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递员的自行车铃铛声惊醒了整个村子。
那辆漆皮斑驳的“永久牌”自行车轮辐上还沾着晨露，车把前的绿色邮包随着颠簸的土路一颤一颤。
我正在灶台前帮奶奶烧火，忽然听见门外传来一声吆喝：“陈家的，合肥工业大学的挂号信！”
爷爷的解放鞋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沾着泥巴的鞋底在青石板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记。
他接过信封的手在发抖，粗糙的指腹在烫金的校徽上摩挲了好几遍。
我注意到他指甲缝里还留着昨天修理犁耙时沾的黑油。
“拆开。”他把信封递给我时，声音比平时低了八度。
我撕开封口的手指不太稳，录取通知书的边角被扯出了一道小口子。
爷爷的眉头跳了一下，但很快被纸上“录取”两个大字抚平了。
爷爷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挂万字鞭。
这是他在我高考前就准备好的，每个月从镇上供销社买一挂，整整攒了十个月。
“都放了！”他挥着粗糙的大手，指挥堂叔们把鞭炮从祠堂门口一直铺到村口。
红色的鞭炮像一条苏醒的火龙，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刺目的光。
村里的小孩都围了过来，捂着耳朵又舍不得走远。
点火时爷爷的手还是抖的，火柴划了三根才着。
火苗顺着引线窜出去的时候，他猛地把我往身后一拉。
震耳欲聋的炸响中，我听见他在我耳边喊：“老陈家祖坟冒青烟了！”硝烟味呛得我直流泪，却看见爷爷的眼角比我还湿。
鞭炮的碎屑还没扫净，爷爷就拉着我进了祠堂。
供桌上的蜡烛是新换的，跳动的火苗把祖宗牌位照得发亮。
他从怀里掏出一瓶珍藏多年的古井贡酒，在每一个牌位前都斟了一小盅。
“都来看看！”他的声音在空旷的祠堂里回荡，“我孙女要上大学了！”酒液在瓷杯中泛着琥珀色的光，映得他黝黑的脸庞发红。
我注意到最边上那个崭新的牌位——那是去年过世的奶奶，爷爷特意把她的位置往中间挪了挪。
他让我给每个祖宗磕头，自己却站在一旁，腰板挺得比祠堂的柱子还直。
等我磕完最后一个头起身时，发现他的解放鞋边积了一小滩水渍——不知是洒出来的酒，还是滴落的汗。
晚饭后，爷爷从樟木箱底翻出一个蓝布包袱。
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件新衣服，最上面是一件的确良衬衫，领口还别着崭新的有机玻璃扣子。
“城里人都穿这个。”他抖开衬衫在我身上比划，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避开布料，生怕手上的老茧勾出丝来。
我闻见衣服上浓浓的樟脑味，想必已经在箱底压了很久。
最让我吃惊的是包袱底下压着的一叠钞票。
十元面额的纸币用橡皮筋捆着，边角已经有些发黄。
爷爷数钱的动作很笨拙，沾着唾沫的拇指在纸币上留下一个个小水印。
“六百八。”他报出一个数字，又补充道：“够一学期的。”
我这才知道，从去年秋天开始，他每天天不亮就去镇上帮人杀猪，就为了攒这笔钱。
离家前夜，爷爷在院子里给我“上课”。
他不知从哪找来一张合肥地图，用竹筷指着上面画圈的地方：“这里是火车站，这里是你们学校...”地图很旧，有些街道已经对不上了，但他讲得极其认真。
“这个你带着。”临睡前，他塞给我一个铁皮盒子。
打开一看，是那瓶没喝完的古井贡酒，还有一把祠堂的钥匙。
“想家了，就闻闻这个酒味。”他的声音有点哑，“放假记得回来给祖宗上香。”
第二天一早，全村人都来送行。
爷爷穿着那件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
客车开动时，我透过车窗看见他站在原地没动，阳光把他花白的头发染成了金色，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煤油灯在土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爷爷蹲在樟木箱前已经两个钟头。
他粗糙的手指抚过箱底每一件物什——褪色的劳模奖章、印着“农业学大寨”的搪瓷缸、卷了边的《赤脚医生手册》。
最后摸出来的，是那个用得发亮的染发膏铁盒。
“咔嗒”一声，铁盒弹开的声响在静夜里格外清脆。
爷爷用指甲刮了刮盒底残留的黑色膏体，那股熟悉的氨水味立刻在屋里漫开。
我看着他往盒里垫了张裁好的报纸，那是去年报道高考改革的《光明日报》。
“拿着。”他把铁盒塞进我收拾好的行李最外层，“城里的新鲜玩意儿，装些回来。”
铁盒边沿有些脱漆，露出银白的铝底，在灯光下闪着冷冽的光。
这个铁盒我太熟悉了。
每月初七，爷爷都会搬出搪瓷脸盆，用滚水化开里面的染发膏。
焦糖色的黏液冒着刺鼻的氨味，他会对着缺了角的镜子，把白发一寸寸染黑。
记得有年夏天，我偷偷用盒底的残膏给大黄狗染胡子。
爷爷发现后，抄起笤帚追了我半条田埂。
最后气喘吁吁地停在村口，却把空盒子塞给我：“拿去装蚂蚱，别糟践好东西。”
现在盒底还留着几道划痕，是我用铁钉刻的“正”字——每个代表爷爷染一次头发的日子。
数到第七十八个时，他突然不再染发了，任凭白发像冬雪一样覆盖头顶。
天蒙蒙亮时，爷爷往铁盒里添了几样东西：
一片晒干的银杏叶，是从祠堂那棵百年老树上摘的；
两枚古铜钱，用红绳缠着；还有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他年轻时站在拖拉机前的模样。
“这个...”他犹豫了一下，又从枕头下摸出个小布袋。
倒出来的是一颗乳牙，我的。“六岁换牙时留的。”
他迅速把牙齿塞回铁盒，好像怕被谁看见似的。
我摩挲着盒盖内侧，发现有道新刻的痕迹。
凑近煤油灯才看清，是爷爷用篾刀尖刻的地址，连门牌号都一丝不苟。
刻痕里还残留着黑色的染发膏，像封存多年的墨迹。
县汽车站弥漫着柴油味，早班车正在预热发动机。
爷爷突然拽住我的袖口，从中山装内袋掏出个鼓鼓的信封，硬塞进铁盒里。
“到学校再看。”他声音压得极低，呼出的白气拂过我耳尖。
信封摸着有些厚度，边缘处隐约透出纸币的轮廓。
发车铃响起时，他往后退了两步，又突然上前拍了拍铁盒：“记得...”话没说完就被喇叭声打断。
客车缓缓启动，透过脏兮兮的车窗，我看见他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个空了的染发膏包装袋。
到了宿舍打开铁盒，才发现信封里除了六百块钱，还有张泛黄的纸条。
上面是爷爷歪歪扭扭的铅笔字：“钱是干净的，卖了两担谷子，三只老母鸡。别学城里人染头发，伤脑仁。”
盒底的乳牙在灯光下泛着珍珠白，我忽然想起换牙那年，爷爷说掉了的牙要扔上房顶才能长好。
原来他偷偷藏了一颗，像藏住一截没能圆满的童年。
现在这个铁盒躺在我的书桌上，装着合肥的公交票根、大学校徽、还有半块没吃完的巧克力。
每次开合时，铰链都会发出熟悉的“咔嗒”声，像是远方传来的，故乡的门响。
合肥火车站的电子屏闪烁着“晚点”的红字，我攥着改签三次的车票，在候车室坐了整整六个小时。
手机里最后一条招聘回复写着：“感谢关注，岗位已招满。”
屏幕上方是爷爷前天发来的短信：“家里新米下来了。”
我把简历塞回背包时，发现拉链齿咬住了学士袍的流苏穗子。
这身租来的黑袍已经超期三天，押金条在钱包里和当票叠在一起。
邻座的大叔瞄了眼我胸前的校徽，突然问：“大学生也坐硬座？”
他鞋底沾着新鲜的泥巴，和我行李箱轮子上的如出一辙。
K字头绿皮车挤满了打工返乡的人。
过道里堆着鼓鼓的编织袋，偶尔露出玩具枪的塑料包装。
我对面坐着个穿褪色工装的女孩，正用手机玩贪吃蛇游戏。
她小拇指少了半截，缠着的纱布已经发黄。
“东莞电子厂回来的？”我问。
她摇摇头，蛇头撞上了墙壁：“苏州，针织厂。”
游戏结束的音效里，她突然盯着我的毕业证书，“早知道也该读书的。”
车窗外的晚霞把证书烫金字体染得血红。
列车员推着盒饭车经过时，广播响起《常回家看看》。
前排婴儿突然啼哭，母亲撩起衣襟的瞬间，我瞥见肚皮上剖腹产的疤痕像条蜈蚣——和爷爷阑尾炎手术的疤惊人地相似。
推开斑驳的木门时，堂屋的八仙桌上摆着三菜一汤。
青椒炒蛋里的蛋花特别多，莴笋片切得比论文还薄。
爷爷从灶屋钻出来，围裙上沾着新鲜的猪油：“算准了你今天到。”
他接过行李箱的动作很自然，仿佛我只是周末回家。
行李箱轮子在青石板上碾出湿痕，我才发现院里新打了水泥地，只有枣树周围特意留了一圈泥土——那下面埋着我小时候掉的乳牙。
“先吃饭。”爷爷敲了敲我的碗沿，和小学时催我快吃的声音一模一样。
电视里正播着非典疫情新闻，他起身调大音量，主持人说的“就业压力”四个字震得窗玻璃嗡嗡响。
晚饭后爷爷拎出个塑料袋，里面是那件发霉的学士袍。
“邮局老张送来的，说你在火车站忘了取。”他抖开袍子，霉斑在袖口蔓延成地图上的岛屿。
我忽然想起背包里的流苏穗子，原来早被扯断了。
染发膏铁盒突然出现在茶几上，比我记忆中小了一圈。
爷爷用篾刀撬开生锈的铰链，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剪报：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最新一张是县里招聘乡村教师的公告，红笔圈出了报名日期。
“明儿我去找老支书。”他合上铁盒的声响惊飞了檐下的燕子，“当年他儿子顶替你爸的民办教师名额，该还债了。”
月光从瓦缝漏下来，在他白发上铺了层盐霜，我突然发现他染发膏的铁盒，已经整整三年没打开过了。
清晨被锄头声惊醒时，雾还没散。
爷爷在菜园里翻地，背影在晨曦中像张拉满的弓。
我赤脚踩在湿润的泥土上，脚心触到几个硬物——是小时候埋下的玻璃弹珠，被蚯蚓推到了地表。
“大学生也得吃饭。”他扔给我一把沾露水的空心菜，“城里人现在稀罕这个。”
菜叶上的虫眼像省略号，仿佛土地正在诉说未尽的话语。
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隔壁二叔家正在装车运往县城的有机蔬菜。
我弯腰捡起弹珠，透过琥珀色的玻璃看见自己变形的倒影。
其中一颗里面封着片蒲公英绒毛，是当年和爷爷打赌种下的。
现在它终于破土而出，虽然比预期晚了整整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