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来看地方官学的学生身份构成。
两汉统治者还在地方郡县设置官学，以教育地方上的庶民大众。最早在地方上设立学校的是景帝时的蜀郡太守文翁，他不仅选取蜀中子弟到京师太学深造，武帝时更是明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从此郡国相继建立地方学官，国家教育体制初步形成。这样，地方官学在国家的倡导下，郡国学校的设立便较为普遍，到东汉时期甚至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这虽难免有夸大之处，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西汉中期以后，地方官学日渐发展和兴盛应是其必然趋势，这就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便利的求学途径和机会。但因地方官学的招生不像太学一样有具体的规定和明确的录取途径，在具体实施中一切由地方政府自行掌握，这就容易造成今人对其招生对象存有异议，学界也多认为郡县官学应以地方官吏子弟或地主阶级子弟为主。对此，笔者认为，我们虽然应该认识到，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豪族的不断官僚化，其子弟相比于普通民众而言具有更多的优势和条件在地方官学进行学习，但并不能由此否认地方官学对普通民众的招生。这主要是因为地方官学的办学理念应是与国家相统一的，即本着以教化为主的教育方针，如上文引文翁因“蜀地僻陋有蛮夷风”而兴学，因此，地方官学自然应是面向普通民众的。同时，一些地方当政者考虑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日常劳作的琐碎，还选择在农闲时节进行授学。
第三、私学的兴盛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源于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在汉代，与官学相对应的私学呈现出相当繁盛的局面。虽然两汉时期官学对普通民众并没有身份限制，但一方面，因其官学名额有限，特别是地方官学时兴时废，再加上路途相对遥远，因此，其不能更好地满足庶民大众接受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有一些大儒，尤其是古文经师，因古文不得立为官学，他们失去仕进机会而不得不收徒讲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私学的快速发展。由于两汉私学数量较多，办学自由，广泛分布在乡里聚落，再加上其办学形式灵活，更适合普通民众特别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家庭子弟，因此私学就逐渐成为广大乡里民众子弟受教育的主要场所。汉代私学的类型较多，程度也参差不齐，其中有以较高阶段的进行经学传授的“精舍”、“精庐”，也有进行较低阶段的以蒙学教育为主的“书馆”、“学馆”、“书舍”等。需要指出的是，两汉时期，官学主要是进行专经教学，还没有在整个社会设置专门的小学实行启蒙教育，因此，大多的官僚贵族家庭，其子女的启蒙教育大多在家中进行，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子女多通过进入私学接受蒙学教育，主要是以识字为主。
当时，为儿童编写的字书，一般分为三字句、四字句和七字句等几种，如秦时的《仓颉篇》、《爰历篇》及《博学篇》在汉代经时人修改补充后继续使用，三字、七字为句的字书创始于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后来史游在模仿该书体裁基础上编写了著名的《急就篇》，因其贴近民众日常生活，又便于记忆，因此成为当时通用的字书。一般而言，在幼童学完第一阶段的字书后，根据其自身家庭条件等，可选择进入第二阶段来学习《孝经》和《论语》等。
虽然两汉时期，私学为农民子弟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学习机会，但因在官学其通常会给予学生免除徭役赋税等优惠条件，而私学则没有这个特权，不仅学生要自理学费，还要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这就使一些经济贫困的农民家庭子弟因其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进入私学接受教育，一些经济贫困的农民子弟常靠亲属的支持来完成学业。总之，虽然两汉大部分农民限于自身经济条件及农业生产的繁琐等因素在求学的道路上相对较困难，但私学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为他们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学习条件和改变命运的机会。
汉代的学校教育是随着经学的传播而发展起来的。从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战国诸子都是广收门徒、传道授业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正是针对私人讲学而来，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像叔孙通就有弟子儒生上百人，陈平年轻时也“好读书”并从事“游学”，研****老子之术”。西汉初年的经学大师原本都是在私学中教授学问的。后来做了博士以后，他们也继续从事教学。汉景帝时，文翁做了蜀郡太守。他曾经选派郡县小吏中年轻而又聪明好学的人，到首都长安跟随博士学习，还馈赠蜀地的土特产作为酬劳。几年后，这批人学成归来，都被提拔成官。文翁还在成都兴建“学官”。招收各县青年“以为学官弟子”。还免除他们的徭役，其中学习成绩好的选拔为州郡官吏，一般的也可担任乡村属吏。他还选择一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留在自己身边负责传达命令并随从出巡下属各县。蜀地人民都以学习为荣，争着要当学官弟子。家境富裕的人，甚至还花钱来谋求一席之地。此后，蜀地到首都学习深造的人非常多，比得上文化先进的齐鲁地区。这是我国历史上政府兴办学校的最早记载。汉武帝元朔五年，下诏令“礼官劝学”。令太常考虑给博士配备弟子，“以厉贤才”。这是中央举办太学的开端。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也曾到长安学习《尚书》。东汉建立后，他又重建太学。明帝还亲自讲解经书，儒生执经请教，围观的官员和百姓成千上万。顺帝扩建了太学，兴修校舍二百四十间，有一千八百五十个房间。汉恒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多人。不仅首都的太学兴盛。班固曾说当时：“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可见各地方的公私学校更是不计其数。著名的经学大师都有成千的学生。
最多的是大儒蔡玄，竟有门徒16000人。东汉初年的大思想家王充在自述中说到他的童年：“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这里提到了汉朝地方私学的具体情况。这种书馆是教育儿童的学校，小孩子入学先学识字写字，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再学习诵读儒家经书，经书读熟即算毕业，也可以独立地研究各种学问了。王充家在会稽上虞，在当时并不是文化先进的地方，却也能有容纳上百学童的私学。而且王家就是所谓的“细族孤门”，并非富豪世家，其子弟也能够上学读书，这可以证明汉代的地方教育是相当发达的。在汉代出身于社会底层，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上升到社会上层的人物并不少见。著名的像公孙弘，他40多岁了还由于家贫而在海边牧猪。之后开始学习《春秋》，60多岁时被推为“贤良文学”到首都。因为回答问题深得汉武帝赏识，被任命为博士，几年之后就拜相封侯。所以汉宣帝时，太子太傅夏侯胜公开对他的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意思是：儒家经书学好了，可以当大官，就像弯腰捡起地上的小草那么容易。那么，为什么学习了儒家经书就有可能飞黄腾达呢？汉昭帝时的执政大臣霍光曾说：“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义。”这说明汉代的经学能够很好地为皇权服务。所以，皇帝就要大力提倡经学来选拔儒生。因为社会上层的政治需要同社会上广大阶层谋求晋升之路的愿望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便是汉代经学和教育事业发达的真正原因。
西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第二个统一王朝，在秦朝统治的基础之上，对各方面的社会制度都加以完善和创新。西汉时期，统治者特别重视社会教育体系的发展。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在社会上培养出一批能够适应统治者需求的人才，统治阶级以官方政府为名义，专门开办了一种学习场所，那就是太学。太学在整个汉朝的统治过程当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太学学子也陆陆续续涌入到官场当中，成为了汉朝官僚体系当中的新鲜血液。
汉朝统治阶级对于太学老师和太学学子的选拔都具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太学的教育形式也反过来对西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作用。在汉朝之前，中国古代教育体系是怎样的结构？太学的兴起对社会又有哪些利弊影响呢？这主要需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谈：
一、巩固统治，兴办太学
中国古代的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教育这一层面上出发，我们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时期的教育体系特征。在夏商周时代，教育二字已经在社会发展当中初见端倪。那个时候的教育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社会上能够参与到人才培养体系当中的人，也仅仅只局限在统治阶级和贵族阶层中。后来在周朝末年，新的教育机构形成。这一机构在名义上是作为养老机构而存在的，所以其职能具备着教育和养老的双重含义。不少老年人会在这一机构当中接受教育，此时的教育还未普及到社会底层人群当中。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混乱，百家争鸣的现象发生，各类思想体系都在社会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不同的学派会有不同的代表人物进行讲学，这些大师会周游列国，在各个国家的国主面前展现自己的思想体系优势，展现自己能够适应统治阶级需求的发展特征。他们的思想一旦能够得到统治者的支持，那将拥有极多的机会在社会范围内进行传播。而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会在民间开办各种私人学堂。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儒学代表人物孔子，他就在民间招收了数不胜数的弟子。孔子毫无疑问是一个教育大师，并且一直坚持着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他所教导出来的弟子，包括子路、颜回等人，都在社会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孔子在各个国家开办私人学堂的时候，都会有不少民间学子慕名前去参加。而老师的社会名望越高，他的学堂也就会发展得越繁荣。除了孔子之外，庄子和墨子等其他学派的人，也同样会以私人学堂的方式进行教学。他们的弟子遍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分布在不同的阶层当中。此时官方政府忙于称霸战争，所以没有多余的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而民间教育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面对官方教育发起了冲击，而且很快在社会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上风。
到了秦朝，教育情况又有所改变。秦始皇建立了天下大一统的社会，他在教育方面也更加重视集中统一的理念。他大力支持开办学校，并且要求全天下的学子都必须聚集到官方学府当中接受教育。至于教育的内容，那必须得围绕着法家思想展开。其他一系列思想体系，都被秦始皇摒弃在自己的统治之外。众所周知的焚书坑儒事件，就是秦始皇阻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大典型案例。他在学府当中限制学习内容，规训学生思想，这更是阻碍了文化的多样性。秦始皇的一系列高压政策直接导致了秦朝的短命，而汉朝建立起来之后，统治阶级也从秦朝的灭亡当中吸取了教训，放宽了对民间的限制。而在汉朝统治前期，皇帝都遵循着道家思想，倡导顺其自然的发展社会情况。可是各类思想杂糅不一，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对统治阶层的冲击。要想维护统一的政治秩序，那么统治阶级就必须在全社会树立一个标准的思想体系。于是，董仲舒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也出现了。为了完成对社会民众的思想统治，汉武帝在社会范围内大力推广儒家思想体系。而为了让儒家思想进一步得到传播，官方开办的学府就有义务在教育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地对各位学子灌输相应的教育理念。所以，要想实现思想大一统，官方学府必须出现，而且必须在教育过程当中承担起教化万民的责任。汉朝的太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发展背景之下兴起的。从产生原因上来看，太学正好能够顺应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太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
二、选拔博士，标准严苛
既然有了太学，那么太学当中的老师和学生都应该被选拔出来。并且根据完整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来看，这一标准将形成明文规定的秩序。太学中的老师，在古代社会被称为博士。博士的含义跟我们今天的博士学位并不一样，它指的是一种代表着文化教育的官职。汉朝的博士一般都由具有极高社会声望的名人担任，比如说匡衡，他当时就引来了不少文人学者的追捧。在选拔博士时，汉朝朝廷也是有一套完整的流程的。首先，统治阶级对博士提出了两点要求，那就是此人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真才实学，也得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真才实学是需要博士在实际教育过程当中，传授顺应统治阶级教育里面的内容给不同的学子，而优良品德则是需要博士在面对学子之时作出表率，在全社会掀起一股追寻美德的良好氛围。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博士并不是一个终身固定的官职，有的文人在担任了博士之后也获得了出任其他官职的机会。在担任博士期间，朝廷会对此人的良好行为作出嘉奖。嘉奖的形式并不固定，有时候是物质奖励，比如说在每个月增加俸禄，或者是增加粮食的分配。有时候是官职奖励，比如说提升官位，比如说外放到地方历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外放到地方历练并不是一个惩罚。因为一般来说，中央朝廷的官员升职之前都是必须到地方进行历练的，而在地方经过了各项政治事务的考验之后，回到中央朝廷，他们往往能够获得出将入相的机会。所以西汉时期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那就是上到朝廷宰相，下到地方官员，几乎每一个官位当中都会出现博士的身影。这一现象，其实也加重了西汉社会的文化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