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基督教在四川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西方传教士们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进行传教活动的权力。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传教士们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办学、置产和建设传教建筑物等特权。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条款”的保护下纷纷涌入中国，企图实现他们“中华归主”的梦想。

传教士在华西地区的活动以四川最为显著，四川基督教的历史以1868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师杨格非（Griffith John）和大英圣书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牧师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来华西考察为开端。他们返回后，将考察情况报告给了各国差会本部及在华各传教士，为以后各国差会进入华西地区作准备。此后，在华的各差会传教士纷纷前往华西地区传教和建立教会，同时还创办教育、医疗和慈善等事业，来推动传教事业的发展。

1899年1月，为适应传教活动的迅速发展，协调各差会的关系，云贵川的部分差会在重庆召开了华西传教士大会，到会代表七十六人，代表内地会、美以美会、公谊会、浸礼会、英美会、英行教会、英伦敦会等七个差会和美国圣经会、英国圣经会、苏格兰圣经会等三个圣经会。此次会议评估了整个形势并且以仁爱的精神将各差会联合起来为“上帝国”实现于华西而努力奋斗。会议订立了“睦谊协定”，划分了各差会的传教领域，成都、重庆为公共传教区，并且更进一步确定了差会之间相互协作的精神。会议决定成立华西顾问部（Advisory Board for West China，又称顾问会），协调各差会的传教工作。顾问部下设成都、重庆、云南与贵州四个分会。顾问部每年开会一次，各差会派人参加，商议互助事宜。这次大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华西教会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后，华西基督教步入了发展时期。以四川基督教发展为例，1900年在川的传教士有二百四十五人，多数是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到1901年重庆海关华特森（W.C.H. Watson）给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报告称，英、美、法、加等国有九大教会在四川，男女传教士三百一十五人，教堂二百二十一所，教徒达十万余人，建有医院、药房、学校、孤儿院、救济所等六百七十三处。到1910年时，教会增至十三个，外国传教士增至五百一十五人。当时，四川是基督教差会传教活动的重要地区，发展的教徒数量占全国第三位。

伴随着外国传教士的日益增多，基督教在华西的传教事业蒸蒸日上。传教士试图通过办学、行医、搞慈善的方式传播宗教达到引人归主的目的。在华西开展传教的各差会都十分重视办学，通过创办学校来推动传教事业和传播西方文化，已成为传教士传播宗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加拿大传教士、四川英美会开创人赫斐秋（V.C.Hart）曾说：“我们传教士很懂得，如要使中国人通道，就必须加强教育工作。”1907年，基督教各差会已在四川开办小学一百七十三所，以及求精、华英、广益、华美、华西协合等数所中学。20世纪初，成都开始成为华西传教的中心，大量的传教活动被安排在成都进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就是筹建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简称华西大学、华大）。

1905年，华西各差会顾问部决议联合各差会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1907年，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联合在成都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这是一所以西方基督教会向我国西部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和发展传教事业为目的的教会大学，其办学宗旨是“借助教育为手段以促进基督教事业”，大学行政管理及机构设置仿照牛津（Oxford University）、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之体制。1910年开学时，学校章程规定：“本大学之目的拟在华西于基督教主办之下，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初创之时仅设文、理两科，后来增设了医、牙、教育、宗教等科，成为一所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是中国西部地区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化意义的大学。早期大学聚集了一大批由各国基督教差会选派来的医学、教育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既是大学及各学科的创始人，又是大学管理者、教师及学者，或有教育管理经验或有教学科研能力，身体健康且意志坚定，甘于奉献且事业心强，为华西协合大学以及整个华西地区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近代科学是从基督教内部培育出来的，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所基督新教的教会大学，西方博雅教育理念是其重要的办学思想，其重要特征就是非常重视开设研究自然科学的课程。新教大多数神学家都认为神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法则和神的理性是同一的，对自然的科学研究与探索，有利于清楚地认识上帝和人类本身。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毕启（J.Beech）亦说：“由于冰川运动在美洲大陆和欧洲毁灭了很多植物和动物，我们只能从发现的化石中知道它们。而在华西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西北高山和横断山脉使这个地区具有亚热带的气候，既有很潮湿的地方，也有相当干燥之处，谷深山高使各种动植物能生存下来，这在地球上是个非凡的地方，是研究动植物和人种学等的宝库。”创办者的卓识远见与崇尚科学的态度，让大学一开始就沿着既注重培养人才亦倡导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教学与科研同步进行。由于大学地处华西，在科学研究方面尤其关注华西人文、自然、科学及医学等领域。

华西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为华西协合大学筹建大学博物馆奠定了天然而坚实的基础。校长毕启不仅期望大学拥有博物馆，而且也期望，“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应该成为世界上研究华西地区汉族和非汉族的最好的博物馆”。“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应当成为世界上研究华西文明的最好的研究机构。”毕启校长的态度，对传教士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传教士戴谦和（D.S.Dye）说：“川康、打箭炉、巴塘、西藏地区有特殊物种，与非洲未知地区比较，值得去探险，包括峨眉山……值得研究有地质学、矿物学、动植物、农业、水利灌溉、人类学、部落风俗、民间传说、历史、陶瓷或建筑。同样可以做中药、中国森林、竹产品、中国灯具、雕版印刷、拓片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理事会同意筹建一座大学博物馆，并决定由理学院教授戴谦和“收集有科学价值的物品”。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Museum）创立，时称博物部，创始人戴谦和。

1917年以前华大的文科（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简称），分为哲学、教育、西洋史和综合文科等五个学系。当时学校即注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教育。如哲学系、西洋史学系均设有“人类及人种学”课程。而理科的生物学系亦设有“人种与人类学”课程。综合文科系还设有“社会学”课程。当时教授这些课程的老师主要由外籍传教士担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华西协合大学的传教士们于1922年3月24日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简称学会），学会旨在研究华西（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甘肃等地）的政治、人文、风俗习惯及其自然环境，尤其是这四个因素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学会鼓励、支持传教士针对华西边疆的研究，并支持他们发表关于华西地区社会与自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以西南边疆地区为其考察研究的重点领域。最初学会成员共有十二人，多是在川的传教士、华西协合大学的教授，学会负责人是美籍体质人类学家、解剖学家莫尔思（W.R.Morse），主要成员有戴谦和、医学人类学专家胡祖遗（E.C.Wilford）、布礼士（A.J.Brace）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人类学会会员、西方著名地理学家叶长青为荣誉会员。

华西协合大学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不仅学会早期创始人及骨干成员，诸如莫尔思、毕启、戴谦和、费尔朴（D.L.Phelps）、李哲士（S.H. Liljestrand）等，绝大多数都是华西协合大学的工作人员，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会研究方面的经费也是由华西协合大学校理事会从学校科研经费中划拨的。此外，华西协合大学早期建立的古物博物馆、图书馆等研究辅助机构也一并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与支持。作为近代学术史上第一个以研究华西边疆为目的学术团体，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成立既是华西协合大学科学研究事业的延伸，也是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壮大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