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的初中比村里小学大得多，三层高的教学楼让我每次抬头都觉得眩晕。开学第一天，我穿着母亲改小的旧衣服，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城里来的同学们穿着崭新的校服，手里拿着漂亮的文具盒。
我的同桌是个戴眼镜的男生，他嫌弃地瞥了一眼我磨破的袖口，把课桌往旁边挪了挪。我低着头，把父亲送的钢笔紧紧攥在手心。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走十几里山路到学校。冬天最是难熬，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手脚都冻得失去知觉。但我从不敢迟到，因为知道这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
初二那年，我考了年级第一。班主任特意来家访，夸我是读书的好苗子。那天晚上，我听见父母在院子里说话。
“大丫成绩这么好，得供她上高中。“父亲抽着旱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可是二丫也该上初中了，“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愁，“还有三丫......“
“都供！“父亲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再苦再累，也不能耽误了孩子。“
我躲在门后，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月光照在院子里，父亲佝偻的背影显得格外清晰。
高中我考到了县城，离家更远了。宿舍里八个女生挤在一起，晚上总能听见有人偷偷哭泣。我从不哭，因为知道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每个月回家一次，总能看见母亲又多了几根白发。父亲的修理铺生意越来越差，很多农机都更新换代了，他修的那些老式拖拉机渐渐被淘汰。
弟弟在技校混了两年就退学了，整天游手好闲。每次我回家，都能听见母亲在数落他，但转眼又偷偷给他塞钱。
“你弟弟还小，不懂事。“母亲总是这样说。
高考那年，我、二妹、三妹都考上了大学。村里人都说老马家出了三个大学生，真是祖坟冒青烟了。只有弟弟，初中都没毕业，整天在镇上晃荡。
大学报到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车站。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背着我装满被褥的编织袋。在站台上，他掏出一个布包塞给我。
“拿着，这是你这些年得的奖状，“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想家的时候就看看。“
我打开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我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奖状。有些已经泛黄，边角也磨损了，但每一张都被精心保存着。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父亲在站台上抹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即使是在修理铺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总是笑着的。
大学四年，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二妹学医，三妹学师范，我们姐妹三个互相鼓励，谁也不敢懈怠。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都说弟弟又换了工作，不是在网吧当网管，就是在饭店端盘子。
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公务员。二妹进了县医院，三妹在镇中学当老师。我们姐妹三个终于可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了，但弟弟却因为打架斗殴进了派出所。
那天，父亲坐在修理铺门口，看着“老马修理“的招牌发呆。招牌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得不成样子，就像父亲布满皱纹的脸。
“爸，把修理铺关了吧，“我轻声说，“您也该享享福了。“
父亲摇摇头：“这是咱们家的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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