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　我国酒店业的适用性

传统的SCP范式被广泛应用于产业市场绩效的经验研究中，其分析思路沿着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产业组织政策的逻辑展开，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企业的市场行为决定企业市场绩效，政府通过公共产业政策，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引导产业有序竞争，实现国家产业经济的良性运行。其中，前提条件为：市场处在较充分的自由竞争环境中，产业不存在非市场竞争性的壁垒，企业的市场绩效主要受市场结构的影响。但是，纵观我国酒店业的产业发展历程，企业行为并不只受市场结构的影响，还受到许多非市场竞争性的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非市场竞争性因素约束着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经营目标，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回顾与分析我国酒店业在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制度环境下的经济条件，见图3-3。

1. 起步阶段（1980—1988年）

自1978年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中国的酒店业迅速发展。在此阶段，因市场需求巨大，只要有新酒店开业，马上就可以进入盈利周期。

（1）市场需求。因海外游客认为中国充满神秘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他们大量涌入中国，国内的酒店从数量规模、硬件水平、经营管理水平、服务质量上都无法应对这种情况，市场呈供不应求之势。酒店业遂成为制约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各旅游城市纷纷开始建造酒店。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社会资金纷纷涌入酒店业，行业的规模得到迅速发展，除国有酒店外，一批乡村旅馆、小型宾馆也纷纷涌入市场，例如北京的回龙观宾馆、侨园宾馆、桃园宾馆等。

（2）产业政策。1979年，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每个省都要尽快建设一家主体酒店，例如北京的燕京饭店、哈尔滨的天鹅饭店、长春的长白山饭店、广州的白云宾馆，中央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酒店业发展的重视。1982年，北京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酒店——北京建国饭店建成开业，合资方是我国引入的第一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香港半岛集团，该事件标志着酒店业大规模引进外资政策的开启。

（3）制度环境。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先在全国50家，后在102家酒店中开展学习北京建国饭店的活动，学习其经营理念、企业制度、管理制度、经营方式、服务规范等，使当时处于起步阶段的酒店很快从招待所转变成企业。同年，上海锦江（集团）联营公司成立，中国酒店集团化进入探索阶段。

1987年，在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全面系统地调查和研究了我国酒店行业的实际情况后，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国情，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制定了我国酒店的星级标准，最后经国务院批准，于1988年正式实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星级制度。星级制度出台后，体现出它的前瞻性、指导性与实用性，便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定位，节约酒店的交易成本，并逐步内化为企业内部的目标与机制，实践中星级制度促进了我国酒店产业的规范和市场化运行。

2. 起飞阶段（1989—2012年）

1989—1991年市场大起大落，我国刚获发展的酒店业经历了市场大环境的洗礼。1992年后中国旅游业与酒店业开始复苏，并逐步进入起飞阶段。

（1）市场需求。1989年新兴的酒店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市场秩序混乱、竞争无序，企业间的恶性竞争行为频繁出现，给整个酒店行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1992—1995年，酒店业恢复发展，供给能力开始增加，经营效益逐步上升，满足了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1995年以后，中国酒店业的利润开始下滑，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酒店出现全行业亏损的现象，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中国酒店业的经营雪上加霜。

这一时期，中国酒店市场主要的消费对象是官员，公款消费占据了中国星级酒店很大的市场份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幕。

（2）产业政策。1996年锦江之星旅店有限公司成立，2002年如家诞生，经济型酒店的诞生代表中国酒店的连锁化经营正式开始，连锁化、集团化长期以来是中国酒店业发展的方向。上述情况也使得民营企业在中国酒店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06年12月15日，锦江酒店在中国香港上市，成为香港市场首只内地纯酒店股。

2009年上半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停滞不前，此时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刺激旅游业的政策，大多数采取了发放消费券的办法，以刺激当地旅游业。广东以国民旅游休闲计划为蓝图，通过完善旅游休闲制度来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河南提出旅游立省的战略，促进河南旅游业转型升级，提高河南旅游业核心竞争力，2009年省财政拿出1.05亿元作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旅游业发展。这些政策一方面显示了政府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另一方面为旅游业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3）制度环境。1993年，星级标准经过5年的贯彻实施，正式成为国家标准，标志着酒店业的星级制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且，星级酒店的评定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星级酒店的后续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同时加强了对星级的进一步复核工作，提高了酒店的内在质量标准。星级酒店对我国酒店业的行业发展起到了质量引领的作用，中国酒店业逐步由量变向质变发展。

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印发实施，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为我国旅游业的新一轮腾飞明确了方向，把旅游业提升到战略性产业的高度，为旅游业的加速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环境。

2011年1月1日，新版《酒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正式实施，其中：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酒店被定位为有限服务酒店，评定星级时应对酒店住宿产品进行重点评价；四星级、五星级酒店被定位为完全服务酒店，评定星级时应对酒店产品进行全面评价。

3.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运作，温和增长阶段（2013—2015年）

（1）市场需求。2013年，随着限制“三公”消费政策的出台，高端酒店的收入大幅减少，市场趋于饱和。2013—2015年，星级饭店连续3年出现亏损，尤其是高端酒店的亏损面开始扩大，它们纷纷开始摘星、弃星，调整经营方向，进行转型。由于中产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中档酒店在2014年得以迅速发展，国内外酒店集团随之重点发展中档品牌。2014年，经济型酒店同质化经营严重，市场竞争激烈，无论酒店入住率还是客房收入与往年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经济型酒店与OTA发生激烈竞争，以华住为首的酒店集团开始搭建战略联盟并自建生态系统，以摆脱对OTA的依赖。各大酒店品牌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开始技术革新，推出微信开房、APP入住等综合服务项目。

（2）产业政策。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就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2013年4月25日，酝酿了30多年、历经3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获通过。在全民休闲旅游的需求日益旺盛的今天，酒店业要发挥优势，积极改革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等手段，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打造具有领军地位的酒店集团，引领行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中国酒店市场也正是从2013年起，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运作时期，传统的酒店业迎来了它的新起点。

（3）制度环境。2014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确指出“鼓励发展特色餐饮、主题酒店”，为主题酒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从2014年开始国内外酒店集团开始全面布局主题酒店。

4. 酒店扩张模式改变，迅速发展阶段（2016—2018年）

（1）市场需求。2016年，全国星级酒店行业整体盈利回升，五星级酒店实现盈利45.4亿元，酒店集团发展模式从以前的重资产模式向轻资产模式转变，融资模式从债权型转变为股权型，金融资本积极介入酒店业，酒店的扩张模式也从市场思维开始向资本思维转变。

除住宿、餐饮、娱乐外，酒店业开始重新挖掘空间价值，这加速了酒店与其他产业的跨界创新融合，如零售、健康、文创、体验、艺术、教育、社交等。由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北投老爷酒店共创的台北国际医旅，在自然、人文的北投区提供健康、休闲、人文的“度假”观光医疗服务。亚朵提出“始于酒店，不止于酒店”的观点，推出人文酒店、城市旅行酒店、小型精品酒店、中长租公寓、度假空间、共享办公、城市精神空间等产品。

2017年共享住宿交易规模约145亿元，比2016年增长70.6%。我国住宿分享经济模式在全国已经迅速扩展，从最初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开始加速向二三线城市扩张，途家网、小猪短租、爱彼迎、住百家、棠果旅居等企业的库存客房数都在10万间以上，头部企业脱颖而出，其入住流程的安全保障体系正不断完善。新的细分市场的住宿分享平台还在不断涌现，并获得资金支持，住宿分享经济将重构住宿业的发展格局。

（2）产业政策。2016年7月，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的精神，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发展特色镇的要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目标是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这将大大丰富旅游住宿业的业态形式。

（3）制度环境。2017年8月，《旅游经营者处理投诉规范》《文化主题旅游饭店基本要求与评价》《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精品旅游饭店》等4项行业标准获得国家旅游局批准，并从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这代表旅游民宿、精品酒店的国家标准已出台，必将推动旅游新业态的规范与快速发展。

2018年11月，由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行业自律标准《共享住宿服务规范》在京发布，这是我国共享住宿业的首个标准性文件，对共享住宿平台（企业）、房东、房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综上所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酒店业的发展与国内非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以改进的ESP范式作为分析我国酒店业产业绩效与结构优化的基本框架，并结合当前的政治、法律、制度、市场环境等因素来对其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