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灸疗的起源与发展

一、灸疗的起源

灸疗又称灸法，与火的关系密切。火的发现和使用对人类的生活和繁衍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同时也为灸疗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关于灸法的起源，虽然还缺少确实可靠的资料来印证，但是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这一疗法的出现不会晚于原始社会。根据近代考古学研究证明，早在距今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用火；距今约60万年前的“北京人”则已长期用火。

“灸”，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为“灼也”，即是以火烧灼之意。原始人在烘火取暖、烧烤食物时，本身就会产生周身爽热的感觉，尤其是在寒冷的季节，这使一些因寒冷而致的痼疾得到了缓解，久之而产生了以火疗病的认识；或者我们的祖先在用火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了皮肤的灼烧伤、烫伤等现象，意外地发现原有的疾苦得到了减轻或消失，从而产生了经验，于是便主动地以烧灼之法来治疗一些病痛，因而产生了灸疗。

二、灸疗的发展

关于灸疗，考古学者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商周时应用灸法治病的记载，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左传》，它详细记载了公元前518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的一段话，医缓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这里所讲的“攻”，即指灸法，“达”即指针砭。

“灸”字在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及的是《庄子·盗跖》，曰：“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韩诗外传》中记载医祖扁鹊在给病人诊治时已经使用了灸法。

在实践过程中，人们曾用过多种植物的枝叶作为灸疗的材料，经过大量的实践后才最终选择了易于点燃、火力温和、燃烧缓慢的艾叶。如《孟子·离娄》载：“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可见艾灸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广泛使用。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就有灸疗的记载。《黄帝内经》对灸疗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论述，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说明寒证是灸疗的主治范围，书中还论述了施灸顺序、剂量、补泻等内容，为后世灸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不仅被后人推崇为经方鼻祖，而且也是关于灸疗的宝贵文献。书中论火灸者27条，其提出的“阳证宜针，阴证宜灸”的原则对后世医家有深远影响。

随着医疗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后历代出现了许多针灸著作。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法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所撰写的《曹氏灸经》，共有7卷，可惜已失传。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该书确定了人体腧穴349个，分别记载了它们的位置、主治及操作手法，并对许多常见疾病的针灸治疗方法进行了论述。这部著作奠定了针灸学科的理论基础，也对灸疗进行了理论总结。

东晋葛洪撰《肘后备急方》，书中记载了多种灸疗方法，对危重病症施灸方法记载较详细，首创了隔物灸。葛洪是倡导灸疗的先驱，并引起人们对灸疗治急症的重视。葛洪的妻子鲍姑擅长灸法，尤以治疗赘瘤与赘疣而闻名。

唐宋时期，灸法专著大量涌现。唐代崔知悌所著的《骨蒸病灸方》，专门论述了用灸法治疗痨病。无名氏撰的《新集备急灸经》，是我国最早雕版印刷的医书之一，专论急症的灸疗法。另有《黄帝明堂灸经》，为唐代佚名氏撰，后由北宋书商改题此名刊行，至元代此书辑入《针灸四书》中。宋代灸法专著更是不断出现，如闻人耆年之《备急灸法》一卷，是我国首部灸治急性病证的专著；庄绰《灸膏肓俞穴法》一卷，则是防病保健灸法的专门典籍；另有西方子《明堂受经》八卷；等等。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治的经验。

唐代不少综合性医著中有大量灸法的内容，如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针灸学，特别是灸法的理论和应用。书中指出：灸法的刺激强度，即灸之生熟，要根据部位、病情、患者体质、年龄不同而灵活掌握，灸的顺序要有先后，体位要平直，病证要有选择，温热之证不宜灸之；在用灸法防治疾病方面强调早治；同时强调灸法操作的正确性，如“炷令平正着肉，火势乃至病所也”（《备急千金要方·卷五》）。这些都对后世灸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备急千金要方》还在灸治方法上增加多种隔物灸法，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在灸治范围上也有较大的扩展，增加了灸疗防病的内容，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

同时代的王焘更是重灸轻针，以灸法之安全、效验、易于掌握而极力推崇，提出灸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外台秘要·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认为“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今并不录针经，唯取灸法”。他所著《外台秘要》一书中，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当然属于偏见，但是说明当时对灸法的重视。

宋代窦材进一步完善灸法理论，撰《扁鹊心书》三卷。该书在理论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提倡治病应以“保护阳气为本”；在治疗方法上则十分推崇灸法，认为“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其主张治疗施灸宜选穴少而精，灸之壮数宜多；认为温补阳气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针灸学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一书，对于灸疗论述甚详，记载了灸痨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肓俞灸疗、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此外，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籍中亦多收载有灸法的内容。

唐宋时期随着灸法的专门化，出现了以施行灸法为业的灸师。如唐代韩愈的《谴虐鬼》诗云“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昌黎先生集·卷七》），生动地描绘了大炷艾灼的场面。宋代张皋《医说》中也曾有灸师之记载。

除了灸师专门掌握施灸技术外，鉴于当时盛行灸法，非医者对灸疗也加以应用。《南史·齐本纪》载，有人自北方学得灸术，因治有效验，迅速推广，一时间大为盛行，被称之为圣火，甚至诏禁不止。《备急千金要方》也提到“吴属多行灸疗”，表明此法在民间已颇为普及。另外还有记载“宋太宗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欧阳修写有《灼艾贴》，李唐画有《灸艾图》，更证实了灸法在唐宋流传甚广。

金元时期由于针法研究的崛起和针法应用的日益推广，灸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不少医家，在灸法研究方面仍做出了贡献。元代罗天益为李东垣弟子，所著《卫生宝鉴》一书中主张用灸法温补中焦，取气海、中脘、足三里三穴作为“灸补脾胃之主方”施灸，认为此方多灸可“生发元气”“滋荣百脉”，并成为后世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有效灸方。朱丹溪在《丹溪心法·拾遗杂论》中指出：“灸法有补火泻火，若补火，火媾至肉；若泻火，火不要至肉便扫除之。”这是对《黄帝内经》灸法补泻的进一步阐发，也是灸法可治热证的理论依据。

明清两代以清代灸法专著为多，著作有《采艾编》《太乙神针心法》《采艾编翼》《太乙神针附方》《太乙离火感应神针》《灸法纂要》《仙传神针》《神灸经纶》《太乙神针集解》《传悟灵济录》《卷怀灸镜》《太乙神针》《松亭居士传》《灸法秘传》《灸法心传》《太乙神针十六部》《灸法集验》《经验灸法独本》《延寿针治病穴道图》等。

明清时期施灸方法不断革新。首先是对传统灸法的改革创新，产生了艾条灸、雷火神针、太乙神针、桃枝灸、桑枝灸、药锭灸等新的灸疗方法。艾条灸的创用最早记载于明初朱权之《寿域神方》，云：“用纸实卷艾，以纸隔之点穴，于隔纸上用力实按之，待腹内觉热，汗出即差。”该艾条灸属于实按灸，即艾条隔纸按压于穴位。以后又改为悬灸法，即离开皮肤一定距离灸烤，该方法既弘扬了艾灸之长，又避免了烧灼之苦。凡是艾炷灸的适应证均可以使用艾条灸，其操作简便，疗效颇佳，故沿用至今。在艾条灸的基础上，医家又在艾绒内加入药物，制成卷状，用以灸疗。《神农黄帝真传针灸图》中首次提到了掺入药品的艾条灸疗，名为火雷针，后又命名为“雷火针”。除此之外，明代还有灯火灸的记载，是指用灯草蘸油点燃直接烧灼穴区肌肤的一种灸疗；也有利用铜镜集聚光作为施灸热源的“阳燧灸”等。清代《太乙神针心法》一书又在雷火针的基础上，加减了一些药物，称之为“太乙神针”。其后赵学敏又创出“百发神针”，用治偏正头风、漏肩风、鹤膝风、半身不遂、疝气等；其所撰写的《串雅外编》一书中介绍了不少民间灸法，如鸡子灸等，应视为对丰富多彩的灸法的一种补充。

另外，明清时期开始注重使用灸疗器械，初步出现了专门制作的灸器。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中以铜钱为灸器，清代李守先在《针灸易学》中使用泥钱作为灸器。高文晋在《外科图说》中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使用了灸板、灸罩；叶天士先用面碗作灸器，后制成了专用的灸器“银灸盏”等，现代用的温灸杯、温灸筒、温灸盒等均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温灸器的使用与改革使灸法更为安全、无痛、不会灼伤皮肤，尤其适用于老人、妇女、儿童、体弱者，成为患者乐于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

明代刘纯在《玉机微义》中用隔葱灸治疗疝气；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用隔巴豆饼灸治疗心腹诸疾、泄泻、便秘，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记载用此法治疗阴毒结胸；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用隔甘遂灸治疗二便不通；张介宾在《类经图翼》中用隔蟾灸治疗瘰疬；楼英在《医学纲目》中用隔苍术灸治疗耳暴聋；龚信在《古今医鉴》中用隔花椒饼灸治疗心腹胸腰背痛等。清代顾世澄在《疡医大全》中用隔韭菜灸治疗疮疡；许克昌在《外科证治全书》中用隔香附饼灸治疗痰核、瘰疬，用隔木香饼灸治疗仆损闪挫、气滞血瘀；吴尚先在《理瀹骈文》中用隔槟榔灸治疗暴聋，隔核桃灸治疗风湿骨痛；吴亦鼎在《神灸经纶》中用隔矾灸治疗痔瘘。由此可见，明清两代的医家应用隔物灸所选择的间隔药物种类繁多，扩大了灸法的适应范围。明清以后的隔物灸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又推出了大量的隔衬药物，使艾灸治疗疾病的范围更加扩大。

清代末期，由于统治阶级拘于封建礼教，于1822年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所宜”的荒谬理由，下令停止太医院使用针灸，废止针灸科，导致整个针灸学的衰落，几至一蹶不振。但是由于灸疗经济有效，便于掌握，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因而灸疗方法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十分重视继承发扬中医学遗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中医事业，使针灸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自20世纪50年代起，灸法又开始引起医学界的注意，而且被用于治疗脾大、骨结核及药物毒性反应等多种疾病。灸疗法的发展表现出以下特点：

1.灸治范围扩大

灸法防治的病种不断增多，至2000年底有关文献载述的用灸法防治的各类疾病超过200种，遍布于人体各个系统。灸法在临床上应用广泛，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与针刺或药物配合应用，能治疗多种慢性病，也可治疗一些急性病。同时，灸法防治的病种已突破灸法所防治的传统病证和一般常见病，开始用于难治性疾病的防治，如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溃疡性结肠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精虫减少症、肿瘤等多种疑难病症，并取得较为确切的临床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应用灸法保健防病引起了人们的充分重视。

2.灸治方法日益丰富

在灸法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先辈们创制了各种各样的灸治方法，由于多种原因，其中不少灸治方法已经湮没不彰。近几十年来，灸治方法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应用传统的艾灸方法外，还继承发掘古代行之有效的灸治方法，如发掘和改进核桃壳灸（载于《理瀹骈文》）治疗眼底疾病、苇管灸治疗面神经麻痹等，均取得确切疗效。对于其他民族的灸治方法也进行了验证和推广，如应用广西壮族民间的药线灸治疗多种常见病或难治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结合现代科技创制了新的灸治方法，如光灸、电热灸、红外线灸等。在灸疗仪的研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且大多数已成为商品并应用于临床，如光灸仪、雷火灸盒、电热灸疗器、红外线灸仪等。

3.机理研究系统开展

近10年来，在灸法机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并获得了比较系统的结果。通过研究灸法对免疫系统调节的机理，已证实艾灸对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这种调节作用是双向的。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发现，灸后可增加血液白细胞和红细胞的数量。艾灸对微循环功能、血液流变学和血流动力学均有明显的影响，并可缩短血液凝固时间和提高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在对代谢作用的影响方面，动物实验发现艾灸对注入大量氢化可的松所致的核酸和蛋白质代谢混乱有改善作用，艾灸还可抑制脂肪变性的进程及调节微量元素的代谢等。

灸疗不仅惠泽了炎黄子孙，而且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医疗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大约在公元6世纪，针灸就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并一直流传至今。公元17世纪，针灸传到了欧洲。目前，针灸疗法已传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灸疗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贡献，在未来的岁月中，灸疗还将为保障全人类的健康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