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论语》与春秋君子文化

历来文学史普遍认为，先秦说理文的发展经历了由《论语》、《老子》为代表的语录体，到《孟子》、《庄子》的对话体和寓言体，再到《荀子》、《韩非子》专题论说文，这样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¹⁾。当代学者仍持此调，“《老子》、《论语》处于诸子散文发展的初期，即语录体阶段，当时人们的逻辑推理能力不够发达，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二者更多以警策的语言来开导启悟读者，并不注重逻辑推理的过程，而是直接展示思考的成果，故可以说是当时人逻辑推理能力不够发达造成了语言的含蓄蕴藉”⁽²⁾。百年以来，《论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一直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大多数文学史家遵循进化论的观点，将其定位于说理文的低级阶段，少有人提出异议。

说《论语》幼稚，无非是因为它记言简约。在先秦诸多文献当中，《论语》记叙的确称得上是简约，堪与微言大义的《春秋》相比。但《论语》的“简”是否可以说就是因为孔子及孔门弟子说理能力不足呢？这是一个颇有意义也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