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移民，直接目的在于充实当地守备，保卫临邛自先秦以来所形成的成都平原城市手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与南中半农半牧经济进行区域间交流的贸易中心地位。临邛（今四川邛崃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其西为邛崃山，南为大相岭，属于纵贯南北的横断山系。由其区位所决定，临邛自古即是良好的农业区，而其西、南则是高原畜牧区和山地半农半牧区，属于百濮或羌人诸部的活动领域。所谓临邛，即取义于临近邛人，邛人即属南中濮人或羌人等彪悍族群。自东周以来，临邛作为蜀国城市网络体系中的一座新兴城市，一直充当着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同川西高原畜牧业经济和南中地区半农半牧经济进行交流的媒介，《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临邛“民工于市，易贾”，正是对临邛城市功能的客观记述。秦惠文王灭蜀后不久，就于公元前311年在临邛筑城垣，“周回回六里，高五丈”（注：《华阳国志·蜀志》。），约有户2300，口11500，够得上一座中等级的古代城市（注：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当时在临邛筑秦城，是为了防备西南夷的反秦斗争，但没有移民当地。秦始皇时，尽管在西南夷靠近蜀境的一些地方置有郡县，如“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但稍远的南中广大地区，却为秦王朝所未曾染指，政令不达，贸易不通，文化不至（注：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62页）；加上南中邛人“豪帅放纵，难得制抑”（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容易使“本有邛民”的临邛城遭致威胁，所以秦始皇徙上郡之民充实临邛。
这样一来就可以加强守备，保卫这座具有边地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双重意义的战略要地。据《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上郡之民自古有修习战备、高上气力的勇武之风，以及代相传承的“修我甲兵，与子偕行”那样一种壮烈气质。秦始皇之所以令上郡之民充实临邛，正在于充分利用他们这种习于征战的风气和勇敢顽强的品质。由此看来，秦始皇的这次移民，显然与加强临邛守备直接相关，说明了秦王朝对于临邛地位的高度重视，而这又是由临邛所在区位尤其是它的重要经济战略位置所决定的。因罪而被秦王朝夺爵免官、流徙于蜀的移民也为数不少。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镇压了嫪毐之乱后，清洗其余党，将其舍人轻者罚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以一家五口计，此次迁蜀共有2万余人。另据《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因嫪毐事发而免相后，秦始皇先令其就封河南，继而又赐世令“其与家属徙处蜀”。不过，这几批人徙居蜀地时间并不长，在吕不韦饮鸩身亡以后，秦王朝“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在巴蜀地区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影响。除此而外，秦国王族中也有封于蜀者，如秦惠文王异母兄弟樗里子疾因战功于公元前312年封于蜀之严道，“号为严君”（注：《史记·樗里子列传》，并见本传索隐）。但从樗里子卒后葬于渭南章台之东的情况看，似乎他并没有前往严道就封，虽有封蜀之名，却无就封之实，自然也就谈不上在当地留下什么影响。
秦始皇统一山东六国后，把大量富豪、强宗迁往巴蜀地区，目的在于使这些六国旧贵族脱离乡党，断绝作乱根基，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打击，从经济上削弱其势力。秦王朝强迫迁往巴蜀地区的这类强宗豪右究竟有多少，史籍没有记载，不过从《史记·项羽本纪》所说“秦之迁民皆居蜀”，以及《华阳国志·蜀志》所说“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等材料来看，其数量必定是不小的，如赵王迁被“流于房陵”（注：《史记·赵世家》集解引《淮南子》），楚庄王后裔被迁于严道（注：《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蜀记》），等等。迁徙方式，既有大规模迁徙，又有个别迁徙。大规模迁徙的情况，今多已不可考，个别迁徙的情况也大多失考，仅中原赵人卓氏和山东迁虏郑程徙蜀的情况，历史上有比较典型的记载。《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诸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此篇还记载：“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六国富豪迁往蜀地，原是秦王朝对他们的一种惩罚性措施，但其中一些迁虏原为工商之家，如卓氏、程郑等，既有专门的技术知识，又有善贾的商业才能，所以他们迁蜀后，反倒如鱼得水，尽其能事，以致暴富。
蜀地原来就有悠久的工商业传统，成都早在春秋时就已发展成为一座典型的工商业城市，是古代的自由都市；卓氏之所以要舍近求远，致之临邛，也正是因为他早闻其地“民工于市，易贾”，容易在共同的工商业基础上，与之一拍即合，从而克服异质文化所造成的隔阂，取得文化认同。事实证明，正是在工商业这个共同基础上，卓氏、程郑等才成功地在西蜀之地取得了人们的文化认同，不但发展了自己的事业，也推动了蜀地冶铁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西汉王朝建立后，对于秦王朝移民巴蜀的政策循而不改。不过，汉王朝的移民巴蜀，并不完全与秦相同，除政府强行迁徙内地豪强、吏民和罪犯于巴蜀外，其他民众也可移居巴蜀。前者如东汉顺帝时《王孝渊碑》记载：“□孝之先，元□关东，□秦□益，功烁纵横。汉徙豪杰，迁□□梁，建宅处业，汶山之阳。”（注：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其先世为关东豪右，汉初被朝廷强徙于蜀。后者如东汉建安十年《樊敏碑》记载：“肇租虙戏，遗苗后稷，为尧种树，舍漆从岐……周室衰微，霸伯匡弼。普为韩魏，鲁分为杨。充曜封邑，厥土河东。肆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君赞其绪，华南西疆，滨近圣禹，饮汶茹汸。”其先世出自周人，后其分族辗转入蜀定居。又如杨雄，据《汉书·扬雄传上》，其先出自有周，春秋时逃于楚巫山，楚汉之争时徙居巴郡江州，汉武帝时迁居蜀郡郫县，“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这两类移民，见诸史乘虽然不多，但从汉代巴蜀大量的汉人姓氏可以看出，外来移民必定为数众多。这些移民来到巴蜀地区后，“建宅处业”，购置田产，大多在巴蜀世代居住下来。
由于秦汉王朝相继多次大批移民巴蜀，秦汉的华夏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风貌、风俗习惯等逐步对巴蜀产生了影响，经过较长时期的交流、融会，遂引起巴蜀文化的转型。蜀人首先从语言上学会了秦言，从“蜀左言”（注：扬雄：《蜀王本纪》，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变为“民始能秦言”（注：卢求：《成都记序》），至西汉时，古蜀语基本消失，“言语颇与华同”（注：《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以作为蜀郡成都人的扬雄，在所著《方言》中历记全国各个地方的语言，却不记蜀语，显然意味着蜀中已成为汉语言区的一个亚区。在语言变化的同时，蜀人的一些风俗时尚，尤其在车服器用、丧葬嫁娶、社会交际等方面也与时俱变了。对此，《华阳国志·蜀志》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说：“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文中所举，都是秦汉移民入蜀后所引起的文化变迁，其中多数还可以从巴蜀的考古发现中征引到确切的实物证据。而诸此种种文化变迁，归根结底，其原因在于“染秦化故也”，即以秦为符号的华夏文化（后来是汉文化）在巴蜀地区的大传播，使得巴蜀文化的一些层面迅速“秦化”，同秦文化相整合了，其后又成为了汉文化的一个地域亚文化。
如果说，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政治经济改造是暴力的、强制性的，那么对巴蜀的文化变革则是温和的、诱导性的，尤其是秦王朝对巴蜀的文化政策别具一格，同它对东方六国所采取的文化专制主义绝然不同。秦统一中国以前，除了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对巴蜀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根本性改造外，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变革措施。从考古发掘看，这一时期巴蜀的各个考古遗迹的基本物质文化特征，仍与秦灭巴蜀以前一致，只是在一些墓葬内新出现某些秦器，但不占主要地位，巴蜀的钱币、印章、青铜器、陶器等仍在大量地充分地流行，表明巴蜀的文化内核还在继续发展。不仅如此，巴蜀文化的精神力量还十分强大，仍然发挥着它极为广大的社会功能。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蜀守李冰为了稳定秦在蜀地的统治秩序，在修筑都江堰时，曾充分利用了蜀人自古形成的尚五宗教观念，“以五石牛以压水精”。由于李冰准确地抓住了蜀文化的精神实质，因而就牢牢掌握住了治蜀的精神武器，终于成功地修建了都江堰，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受到蜀人世代崇敬。这个事例清楚地表明了蜀文化的历史穿透力。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丞相李斯之议，悉烧天下《诗》、《书》、百家语，“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焚书令对于关东六国地区的文化产生了直接的法律效力，导致了严酷的文化摧残，但对巴蜀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制约和影响。巴蜀地区原来就不传《诗》、《书》，百家语中仅道、杂两家在巴蜀极少数人中传习，在当时地位并不重要。
相反，巴蜀文化的精神动力来自从古相传不衰的各种宗教崇拜和观念，卜筮、方术、神仙术之类十分发达，它们非但不在秦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所高压钳制的思想文化之列，反而在秦法予以保留并鼓励发展的范围以内。因而，当巴蜀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俱已根本变革时，其文化却能够继续保存下来，发扬光大，并一再受到秦王朝的支持和利用。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数以六为纪”，“而舆六尺”（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在蜀地所开官道却不是六尺，而是“五尺道”（注：《史记·西南夷列传》），这在秦王朝的皇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下极为罕见。而蜀中长盛不衰的方术和神仙之术，更是在秦始皇求仙人、事鬼神形迹的激励下蓬勃发展。这样，巴蜀文化的精髓以及精英几乎全面保存下来。正因为秦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几乎没有对巴蜀的文化造成什么影响，而齐、鲁、中原的文化精英却遭到了空前浩劫，不是被秦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所消灭，就是被秦王朝作为迁虏而强迫徙走，因而急剧衰落了。即使到了汉初，惠帝“除挟书律”（注：《汉书·惠帝纪》），准许《诗》、《书》、百家语行世，也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过来，更谈不上蓬勃发展，重现昔日的辉煌。所以，到汉景、武之际，一旦蜀人学习了汉文化的精髓，颇改其“蛮夷风”（注：《汉书·循吏传·文翁传》），就立即飞跃前进，“蜀学比于齐鲁焉”（注：《华阳国志·蜀志》），迅速攀上汉文化的高峰，在词赋、道家等方面行进在全国最前列。其中的关键，在于蜀文化的精英全部保存下来，在楚汉战争中也由于未遇战火，经济昌盛，所以能够积数代之功，内涵更加丰富，促进了其文赋纷华。
此外，一部分中原精英在秦汉之际入蜀，给蜀文化注入了活力，也是蜀文化兴盛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汉景帝、武帝之间，文翁为蜀守，“遣张宽诸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天下郡国皆立文学，由文翁唱其教，蜀为之始也”（注：《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经文翁治蜀，引导蜀人走向全面汉文化的道路，“教民读书法令”，蜀中父老以其子弟能够接受汉文化教育为自豪，“及司马相如宦游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君平）、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注：《汉书·地理志》），标志着汉王朝转化巴蜀文化努力的成功。从考古学上看，正是在武帝前后，即文翁为蜀守时期，巴蜀文化的物质特征化于无形，为汉文化所全面取代，这一现象无疑是汉文化教育在巴蜀地区取得极大成功的有力物证。在巴蜀文化的变迁中，汉文化的引导具有决定性意义。汉代巴蜀的儒家学者绝大多数治今文经学，“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注：《三国志·蜀志·尹默传》）。原因在于，今文经学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思想体现，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乃朝廷所提倡，代表和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1、117页），是士子入仕的正途，朝廷以此大开“禄利之路”（注：《汉书·儒林传·赞》），吸引包括巴蜀地区在内的全国精英人才一代又一代地走上这条道路，无限止地走下去，皓首穷经，为统治者当权集团所用。巴蜀儒者正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追随封建王朝的当权集团，“贵慕权势”（注：《汉书·地理志》），以求荣华富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