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经济学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再到现代主流和非主流理论，是伴随分工协作和科技进步而发展的。如果说分工协作的生产实践催生了古典经济学，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现代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则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是受科技进步拉动而产生的。科技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被纳入经济理论模型，是经济学家力图让理论逐步逼近现实的努力，这主要反映在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的宏微观经济分析中。两百多年来，在蒸汽机革命、电气化革命和计算机革命之诸波浪潮的推动下，人类文明开始出现以科技革命为标志的代表工业化时代特征的人文主义。工业化时代的人文主义，不仅反映在有着明确效用函数的经济理论中，而且广泛存在于有着不同理念追求的其他社会科学中。总的来说，这种融合了现实和哲学之双重逻辑思潮的人文主义，在反映人们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之主流看法的同时，也揭示了科技革命已成为各种社会制度安排之基础的事实。

但在工业化时代，人类的推理、判断和决策是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的，或者说，人类思维是一种以部分信息为依据且夹带主观判断的因果思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信息的搜集、加工和处理非常重要，研究者掌握完全信息还是掌握部分信息，其分析结论的准确性会大不相同，经济理论研究尤为如此。现有的关于理性选择、资源配置、产业组织、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等的理论研究，都是以不完全信息假设（包括信息不对称）为前提，但这样的研究不能摆脱主观判断，即便是以计量统计为基础的经济分析，也只是在部分信息和主观判断框架内的因果关系分析。人类解析社会进步和事物机理的催化剂是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在前工业化时代，人类主要是靠经验陈规来把握因果关系；进入工业化时代，人类开始运用科技手段来分析因果关系；在当今的大数据或互联网时代，人类开始运用大数据来解构因果关系。大数据作为一种科技手段，对科学进步和发展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当我们把大数据看成一场科技革命时，应该关注它将会对社会科学引发的创新。

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工程科学的色彩。概括而论，这种色彩突出表现为，它力图在正确理论导引下，通过准确的数量分析来解说厂商投资什么、投资多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投资和生产。计算机实践表明，人们研究事物机理构成之因果关系的过程，可以解说为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信息从而做出决策的过程；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物联网、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问世以前，经济学家只能获取厂商、个人和政府已完成的投资经营活动数据，只能通过这些有限数据提炼出作为决策依据的信息，这是经济学家以信息不完全作为分析假设的现实背景。其实，厂商、个人和政府的投资经营活动所留下的数据，不仅包括数字化数据和非数字化数据，而且包括业已发生的数据、正在发生的数据，甚至包括尚未发生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解释的大数据。以信息与大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而论，究竟是信息来源于大数据，还是大数据来源于信息，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

大数据革命有极其宽泛的内容。首先，大数据是新科技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它在各行各业的全面运用，意味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深度融合；其次，人们挖掘和处理大数据需要有一系列技术条件配置，大数据运用和新科技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最后，人们有可能从大数据中获得用于决策的完整信息乃至于完全信息，高效率乃至于准确地配置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联系经济理论研究看问题，大数据革命对于经济学创新有着直接的推动力，假若大数据革命在将来能够提供完全信息，建立在信息不完全假设上的经济理论大厦将会被颠覆，经济学创新将会成为一种必然。

未来学家和社会物理学家对大数据运用的前景十分乐观，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未来一切都可以用大数据表征，即所有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统统可以解构为一种“算法”。这些观点在给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指出目标方向的同时，也给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创新提供了一种朦胧的理论支持。因为，倘若人类在未来果真能够把所有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解构为一种“算法”，那么，无论是单个厂商还是全体厂商，他们都可以通过大数据来规划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整个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都可以通过大数据来解决。这种以“算法”为假设的推论对于经济学基础理论是革命性的，它要求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参照系和分析方法等发生适合大数据时代的变化。大数据未来发展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搜集和处理大数据，发展到挖掘和处理大数据；二是从能够处理数字化数据，发展到能够处理非数字化数据；三是从只能处理已发生的数据，发展到能够处理正在发生的数据和尚未发生的数据。显然，大数据运用的这些发展对经济学创新有许多规定，需要我们去研究。

现有的关于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相互融合对经济理论影响的研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重视，但相关研究文献比较注重于新科技对经济活动具体行为的分析，对新科技如何影响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的文献尚不多见。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融合所展现的新科技，是以大数据为基础要素，以互联网为平台载体，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工具。因此，大数据未来发展与其说是对数据的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倒不如说是对新科技发展趋势的描述。大数据未来发展之于经济学创新，集中体现在厂商决策信息来源、完全性、对称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分析方法等方面。众所周知，经济学力求解决的理论问题是资源配置，其理论是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假设上，依据供求关系和价格波动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进行分析和论证的，但由于厂商通过供求关系和价格波动得到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厂商投资经营便不可能准确配置资源。当大数据未来发展有可能提供完全信息和对称信息，厂商就不会完全依据供求关系和价格波动的事后评估来进行投资经营，也就是说，厂商的理性决策过程会发生变化，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就会发生改变，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倘若大数据未来发展有可能改变厂商理性决策过程和资源配置机制，那便意味着经济学基础理论需要创新，而这种创新会导致由理性决策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决定的投资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等的重塑。经济学世界丰富多彩，但从其理论大厦的形成考察，人类能否获取完全信息是经济理论建构的“纲”，至于其众多的分支理论，则是经济理论建构的“目”。我们如何在经济学创新过程中做到“纲举目张”呢?这是一个涉及大数据未来发展驱动厂商的新科技层级变动，从而导致产量和价格如何决定、竞争和垄断路径如何形成、资本市场如何运行、产业组织架构如何确立、政府宏观调控如何展开等多维度、多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或曰人工智能时代）经济学创新的核心内容。

大数据对人们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可描述为厂商和个人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一种贯穿数据运用、生态场景、社交媒体、行为体验等的复杂过程。关于这一过程的研究，国内外经济学界已有大量的分析，不过，这些分析太注重对现象的描述，并没有从一般理论意义上对之展开分析性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至少包括以下内容：①厂商和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要涉及选择偏好、认知、效用期望等，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需要创新；②随着大数据提供的信息越来越真实以及大数据运用覆盖面越来越宽泛，价格和供求主导的市场机制有可能让位于互联网或大数据之资源配置机制，这个问题的理解很重要，它存在于经济学创新的始终；③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全面融合会改变产业组织结构和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这些改变使经济学创新进入实际经济运行层面；④如果经济理论在以上方面得以创新，那么，厂商（投资）理论、经济周期理论、金融运行理论、消费理论等也将被创新。对于经济学家来讲，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研究任务。

这部著作是针对“未来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的全面融合会改变经济运行和发展前景”的理论探索，尽管当前的经济运行已明显存在着支撑这种构思的实际，但它或多或少显露出一些“经济未来学”的味道。笔者不敢把这部著作有关经济学创新的内容看成“未来经济学”，是因为拙著有关经济学创新的论述是以将来人类有可能获取完全信息为分析基础的，但目前这一基础在现实中还只是处于端倪状态。基于完全信息取决于以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科技之顶级水平，笔者在论证经济学创新时将紧紧围绕厂商新科技层级变动这条大数据未来发展的主线来展开；同时，对于厂商运用大数据进行的投资经营活动，笔者尽可能根据实际做出分析性解说。关于这种分析性解说，有两个概念贯穿全书始终，一是厂商运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对投资经营进行供求预测和规划的数据智能化，二是厂商之间以及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经济行为互动的网络协同化。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大数据革命将会全面引致厂商投资经营的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而数据智能化和网络协同化会改变宏微观经济运行的原有秩序。

经济学理论著作通常是描述和分析现实中相对成熟且广泛存在的制度、主体和行为，拙著选择大数据革命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正在兴起的以大数据为标志的新科技将会引发经济学创新；新科技对厂商投资经营的影响还处于起步阶段或刚刚进入初中期阶段，书中一些分析内容主要是针对新科技成熟阶段厂商投资经营的研究，因此，本书的分析内容难免存在推论的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时，我的心境五味杂陈，总体感受是研究内容还有深入和拓宽的空间，期待着经济学界同人的质疑和批评。

何大安

2020年12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