯言：“今日更不问和与守，只问战当如何？”[24]主战氛围使军民士气大振。张孝祥作《诸公分韵》诗云：“吴甲组练明，吴钩莹青萍。战士三百万，猛将森列星。挥戈却白日，饮渴枯沧溟。”[25]用略带夸张的笔法勾勒了南宋军士的阵容和军威，对宋金之战豪情满怀，志在必得。宋军在采石矶大战中告捷，张孝祥听闻消息后作《和沈教授子寿赋雪三首》（其一）：

北风吹来燕山雪，十万王师方浴铁。风缠熊虎灵旗静，冻合蛟龙宝刀折。何人夜缚吴元济？我欲从之九原隔。东南固自王气胜，西北那忧阵云结？岂无祖逖去誓江，已有辛毗来仗节。[26]

诗歌联想到交战之地悲壮肃穆的场景，描写南宋将士奋勇拼搏的精神，引经据典，对将领表示赞扬，充满了必胜的决心。诗歌情景交融，气象高远，是其诗歌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张孝祥所作充满爱国情感的诗歌，诗风悲壮昂扬，雄浑大气，是他的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最能激起当代及后世共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