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经济周期理论回顾

19世纪初期以来，国际上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层出不穷，尤其是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解释危机的周期性存在以及寻找避免或缓解危机带来巨大破坏的方法，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多种经济周期理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在《经济周期论》的“序”中指出，从总体上看，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三大板块：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二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理论；三是苏联经济学家的经济周期理论。下面我们将基于这一顺序对各经济周期板块进行系统详细梳理，以突出各周期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

2.2.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以经济危机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1843年的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散见于《共产党宣言》《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及其他著作和许多书信中，内容十分广泛，具体包括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周期性和阶段性、成因、根源和实质等。

（1）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从李嘉图对发生普遍危机可能性的否定出发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形式上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商品买和卖的分离存在危机发生的第一种可能性；二是货币在执行支付职能时债务链条放大或缩小实体经济的行为存在危机发生的第二种可能性。但是，这两种可能性并非现实性，马克思指出“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而只有当这种可能性“在那种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危机从一般可能性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性是在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将这些“基本条件”同时归结为危机爆发的成因。

（2）危机爆发的周期性与阶段性

马克思根据工业时期英国几个五年期间和1866年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阶段性的特征。他说：“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同时指出“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尽管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具有周期性，但是并没有主观地将周期的长度确定为十年，而是特别强调“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众目昭彰，马克思将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体现得淋漓尽致。

（3）危机爆发的成因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到社会经济制度层面对经济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首先，在生产方面，马克思指出：“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时……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其次，在交换方面，马克思认为：“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再次，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分配关系方面对危机进行了考察，他说：“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由此必然导致社会上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缩小，从而引发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另外，在消费方面，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除此之外，马克思还从固定资本及信用制度的发展等方面对危机的成因进行了阐述，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因而，是以流动资本的相对的生产不足为基础的”；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但是“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

（4）危机爆发的根源与实质

马克思在对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层层分析之后，得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结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以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同时马克思又从生产的连续与均衡关系上对危机的本质属性做了更加深入的论述，他说：“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此外马克思把世界市场危机同样看作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展开后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之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危机的本质又做了精辟的阐述，他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描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最后，马克思从危机的一般意义上指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继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后，西方世界出现了一批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主要以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Mandel）、德国经济学家库钦斯基（Kochanski）以及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阿尔瓦特（Arviat）等为代表。他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主要包括利润率下降理论、消费不足理论、过度积累理论、比例失调理论等。尽管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经济危机的产生给予了一定的解释，并推动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些理论仍然存在着一些片面性与不足，最为突出的就是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基本事实。

2.2.2 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理论

西方经济学中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的，自17～18世纪西方各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业已经历了两百余年。在此期间，西方学者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研究做了长期大量的工作，形成了诸多经济周期理论。我们以哈伯勒（Haberl）和凯恩斯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基础，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主要划分为三个部分：早期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哈伯勒及其之前的经济周期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周期理论）。

（1）早期西方经济周期理论

①消费不足理论。消费不足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西斯蒙第（Sismondi）和马尔萨斯（Malthus）。西斯蒙第（1818）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生产与消费相脱节而产生的消费不足引起的。他将生产脱离消费的原因主要归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大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引起小生产者破产，从而造成收入减少，消费能力降低；二是资本家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对劳动者工资的压榨，使得劳动者的收入出现下降。之后，英国的霍布森（Hobson）、美国的福斯特（Forster）和凯金斯（Catching）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他们将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过度储蓄，认为国民收入并不是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而是将其中一部分储蓄起来以形成新的资本，而用于储蓄的那一部分收入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比例，就会使得用于购买消费品的部分减少，从而引起消费不足。

②外部因素理论。所谓外部因素主要是指经济制度以外的某些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其中以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的“太阳黑子说”为主要代表。杰文斯认为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到季节周期性变化的影响，而季节的周期变化明显依存于太阳的运动周期，因此太阳黑子的出现将会引起农业产量的下降。由于农产品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和某些工商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因而农业产量下降必将影响到工商业，进而波及宏观经济的整个方面，造成萧条。

③纯货币因素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Hartery）。霍特里认为非货币因素的变动是没有周期性的，能够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只有货币因素。在经济扩张阶段，银行体系通过采取降低利率和再贴现率等措施来激励商人增加借款以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引起居民的收入增加和信用扩张。但是信用的扩张并不是无限的，银行为了避免过度的通货膨胀以及货币制度的崩溃必然会增加利率来紧缩信用，由此便会引起生产下降，引致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如此反复，即使没有其他因素存在，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足以使得经济形成周期性波动。

④投资过度理论。该理论主要是基于投资的视角来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它将引起经济周期的根源归结为投资的波动，投资的波动所引起的消费者收入的变化最终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投资过度理论又分为货币投资过度论和非货币投资过度论。货币投资过度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米塞斯（Mises）以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罗宾斯（Robbins）等。该理论与纯货币因素论的主要区别在于认为虽然货币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如果银行的利率政策有利于刺激投资，则必将引起对资本品需求的增加以及价格的上升，而资本品生产的增长是以消费品生产的下降为代价的，从而将引起生产结构失衡，使经济从繁荣阶段步入衰退。非货币过度投资论的代表人物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Dugano-Baranovsky）、斯匹托夫（Spartot）、卡塞尔（Cassel）、维克塞尔（Wicksell）以及熊彼特和庇古（Pigou）等。相比于货币过度投资论，非货币投资过度论者并不把货币因素视为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而将周期根源归结为资本品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消费品生产的相对不足。他们认为，内生的投资因素与外生的技术革新、新市场的开拓以及利率的下降是引起经济从衰退到复苏的主要原因。

⑤心理因素理论。该理论以庇古为主要代表，他认为经济行为取决于经济决策，而经济决策依赖于人们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心理预期，从而指出心理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的循环波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的繁荣阶段，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往往持乐观心态，高估产品的需求和价格，盲目扩大投资，最终必将引发萧条。而当这种乐观的情绪转变为对未来悲观的预期以后，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和经济衰退的影响，进而使悲观所产生的错误逐渐转变为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如此反复循环，就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扩张与收缩，因此在经济周期的波动过程中，心理因素变化的作用不容忽视。

⑥创新周期理论。这一理论最初是由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1917年熊彼特通过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一种由于创新水平的不断起伏而引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具体地，他将所谓的“创新”过程划分为了三个阶段，即新的发明阶段、创新阶段以及模仿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恰巧对应着经济周期的复苏、高涨与衰退阶段。也就是说，新发明的市场应用，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市场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当具有首创精神的企业家的超额利润达到最高点时，经济也就进入了高涨阶段，而此时必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新企业家来模仿这一发明。当大多数企业家掌握了该项技能以后，市场需求逐渐趋于疲软，企业利润随之下降，进而使得经济出现衰退，经济危机爆发成为可能。最终，经济萧条又激发了新企业家的新一轮创新激情，如此周而复始便形成了有规律的创新周期。

（2）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凯恩斯虽然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模型，但是他所建立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证明了周期性生产过剩和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图2-1就是对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做的通俗化概括。凯恩斯认为造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流动性偏好规律”这三大规律引起的。同时他将资本边际效率的循环性变动作为商业周期循环的根本原因。在凯恩斯看来，资本边际效率的断崖式下跌才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并非利率。因为只有当资本边际效率集聚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微观主体才会产生强烈的流动性偏好。而且资本边际效率的循环变动根源于市场中投资者的心理变化，人们并不能对这种变化进行准确预期。因此，凯恩斯认为克服或缓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唯一方法就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控制和管理，以便调节投资，恢复经济的正常状态。

（3）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流地位。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纷纷在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对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主要包括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金融周期理论。

①货币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 Friedman）和施瓦茨（A. J. Schwartz），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休谟（Hume）与费雪（Fisher）的传统货币数量理论，将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归结为外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弗里德曼认为经济系统长时期通过价格的调整能够使产出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具有内在稳定性，而政府的短期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不稳定必然会引起经济的不稳定。由此，货币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运用政策的变动来避免经济波动的思想，而提倡政府采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实现均匀、稳定的货币增长。

②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R. Lucas）、萨金特（T. J. Sargent）、华莱士（N. Wallace）以及巴罗（R. J. Barro）等。理性预期学派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是建立在古典主义两个假设前提基础上的：一是市场出清，二是个体追求最优化。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又引入了理性预期和短暂替代两个假说，即经济主体会尽可能地掌握所有信息来预期未来的经济波动。但是经济信息本身的不对称和不完全使得个人无法准确区分一般性价格变动与他所生产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从而可能按照总价格水平做出错误的预期，进而引起经济的周期波动。由此，该理论认为政府偶然的宽松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扩张，但是持续采取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行的。

③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基德兰德（F. E.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 C. Prescott）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否定了货币等名义因素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由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实际因素引起的，将供给冲击作为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分析，得出了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技术进步的正向冲击将增加产出、收入、消费和投资，从而使得资本存量增加，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当技术冲击消失以后，生产者将会减少投资，经济增长趋缓。

④金融周期理论。费雪早在1933年就曾指出金融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1980年之后，伴随着网络的发展，金融行业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金融衍生品和新的金融工具应运而生，金融业的服务范围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广度和深度上的影响都较以前更加广泛和深远。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纸质副本”的重要性也已不言而喻。美国经济学家米什金（Mishkin）在2000年通过研究发现，金融周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产价格的规律性起伏波动引起的。一方面，当资产价格呈现上升趋势时，微观主体的财富会增加，从而推动投资的大幅度上涨，以致价格与价值相分离，进而产生资产泡沫。另一方面，当资产泡沫的体量过大时，必然会发生破裂，而资产泡沫的破裂又会冲击到企业之间的正常债务链条关系，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2.2.3 苏联经济学家的经济周期理论

苏联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周期理论为主，较少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性的经济周期现象出发来分析经济周期的特征与影响因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周期研究者包括康德拉季耶夫、门德尔逊、別尔丘克、瓦尔加以及雷马洛夫等。康德拉季耶夫在1925年提出的长波周期理论，直到现在都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他在《长波周期》中认为：“在经济运动中同这类周期并存的，明显的有另一类大约48～55年的周期，我称之为长经济周期”“长周期的存在是极其可靠的”。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我不应用我的结论到其他经济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拉季耶夫所说的经济长波运动特指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经济长波现象仍有待考究。

2.2.4 简要评述

综上所述，尽管每一个周期理论都对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以及传导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是受到每个理论提出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各周期理论均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与不足。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从经济危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学者，但是，马克思突破了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那种从经济危机产生的表象中去寻找危机根源的一般性做法，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具有的矛盾本身去挖掘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把经济危机概括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然而，囿于时间和精力所限，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以及危机的表现形式等内容提及甚少。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六册结构”体系，并结合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完整内容做出合乎逻辑的推测与发展，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就是通过这种研究方法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周期现象的批判。

西方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将永久持续下去的假设前提下提出的，而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对经济周期与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的论述则显得相对含糊，也就是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西方周期理论提出的主要目的是发掘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以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或者缓解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破坏。早期的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大多是从投资、消费、技术、自然现象、政治以及心理等在内的外部因素来研究经济的周期波动。尽管这些理论在当时都能够从某个角度对经济变化给予一定的解释，但是它们并没有对危机如何避免以及危机发生后如何实现经济复苏等问题提出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直到1929年大危机的到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才逐渐将视野转向了从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来寻求周期波动的成因，并为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但是，由于凯恩斯主义者在承认均衡是经济运行常态的同时，又提倡运用政策来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最终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则主要从货币因素与技术创新因素两个层面展开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原因的研究。然而，这几种理论都存在着“顾此失彼”的痼疾，货币主义者与理性预期主义者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者忽视了货币因素，且将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投入要素均归为残差项中，这无疑会影响估计结果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