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清人章学诚曰：“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就文体而言，先秦诸子散文是中国散文文体发展的重要阶段，它孕育了后世诸多文体样态的萌芽，如“语”体、“难”体、“小说”等，也有一些文体在这一阶段由萌芽而臻于成熟，如“论”体、“问对”体等，这一阶段的散文在散文文体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从宏观的角度釐清先秦诸子散文中所蕴含的诸种文体样态，研究其之所以产生的文化渊源及其所承担的文化功能，对于从整体上理解先秦诸子散文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千百年来，前人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二十世纪以前的古代研究者多以“评点”的方式对先秦诸子散文的文体风格作论断。进入二十世纪，可以说仍然是这一思路的延续，所增加的只不过是对前人评点结论的进一步阐发，或结合作品详加说明，或强调其写人艺术、论辩方式等，实质性的进展并不多见。文体研究不应止步于此。风格的讨论固然是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前人在此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到位，再研究的余地已不算太大。因此，从根本上调整研究思路，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文章体制、文体结构，及与其紧密相关的文化传统、行为方式、职业习惯、师授方式、文献的传播方式，从深层的文化根源上探讨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发生与功能，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我们认为，真正有深度的文体研究，其实质仍然是文化研究；而只有深具文化内涵的文体研究，才是彻底而透辟的文体研究。本书所做的实际上就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文化学研究。

本书研究对象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及其文化渊源。所谓先秦诸子散文，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留下来的一批不同于史传、表达治国理念或处世思想的私家著述或纂辑文献。周秦之际，学者辈出，他们课徒授学，著书立说，欲以改制救世。学者不止一人，著书也不止一种，故以“诸子”统称。以“诸子”为古书部类名称，始于西汉刘歆《七略》。昔汉成帝命刘向领校中秘书，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卒后，其子刘歆受汉哀帝之命承继父业，总群书而奏《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除《辑略》为全书之总外，其余六略共分古书为六大类，“诸子”即为此六类之一。《七略》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删其要而成《汉书·艺文志》，约略可见其大概。《汉书·艺文志》将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而将各家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即九流十家。《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著录各家学派著作名目，“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¹⁾。此外还在《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中著录兵家、天文历谱和医家、神仙家的著作。这些反映诸子百家学术的著作（从先秦到西汉末）大多亡佚，只有少数流传至今。然而在这些流传下来的子书中，先秦时期的诸子文献留存颇多。本书择取其中最具有典型文体意义的文献进行研究，主要包括《论语》、《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墨子》，以及相关的出土简帛文献，如郭店简《老子》、《语丛》，上博简《仲弓》、《孔子诗论》等等。

“文体”这一概念，历来有多种说法。褚斌杰认为文体就是体裁、体制⁽²⁾。体裁、体制确实是文体的核心，但文体的涵义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仅仅理解为体制、体裁，似乎有失笼统。童庆炳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包括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面⁽³⁾。这一定义为文体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向度。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指出“文体”一词所指称的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文体的基本结构“应由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构成”⁽⁴⁾。同时，该书指出，“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⁵⁾。这种对文体概念的界定和对文体生成的理解，避免了泛化的倾向，指出了中国古代文体发生的一般规律，对于我们从根本上探究文体（尤其是先秦文体）产生的根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研究，自古以来，汗牛充栋。其研究成果，根据研究侧重点和方法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古代（战国秦汉至晚清结束，包括近代）和近现代（清结束至今）两个时期。下面就根据两个时期的不同，分别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