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国秦汉至晚清的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

这一时期，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先秦诸子起源研究。

先秦诸子的起源，也就是先秦诸子之所以兴起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背景。先秦诸子的起源问题与诸子散文文体的起源问题关系甚密。在各种文体萌芽或刚刚定型的先秦时期，任何一种文体都与特定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等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秦诸子兴起的背景也就是诸子散文文体兴起的背景。

《庄子·天下篇》是我国最早的学术批评文献。它探讨诸子兴起的原因，往往从“本诸古学”的角度谈起，如论庄子之学曰：“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⁶⁾此外，论墨学、宋钘尹文之学、彭蒙田骈慎到之学也大体用此模式。《淮南子·要略》论诸子兴起，主要从“因于时世”这一角度入手，如论《管子》云：“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⁷⁾胡适评《要略》之说云：“此列之说，虽间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为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其说最近理。”⁽⁸⁾在对诸子起源的整体认识上，班固《汉书·艺文志》与《淮南子·要略》一脉相承。《汉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⁹⁾但对各家学派的具体起源上，《汉志》认为诸子之兴，乃是原乎官学：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九流十家皆出自古代官学，这一论断虽为近代胡适等人猛烈批判，但泛而言之未尝没有一定道理。晚近以来，学者论诸子起源，大体都不出此范围。陈柱《中国散文史》认为诸子之兴，不外乎三个原因，即本诸古学，原乎官守，因于时世⁽¹⁰⁾，其渊源正是来自于《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和《淮南子·要略》。

（二）先秦诸子散文的风格与修辞研究。

对先秦诸子散文风格的讨论，战国时期即已开启。《庄子·天下篇》论庄子散文的特色云：“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礽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者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¹¹⁾可以说是论述庄子散文特色的经典言论。而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艺术特色也有精审的把握：其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空语无事实”，“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¹²⁾等等，都是对《庄子》文体风格的精妙概括。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论《墨子》“不辩”风格云：“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辩。”⁽¹³⁾此后，《墨子》“不辩”成了历代学者的共识。

对诸子散文风格概括最为精到详备的当属刘勰《文心雕龙》，其《诸子》篇云：“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文之大略也。”⁽¹⁴⁾或者兼论诸子义理与文采的一贯，或者单论风格之一端，总之一语点破，实为的评。

从整体上看，战国秦汉魏晋六朝学者对诸子文章义理风格所作的是纯学术的评论，不牵涉到实用目的，而唐宋及其以后的学者则更重视义理、风格、修辞技巧对自身为人、为文的实用价值。唐代李翱称韩非子之文“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¹⁵⁾，明代方孝孺评韩非、庄子、荀子、李斯云：“庄周为人有壶视天地、囊括万物之态，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飘飘然若云游龙骞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礼，故其文敦厚而严正，如大儒老师，衣冠伟然，揖让进退，具有法度。韩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缴绕深切，排搏纠缠，比辞联类，如法吏议狱，务尽其意，使人无所措手。”⁽¹⁶⁾南宋朱熹《答赵佐卿》云：“《论》、《孟》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读之疑少而益多。”⁽¹⁷⁾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¹⁸⁾

评点是明清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进行鉴赏，追求审美愉悦的主要方式。或夹批，或眉批，或题解，或为全书全篇之评点，或为节选作品之评点。评点的范围也异常广泛，举凡《老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墨子》、《商子》、《慎子》等均在评点范围之内。据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辑录，目前尚能见到的宋至明清两代的诸子评点著作有数十种之多：宋代刘辰翁《刘须溪评点九种》、《老子道德经评点》、《庄子点校》，宋代林希逸《老子口义》、《庄子口义》，明代焦竑《二十九子品汇释评》，明代金堡《金卫公汇选》，明代汤滨尹《历子品粹》，明代归有光《诸子汇函》，明代徐应琛《二刻诸子汇函》，明代无名氏《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明代陈深《诸子品节》，明代方疑《且且斋初笺十六子》，明代汪定国《诸子褒异》，明代焦竑《诸子折衷汇锦》，明代张懋《杨升庵先生评注先秦五子全书》，明代穆文熙《者子隽语八家》，明代焦竑、翁正春编《九子全书评林》，明代无名氏编《十三子全书》，明代李贽《李氏丛书》，明代孙礿《孙月峰批点合刻九种全书》，明代陈继儒《五子隽》，明代孙礿、钟惺《孙钟二先生评六子全书》，明代陆可教、李廷机《新刊诸子玄言评苑》，明代陈继儒《古今粹言》，明代陈仁锡《诸子奇赏前集》、《诸子奇赏后集》、《续文苑英华》、《子品金函》，明代姜思睿《诸子鸿藻》，明代李光垣《诸子纲目》，明代钟惺《诸子文归》、《诸子嫏祀》，明代余大茂《新刊诸子拔萃》，明代唐顺之《文编》，明代焦竑《庄子翼》，清代无名氏《十子全书》，清代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诸子七种》，清代李宝淦《诸子文萃》，清代林云铭《庄子因》，清代方人杰《庄子读本》，清代王源《庄子评》，清代姚鼐《庄子章义》，清代浦起龙《庄子钞》，清代胡文英《庄子独见》，清代方文通《南华经解》，清代陆树芝《庄子雪》，清代王闽运《百大家评注庄子南华经》，清代赵熙《庄子郭象注评点》等等⁽¹⁹⁾。

另外，也有学者以札记的形式论诸子文章的风格、源流和修辞。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历论《孟子》、《庄子》、《荀子》、《列子》、《管子》等著作，颇多独到之见。“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刘熙载于先秦诸子各家中，最中意《庄子》，“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庄子》寓言之妙在“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庄》、《列》俱有曲致，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²⁰⁾。其所见深刻、恰切，为后人所不及。

总之，晚清以前，评点和札记是古典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进行研究的主要方式，虽多是零金碎玉的短章，但往往能够通过简短的话语，揭示出诸子散文独特的风格特征和审美意蕴。

（三）先秦诸子散文体制、渊源及流变的研究。

体制即文章内部结构、组织方式，它是文体的核心。先秦诸子散文体制的研究虽然不是晚清以前的学者关注的重心，但亦不乏精到的论述。

古代论文体的著作，晋代就有挚虞《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翰林论》，可惜这两部书均已失传。从《隋书·经籍志》看，它们都曾对各类文体的性质、起源、流变作过论述。

梁代萧统《文选》是我国第一部按文体类型编选的文集，虽不是一部专门的文体学论著，但它在序文中对各体的流变、发展作了论述：“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²¹⁾认为不同的文体产生于不同的需要，因而有不同的体制和功用。

刘勰《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论旨精深、体例周详的文学理论专著。凡十卷，从卷二《明诗》到卷五《书记》篇止，共二十篇，均为文体论。《文心雕龙》在论述每一种文体时都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²²⁾的原则，力图追溯每一种文体产生的根源。在这二十篇中，仅作为篇名标志的文体就有33类，即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另外在这些大类中，又分出许多小类，如在《杂文篇》中分出“对问”、“七”、“连珠”等。其中涉及到诸子文体的有以下几种：

（1）“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异用，罕施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²³⁾《文心雕龙》对“箴”体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搜罗出上古时期“箴”体的文献资料，即夏商二箴残句和《左传》中的《虞人之箴》；二是通过与“铭”体的对比，总结出箴体的诸种文体特征：其言说方式是“诵”，言说主体是官，文体功能是讽谏御过。这些见地为后来的文体研究指示了思考的方向，也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2）问对。“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客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²⁴⁾刘勰首先对问对体予以关注，有开创之功；但是他认为，问对一体始于宋玉，殊不知更早的《孟子》、《荀子》中问对体已很典型，包含了君臣问对、君士问对、师徒问对等类型，而《周易》对卦形式则是人神问对形式。刘勰对这些均忽视莫见，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3）连珠。“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²⁵⁾“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磕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²⁶⁾刘勰把连珠体的起源追溯到西汉扬雄《连珠》，今有学者认为《韩非子·内外储说》、《难》篇才是连珠体的起源。到底连珠体的起源在哪里，尚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

（4）谐隐。《文心雕龙》曰：“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²⁷⁾“惬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麹；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歌末。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夫观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辞之有谐惬，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赞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²⁸⁾

刘勰指出，谐就是优语，也就是古优在帝王面前的诙谐表演，往往在风趣幽默的言谈中寄寓讽谏意义。这种寓谏于乐的特征与《庄子》“卮言”大有相似之处，是否可以说《庄子》“卮言”正式摹仿了优语？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如果此论证能够成立，那将是《庄子》“卮言”研究的重大突破。刘勰指出“隐”与“谐”相为表里，它们都有寓谏于乐的特征，不同的是，说隐者并不一定是古俳优，可以是其他主体。君子对古优、谐隐均持不屑态度，于是将“隐”演化为谜语。刘勰认为《荀子》五赋之一《蚕赋》是最早的谜语，也就看到了赋体与说“隐”的渊源关系，有奠基之功。

（5）论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已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论如析薪，贵能破理。”⁽²⁹⁾“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踊；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³⁰⁾

刘勰将“论”体和“说”体分别论述。认为“论”体的起源乃是对圣哲彝训“经”的阐述，并分“论”体为陈政、议说、释经、传注、辨史、赞评几小类，各个小类对经典的阐释各有侧重。刘勰主要是从儒家征圣宗经和经典阐释的角度来看待“论”体，而先秦诸子散文《荀子》、《韩非子》、《墨子》中已经含有不依赖于经典的专题论说文。他认为最早的“论”体是《论语》，惹来颇多争议。《文心雕龙》中所说的“说”体，指的是战国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先秦诸子中另有两种不同于游说之辞的“说”体，即经说体和经解体，前者如《墨子》“经说”四篇，《韩非子·储说》、《说林》，后者如《韩非子·解老》、《喻老》以及《管子解》四篇等。这是一种阐释型文体，与《文心雕龙》所讲的“说”体有明显的差别。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是两部值得关注的文体学专著，它们对每一种文体都作了释名、性质、源流的“序”。由于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修整、补充而成，两书存在承继补缮关系，我们只以后出的《文体明辨》作述。其中涉及到先秦诸子文体的有：

论体。徐师曾认为《文心雕龙》、《文选》对论体的释名和分类均有未尽之处，他指出：“析理亦与议说合契，讽寓则与箴解同科，设辞则与问对一致：必此八者，庶几尽之。故今兼二子之说，广未尽之例，列为八品：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论，四曰史论，五曰文论，六曰讽论，七曰寓论，八曰设论。”⁽³¹⁾对“论”体的概括至为全面。

说体。“按字书：‘说，解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于《说卦》，汉许慎作《说文》，亦祖其名以命篇。……传于经意，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与论无大异也。”⁽³²⁾《文体明辨》所解释的“说”体，已经不同于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说”体，它认识到作为阐释型的“说”体的存在。

辩体。“按字书云：‘辩，判别也。’……汉以前，初无作者，故《文选》莫载，而刘勰不著其说。至唐韩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实出于《孟》、《庄》。盖非本乎至当不易之理，而以反复曲折之词发之，未有能工者也。”⁽³³⁾认为“辩”体的渊薮应追溯到《孟》、《庄》，此说至为精当。

解体。“按字书云：‘解者，释也，因人有疑而解释之也。’扬雄始作《解嘲》，世遂仿之。其文以辩释疑惑、解剥纷难为主，与论、说、议、辩盖相通焉。或题曰解某，曰某解，则惟其人命之而已。雄文虽谐谑回环，见讥正士，而其词颇工，且以其为此体之祖也。”⁽³⁴⁾认为“解”体始于西汉扬雄《解嘲》，此一追溯并不彻底，因为先于扬雄《解嘲》的《韩非子·解老》就是一篇典型的“解”体文。

问对体。“按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其名既殊，其实复异。故名实皆问者，屈平《天问》、江淹《邃古篇》之类是也；名问而实对者，柳宗元《晋问》之类是也。其他曰难，曰谕，曰答，曰应，又有不同，皆问对之类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其词详见于《左传》、《史》、《汉》诸书。后人仿之，乃设词以见志，于是有问对之文。”⁽³⁵⁾《文体明辨》把“问对体”渊源追溯到屈原《天问》，比《文心雕龙》更彻底，并且将问对体分为“名实皆问”和“名问实对”两种类型，是极有见地的。

箴体。“按《说文》云：‘箴者，戒也。’盖医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者谓之箴，喻箴石也。古有夏商二箴，见于《尚书大传解》及《吕氏春秋》，然余句虽存，而全文已缺。独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阙，而《虞人》一篇，备载于《左传》，于是扬雄仿而为之。其后作品相继，而亦用于自箴。故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韵语，而反覆古今兴衰理乱之变，以垂警戒，使读者惕然有不自宁之心，乃称作者。”⁽³⁶⁾对“箴”体论述基本上沿袭《文心雕龙》，推进之处是指出“箴”体的两种类别和用韵的特征。

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选录了自战国到清代的古文辞赋，依文体分为十三类，即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书首有一“序目”，论述各文体的特点。涉及到先秦诸子文体的有：

“论辨类者，盖源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³⁷⁾看到了论辨的起源乃是先秦诸子。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³⁸⁾对“箴”体的论述基本上是《文心雕龙》、《文体明辨》观点的余绪。

总体看来，晚清以前，文章体制的研究虽然不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的主要方面，但《文心雕龙》、《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文学理论著作，往往能够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各种文体，追溯其体制上的渊源，揭示其最主要的文体特征和写作技巧，对于其文体功能也予以说明。这一思考方式为文体学的深入研究开启了先声。

先秦诸子散文文体与书写材料也有一定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简牍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简牍的长短、形制能够反映出文献在当时的文化地位。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的是东汉王充。其《论衡》十二《量知篇》：“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³⁹⁾《谢短篇》：“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⁴⁰⁾《正说篇》：“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省约，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⁴¹⁾此外，孔颖达《仪礼疏》引郑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⁴²⁾案“尺二寸”当作“二尺四寸”。《左传》疏云：“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诀》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⁴³⁾清末，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并结合出土文献，对古代简牍制度作了许多精到的论述，其中涉及《论语》竹简形制尤多，对我们研究《论语》文体颇具启发意义。

综之，战国秦汉到晚清结束的古代时期，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先秦诸子兴起的文化渊源和风格、修辞、写作技巧两个方面，尤其是明清学者，对诸子散文风格、修辞、写作技巧的点评，可谓卷帙浩繁。体制的研究虽也有涉及，并有诸多精到、为后世不可忽略的创见，但仅限于个别学者和个别著作。

第二，各时期研究重心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战国秦汉魏晋六朝时期重在对诸子起源的探究上；文章风格、修辞、写作技巧的论述则集中在唐宋元明清时期。

可以说，在从战国到晚晴的这一漫长历史时期，风格、修辞、写作技巧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备，而体制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为后来的文体学研究留下了广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