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高秋风等:《农村环境治理项目投资决策的瞄准性与有效性分析——来自五省农村的证据》,《劳动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戈大专等:《中国耕地利用转型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人均耕地面积视角》,《资源科学》2018年第2期。

李升发、李秀彬:《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过程机理——基于成本和收益变化的分析》,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9年第4期。

王宏等:《中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森林转型及其解释》,《地理学报》2018年第7期。

于法稳等:《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现状与对策》,《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郑黄山等:《为什么“污染者付费原则”在农村难以执行?——南平养猪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养猪户付费行为研究》,《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7年第7期。

Lambin E. F.,Meyfroidt P.,“Land Use Transitions:Socio-ecological Feedback Versus Socio-economic Change”,Land Use Policy,Vol.27,No. 2,2010.

Sharpley A.N.,Chapra S. C. R.,Wedepohl R.et al.,“Managing Agricultural Phosphorus for Protection of Surface Waters,Issues and Option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Vol.23,1994.


[1]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两型”社会研究院自主课题“环境与发展研究”。

[2] 作者简介:侯伟丽,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3] 来自世界银行统计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AG.CON.FERT.ZS?view=chart。

[4]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http://www.gov.cn/foot/site1/20140417/782bcb88840814ba158d01.pdf。

[5] “一控”是指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和农业水环境污染,“两减”是指化肥、农药减量使用,“三基本”是指畜禽粪污、农膜、农作物秸秆基本得到资源化、综合循环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6] IPAT模型认为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是人口数量、人均消费水平、技术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I=P×A×T,这里I是环境压力,P是人口,A是消费需求,T是技术因素。

[7] 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9)》中农村耕地面积和乡村人口数计算。

[8]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提供的数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