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要素优势与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关系

城市、集群产业、产业区构成集聚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也是促成集聚经济圈城市、集群产业、产业区产业集聚的源动力。什么是促成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现有研究缺乏深入认识。要解释促成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须在借鉴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分析框架。

波特（1990）认为能通过要素导向进入到竞争优势第二阶段的国家并不多，其实质按照外部性的思路对产业中的企业为什么会在产业集群区域地理集中进行了阐述，认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不再起作用，而在既存或者发展的集群中布局，企业常常能够降低总成本或者获取更多的价值（Porter，1990，2000）。对波特将产业集群优势与比较优势对立起来的观点，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进行了批评，强调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并结合波特钻石理论的四大要素进行了分析。

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回答了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他们的分析同波特一样只是着眼国家竞争优势的视角，因而在研究中就没有涉及国家内部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问题。正因为波特、林毅夫和李永军他们只从国家的视角去考察产业的竞争优势，所以他们不关心集群产业在国家内部何处集聚的问题，他们的理论就没有涉及集聚经济圈要素禀赋“异质性”和要素禀赋在区域双重分工中“嵌入性”的分析视角。

本研究认为，在世界开放经济格局中，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从表象上看是集聚经济圈产业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竞争优势，但归根到底它以集聚经济圈基于社会关系“嵌入性”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双重分工优势为内容。全球化背景下，集聚经济圈的企业或产业，面对的市场是双重开放的世界市场，其既向国内企业或产业开放，又向国外企业或产业开放；经济圈内部企业或产业既面临基于国际比较优势的生产分工，又面临基于国内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生产分工。只有从集聚经济圈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双重分工优势去考察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才能合理解释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和持续发展的源动力问题。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高端或新兴产业的生产区位位于国内何处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其参与国际分工的相对低端或者传统产业的生产区位位于国内何处的问题。

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首先取决于各国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之间或者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相近，两者内部各自以产业内分工为主；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存在较大差异则以产业间分工为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要素禀赋差异在于劳动力和资本水平，发达国家拥有的劳动力素质较高、资本充足，能够生产对劳动力素质与资本进入壁垒要求较高的相对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要素禀赋和资本水平较低，其主要集中力量生产一些收益水平与进入壁垒较低的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在国家之内的产业分工是区域分工问题，也取决于区域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差异，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区域具有更高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与资本水平，因此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产业主要在该区域集中。

进一步分析，集聚经济圈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双重“分工优势”，主要来源于集聚经济圈发展与形成过程中其要素禀赋相对于其他区域的“异质性”优势。与传统强调要素禀赋“同质性”，且基于“同质性”要素禀赋数量差异的分工理论不同，本研究强调世界各国或者区域在发展经济、参与国际分工时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国家或区际经济的技术差异内生于区域的劳动力与物化资本之中，以国家或区际之间的劳动力和物化资本之间的差异为载体，表现为国家或区域之间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差异。在一些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可能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相近性，其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但是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国家或区域，其要素禀赋就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异质性表现为国家或者地区之间在人力资本、技术资本或者实物资本水平之间的单一差异，或者双重差异，又或多重差异，表现为国家或者区域之间要素禀赋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差异。国家或者区域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差异决定了世界各国或者区域的分工差异：要素禀赋相近程度越大，其分工水平越近；要素禀赋相近程度越小，其分工差异越大。

集聚经济圈的分工优势，首先是所在国家在世界分工格局中的分工优势，所在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要素禀赋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工地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上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为主；而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以生产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为主。（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假定分工国家技术水平相同，分工国家之间“同质”要素禀赋的丰裕度差异是国际分工的原因。这里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显然不是劳动资本比这一要素禀赋“同质性”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技术差异基础上要素禀赋“异质性”的概念，技术差异内生于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物化资本之中。）其次是国家内部的分工优势，集聚经济圈在国内分工格局中生产力水平、要素禀赋的性质与特征，决定了其在国内经济格局中的分工地位。这表现为集聚经济圈要素禀赋与国内相对欠发达区域相比，在生产力水平与产业结构上具有明显优势：集聚经济圈主要生产相对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品；相对欠发达区域主要生产相对更加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注：以中国“中心”区域的长三角集聚经济圈、华南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为例，两大经济圈历史上虽然存在纺织、服装、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高速增长与集聚，但在中国的“外围”省份，却以生产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农产品或其他产品为主。）。

集聚经济圈在双重分工中的比较优势是一种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也许发展中国家的集聚经济圈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在所有的产品生产方面都不存在优势，但是生产效率更高的发达国家与其竞争生产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时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因而发展中国家的集聚经济圈具备了生产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要素禀赋异质性优势。

对于生产同一产业产品的世界各国的集聚经济圈而言，其产业产品集聚程度的竞争完全取决于各自区域要素禀赋“异质性”比较优势的强弱，这一产业内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决定了各国或各区域这一产业增长或集聚的程度。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前景的是区域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力资源要素禀赋或者是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产业的技术水平层次。对于一个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区域，由于区域具有掌握该产业核心技术和特殊技能的人力资本，因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技术资本等要素禀赋的改善，使得该区域产业相对其他区域而言更具竞争力。

格兰维特（Granovetter，1985）提出了人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关系结构的观点，认为人的经济行为普遍受社会关系影响，强调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结构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本研究认为，社会生活中不仅存在“嵌入性”，还存在“逆嵌入性”或“弃嵌入性”，即社会关系一定程度嵌入在经济关系之中，受经济关系的影响。

有关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的观点，其嵌入性的决定性因素非常复杂。格兰维特（1985）并没有清晰阐述“社会关系嵌入性”影响经济行为的内在机制。本文认为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嵌入性起作用机制，可以通过行为人的“动机—行为—反馈”这一模式进行分析。人作为个体，存在于一定的、具体的、持续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其经济行为、社会生活等各层面受其身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结构的影响：这可能从根上决定人的行为动机，最后影响行为，并通过行为绩效的反馈进一步强化或改变个体行为。

作为个体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其与一定范围内的、具体的、持续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互动过程中，行为动机可能受经济利益、自身价值取向、外在生存压力等各种因素交互影响而发生阶段性变化。这可能导致个体放弃嵌入原有局部的具体关系网络，寻找并重构新的、局部的、具体社会关系网络。这时，就产生了个体对原有局部、具体、持续的社会关系网络背离的“逆嵌入性”。如果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长期提供符合个体期待的经济、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利益，离开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个体，将在与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动中形成“稳定嵌入”；否则，个体将寻求新的嵌入。

影响个体人社会关系网络“逆嵌入性”的因素有很多，本书仅强调经济关系对其社会关系网络“嵌入性”的影响，具体到劳动力要素的区域流动而言：“逆嵌入性”主要体现为劳动者选择就业区位时为了经济上的利益对自身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背离。

劳动者长时间背井离乡流动或者迁离原籍，意味着对原来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的“逆嵌入性”或者背离。流动或者迁离给他们带来种种不便，比如远离原来的朋友、家庭和社区，忍受异地文化、制度带给自己的各种不适。既然迁离原来社会关系网络或者社区可能给自己带来消极影响，劳动者为什么还要向外流动？因为劳动者原居住区域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水平层次普遍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留在当地社区给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可能远不及流动到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相对先进的其他地区所能获取的经济利益。这时，劳动者就可能为了经济利益背离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去寻求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表现为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关系之中的“逆嵌入性”。

其他要素禀赋水平大致相同，地区之间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当地掌握核心技术、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技术资本、实物资本水平的改善决定。这意味着一个地区人力资本从而技术资本、实物资本水平越高，其人力资源向外流动的可能性越小。人的经济行为的嵌入性与“逆嵌入性”，与其所属区域在既定产业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与实物资本水平的高低有关。如果其所属区域人力资本从而技术资本、实物资本水平相对其他区域而言较高，产业具有竞争力，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人力资源的嵌入性约束就大。而如果其所属区域人力资本从而技术资本、实物资本水平与产业竞争力相对落后，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人力资源的约束性就相对较弱，劳动者和其他资源必然向人力资源和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流动，从而产生“逆嵌入性”现象。“逆嵌入性”现象是国家内部区域之间基于各自的要素禀赋“异质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区域人力资本的“嵌入性”导致了区域技术资本从而实物资本的“嵌入性”；而区域之间要素禀赋生产能力的非对等性和“异质性”，导致了要素与当地社会关系网络嵌入力度的非对等性。要素禀赋生产能力强和具有产业比较优势的地区，要素与当地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关系相对较强；而要素禀赋能力和产业比较优势相对较弱的地区，要素与当地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关系相对较弱，要素外流。

集聚经济圈的双重分工优势可通过构建图2—1所示两国家、三产品简单分工模型，运用国际贸易机会成本理论和“逆嵌入性”范畴进行解释。（注：这里不讨论发展中国家集聚经济圈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引起的对发达国家集聚经济圈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赶超过程。此外，不讨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主要原因有：（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各国出于经济战略安全考虑，会限制与国外的农产品贸易；（2）出于国内特定利益集团和增加就业的要求，各国也有限制农产品贸易的内在驱动；（3）农产品贸易与制造业的贸易相比，其贸易价值总量相对较小；（4）各国农产品贸易基本是满足差异化需求，调节余缺的需要，因此农产品国际贸易对各国农产品价格影响甚小。）可以进行以下基本假定：（1）世界由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两国构成，生产资本密集、劳动密集非农产品以及农产品；（2）发达国家独占生产资本密集产品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享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与物质资本，发达国家生产劳动密型产品的人力资本在生产效率上优于发展中国家；（3）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或者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人力资本经过培训和实践可以转化为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人力资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经过培训和实践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人力资本（注：这里隐含的逻辑是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经过培训和实践，可以转化为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人力资本。）；（4）劳动力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在国家之间禁止流动；（5）农产品生产技术在两国之间无差异，先进技术在国家间扩散存在壁垒。

图2—1　集聚经济圈形成的双重分工

图2—1模型具体含义如下：

要素禀赋异质性优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非均衡分布，决定了各国内部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聚经济圈构成了各国相对发达的中心区域。尽管发达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人力资本生产效率要优于发展中国家，但其在要素市场面临高机会成本；而“逆嵌入性”地迁移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分布的集聚区域，接受技术培训转变为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人力资本后能够获取更多的收益，这促成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发达区域，形成集聚经济圈。发达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实物资本、技术资本由于与之匹配人力资本的转移而出现闲置，必然通过市场机制向发展中国家出让。类似地，国内“异质性”要素分布的差异，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集聚经济圈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技术不能在国际之间扩散的情况下，只能生产相对劳动密集的产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农业劳动力，各自在国内相对外围地区生产农产品；或者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培训和实践成为各国更高层次的人力资本在核心区生产其他非农产品。

综上可知，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发生在要素禀赋优势相对较强、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区，是其在双重分工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区域要素优势发挥作用的自然产物。这种区域要素禀赋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竞争优势，在集聚经济圈的发展与形成过程中，表现为欠发达区域要素“逆嵌入性”流动以及集聚经济圈在其产业竞争力基础上的高速增长和产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