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字文化之思

什么是文化，什么又是汉字文化呢，这是汉字文化教育需要解决的另一个基点问题。我们对“文化”及“汉字文化”的内涵、性质及发展等加以梳理，以便对汉字文化教育能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一 对“文化”的考察

（一）“文化”的内涵

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人”“有知识有文化”与工具书中的“文化”一词有什么不同呢？当代“文化”与古代“文化”一词有区别吗？国内外学者对此又给出了什么定义呢？

1. “文化”一词的词源考察

“文化”在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不过最初是分开使用的。“文”的本义指交错的纹理。“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对其解释为“文，错画也，象交叉”。“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指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其二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引申为迁善之义。

“文”与“化”联用见于战国末年。战国末年儒生编撰的《易·贲卦·象传》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记载，这里的“天文”即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亦即天道自然规律。“人文”即人伦社会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文教化”的思想十分明确。

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这里的“文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因此“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

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实际上是从日本传入的。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用日语汉字“文化”来翻译英文“Culture”, “Culture”与德语“kultur”，法语“Culture”，都来源于拉丁语“Cultura”，本义是“养殖”“栽培”，这本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18世纪后引申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包括社会知识、个人教养，等等。现代汉语“有文化”中的“文化”是知识之意，是受日本汉字译词影响的结果。这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辞源上意思不同，但从中可以看到，都体现出养成性、渐进性等特点。

2. “文化”一词的工具书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文化”的解释是：

 

（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 —水平。

 

《新华字典》中对“文化”的解释是：

 

（1）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2）泛指文字能力和一般知识：学习文化| 文化水平。

 

两种工具书所给的定义是大同小异的。“文化人”“读书学文化”之中的文化是“文化”一词的第三个义项，等同于“知识”一词。“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还指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直立之兽”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生物属性等自然性。文化的出发点是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进而也改造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由此可见，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

3．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差异之大，足以说明界定“文化”概念的难度。

在人类学领域中，早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古典进化论学派创始人之一泰勒在1871年《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或文明，就其民族学意义上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从这个定义中可看出泰勒对文化特性的认识：文化不是自然界的形成物，而是与人的活动有关，文化不是人类先天遗传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等在内的统一体，文化侧重于精神方面。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则从抽象的定义角度对文化作了如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它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人们通过接受其他成员的教育进而学到其所在社会的文化。此定义的前两句概括了泰勒的第一句，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C. Kluckhohn, 1905—1960）在《文化的概念》中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系统，既包含显性样式，又包括隐性样式；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这个定义与泰勒的定义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它明确指出文化是个系统，并且具有层级性，尤其强调文化的超个体性，具有整个群体或群体中特定部分共享倾向的行为、习性、意识形态等内容，概括范围更广，凡是人类历史所创造的都计算在内。

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含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

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现代学者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用一句十分形象的话来概括广义的文化：“文化即是长时期的大群集体公共人生。”

综上所述，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称作“大文化”。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一般来说，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多持此类文化界说。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汉语言系统中，“文化”本义“以文教化”，《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文化”的释义①及毛泽东的文化观当属狭义文化。

（二）文化的分类与构成

关于文化的分类，斯特恩（H. H. Stern）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即大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狭义的文化即小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汉默里（Hammerly）（1982）把文化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信息文化指一般受教育本族语者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地理、历史等知识；行为文化指人的生活方式、实际行为、态度、价值等，它是成功交际最重要的因素；成就文化是指艺术和文学成就，它是传统的文化概念。

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Ortega）在《人类的反抗》中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指习俗、仪式以及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深层文化（deep culture），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而深层文化的某一概念又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反映在大众文化中，以一种艺术形式或文学主题反映在高级文化中。

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心态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的核心。

我们认为，汉字文化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宏观上的汉字文化既指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言符号所形成的作品，包括词句、诗词、文章、典籍，等等；也指因汉字性质所形成的独特现象，包括识字、写字、书法、篆刻、汉字设计、字谜、楹联、趣诗、拆字、酒令，等等；还指汉字构字理据所蕴含的民族的思维、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社会伦理、审美标准与追求，等等。中观上的汉字文化则指汉字性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及汉字构字理据所蕴含的民族传统文化。微观的汉字文化则仅指汉字构字理据所蕴含的民族传统的文化。本书的研究点是指中观的汉字文化。

二 对“汉字与文化”的考察

在探讨了汉字及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探讨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汉字文化的内涵及分类。

（一）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同时，汉字又不完全依附于汉语，它还有自身的独立性。除了具备记录汉语这一工具属性外，其自身还存在着内涵丰富的人文属性。文化是人类群体或个体在思想意识和社会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稳定的心理和行为倾向。那么，汉字和文化之间，到底有哪些“交集”呢？

关于汉字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当代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著有《汉字和文化问题》一书。在书中，周老从“文字和文化” “汉字和传统文化”“汉字和现代文化”三个角度对汉字和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汉字和文化，周老明确地归纳了他的五个基本观点：（1）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不等于语言，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2）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字和文化之间不能划等号；（3）汉字学是人类文字学的一部分，要在人类历史中看汉字的历史地位；（4）研究人类文字学，要有系统观点和发展观点；（5）研究汉字，首先要使汉字非神秘化。

周有光的论述及五个基本观点为我们对汉字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准则。从语言、文字、汉字、文化等范畴去论述其关系是比较全面的，同时，注重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去除其神秘学和主观臆测性也是我们所应注意的。

文字学家王宁在《谈汉字与文化的互证关系》一文中从两个方面分析了汉字与文化的关系：第一个方面，从文化载体和文化内容的角度分析，王宁先生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汉语中的词汇通过其意义系统表述了种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载体，记录汉语的汉字符号系统也变因此成为文化的载体，但是，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汉字中的音义是从汉语那里承袭来的，属于其自身的要素也就是它的本体即字形，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应当专指汉字字形及其系统与文化的关系，“汉字于文化的关系应以汉字字形及其研究系统作为研究的中心”。第二个方面，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分析，王宁先生认为，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事象，研究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研究汉字这一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第一层面属于微观意义上的汉字与文化的关系，第二层面属于宏观意义上的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我们认为，王宁先生微观意义上的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汉字字形与文化的关系，是从汉字说文化，宏观意义上的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从其他文化项的角度说汉字。第一层面是纵向分析，第二层面则属于横向比较。

综合以上两位先生的论述，我们认为，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应从汉字与文化的联系及汉字与文化的区别两个角度阐释。就汉字与文化的联系而言，可体现为下面几点。

1．文化促进了汉字的产生和演化

社会需要促进了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原始社会时期，先民群居生活彼此之间需要相互沟通、交流，进而产生了语言。但口头语言无法克服时间和空间限制，于是，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便促进了文字的产生。无论是“结绳记事说”，还是“仓颉造字说”，都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与表现。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文之所以能称得上较为成熟的文字，也说明当时的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秦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朝代，由于战国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彼此交流很不方便，出于便于管理和沟通的需要，秦始皇颁布全国统一使用小篆的命令，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汉字规范化运动，对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小篆笔画繁多且屈曲圆转，不便书写，出于简便快捷的需要，人们将小篆的曲笔拉直，改圆转为折笔，进而产生了隶书，其后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也都促进了汉字形体及功能的不同演化，如进入20世纪后的历次文字改革，都反映出文化的发展变迁对汉字的影响。

2．汉字反映了文化的更替和变迁

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记录、表达一定的事物，首先世界上要有这件事物，这就与社会生产力相关。最开始的汉字记录的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简单的、容易描绘的事物，如日、月、山、川、水、火、土、木等字，这些都是大自然本身就有的。而后人凭借着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产生了许多新的事物，而表达这些新事物的文字也随之产生了。如，砍伐的“斧”，装东西的“皿”、“盆”、“盂”，捕猎用的“网”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事物不断生成，汉字的数量不断扩大，如，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人们对自然科技开始重视，表示新事物的一些字如“氢、氧、氯、氨、钠、铂”等都体现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当代社会，随着电脑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火星文”的出现，则反映了信息时代的到来。

3．汉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汉字的第一属性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性，而记录语言的方式主要是靠其音义形所构成的系统。从古至今，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而这些精髓的记载主要是靠汉字完成的。当然，任何一种文字都可以成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汉字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却有其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基于汉字的形体特点及汉字与汉语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句的意境是难以用英语表达出来的。“举”字的字形形神兼备表达出诗人“昂首问天”的形象，这是其他语言难以“言传”的。

4．汉字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字产生以后，以它超越时空的留存与传递功能，记载了人类丰富浩繁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有了文字，才有了“有史以来”；有了文字，才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同时，文字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文化项。就汉字而言，它是汉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字及其系统是汉民族文化的结晶，汉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凝结，成就了汉字这一神奇的东方魔块。饶宗颐先生说：“汉字已是中国文化的肌理骨干，可以说是整个汉文化构成的因子，我们必须对汉文字有充分的理解然后方可探骊得珠地掌握到对汉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周汝昌先生也认为“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内涵，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信息库”。由汉字性质而形成的书法、篆刻、灯谜、测字等艺术样式和民俗游艺等无不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5．文化促进了汉字的传播

受中华文化繁荣的影响，汉字才得以广泛传播，进而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就国内其他文字而言，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古壮字（方块壮字）形成受汉字的影响很大。就国际而言，汉字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文字的形成影响较大。

汉字对日本文字的产生与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日本称汉字为“真名”, 5世纪初，日本出现被称为“假名”的借用汉字的标音文字，8世纪时，以汉字标记日本语音的用法已较固定，其标志是《万叶集》的编定，故称“万叶假名”。日本文字的最终创制是由吉备真备和弘法大师来完成的。他们俩人均曾在唐代长期留居中国，对汉字有很深的研究。前者根据标音汉字楷体偏旁造成日文“片假名”，后者采用汉字草书创造日文“平假名”，时至今日，日本文字仍保留有一千多个简体汉字。

汉字对朝鲜文字的产生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中古时期的朝鲜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汉字。新罗统一后稍有改观，薛聪曾创造“吏读”，即用汉字表示朝鲜语的助词和助动词，辅助阅读汉文书籍，终因言文各异，无法普及。后来在宫中设谚文局，令郑麟趾、成三问等人制定谚文。他们依中国音韵，研究朝鲜语音，创造出11个母音字母和17个子音字母，并于公元1443年“训民正音”，公布使用，朝鲜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对越南文字的产生与形成也有影响。越南使用的喃字形制，跟壮字相同，都是利用现成汉字或其部件组成新的字体，是一种孳乳仿造的汉字型文字。

我们说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密切，并不是要把文字与文化等同起来。事实上，汉字与文化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

（1）汉字不是文化的唯一表达形式。“文字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尽管人们可以通过文字看到文化的一些零星的内涵，但由于文字并不是文化的首要表现形式，甚至文化大都可以脱离文字而存在，所以文字符号传达给人们的文化信息永远不会多于它传达给人们的语言信息。”

（2）汉字是文化的精神内核但不是全部的浓缩。文字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文化系统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尽管它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但它并不是浓缩的全部，所以，即使把它放大还原，也不能展现民族文化的全部。

（3）汉字是造字时代文化的瞬间固化，而不是民族文化演进的全程记录。汉字是时代的产物，造字时代的某些文化信息肯定会固化在它的构形里，但从此之后，除了字体的演变、构造法的变化以及新字的产生之外，它不会随着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化形重构，所以，文字所能提供的信息是相对静态的、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流动的，造字之前或之后时代的文化信息很难在文字中找到。

（4）汉字是次第产生的，其所蕴涵的文化信息也应该是次第分明的。今天所面对着的庞大的文字集合体不可能是上帝或某位圣人或某一群人的一挥而就，而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创造的，这就是文字产生的次第性。随之而来的，它所蕴涵的文化信息也应该是次第的，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层面。但是，由于历史的悠远，尽管有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各种字书的帮助，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确定每一个字符产生的历史时代，也就不能确定每一个字符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时代背景。

（5）不同的文字类型所蕴涵的文化信息是有区别的。所有人类所使用的文字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它们也都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也都蕴涵着人类的文化信息。但是，由于人类所选择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所形成的不同文字类型与文化的关系也就有疏密的区别。一般地说，拼音文字由于形音系联，所蕴涵的文化信息较少；而表意文字形义系联，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就相对多一些。汉字，尤其是古代汉字是表意文字，它与汉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是汉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掌握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是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汉字。它具有文化属性，又具有工具属性。我们既不能因为它的文化属性而与文化等同起来，也不能因为它的工具属性而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工具都是与时俱进的，其他工具能改变，汉字也可以轻易地改变。掌握文字与文化的关系，还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工具论”的限制，避免只把文字看成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而对它的文化功能视而不见；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文化论”的空而无当的猜想发挥，而对文字的工具属性予以否认或回避。

（二）“汉字文化内涵”之思

什么是“汉字文化”，或者说汉字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对一些专家学者针对汉字文化所给出定义加以梳理。

1．何氏说

何九盈先生在《简论汉字文化学》及《中国汉字文化大观·跋》中认为：“汉字文化学是一门以汉字为核心多边缘交叉学科。尽管研究工作还有待深入，但这门学科的任务非常明确。一是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信息系统，它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二是探讨文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依据这一界定，《中国汉字文化大观》论述了“汉字的起源”, “汉字形体的演变”, “汉字的书写工具与载体”, “汉字的特点”, “汉字的规范、注音和简化”, “汉字的研究与应用”, “汉字与汉民族文化”, “汉字与汉语及兄弟民族文字”, “汉字与文学艺术”, “汉字与年号、姓氏、避讳”,“汉字与意识形态、思维方式”, “汉字与兵、法、吏”, “汉字与衣食住行”, “汉字与经济活动”, “汉字与动物、植物”, “汉字在海外”等重要内容。

何九盈先生对汉字文化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但可惜的是，对什么是汉字文化却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认为，对汉字文化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能得到大家广泛认可的定义的原因是人们对“文化”一词本身就有分歧所致。为此，他认为：“文化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当我们谈汉字文化学的时候，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对文化进行整体上、系统上的把握。”也就是说，他只是对汉字文化进行了“文化”角度的归类，而没有用“是什么”的方式找到其实质。

2．王宁说

王宁先生在《说文解字与汉字学》的第一章在对汉字文化学的内容和任务进行概括时说：“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从汉字文化的角度看汉字，用文化的眼光来观察汉字、解释汉字。例如，对汉字构形依层次两两拼合的格局形成的文化原因的探讨，对汉字构形模式形成的文化原因的探讨，对汉字各种书体产生和成熟的历史社会背景的探讨，等等。总之，是把汉字视为一项在文化巨系统中的文化项，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互促、互抑因而能互证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汉字在构形中所携带的文化信息的分析，这种分析既有对个体字符的分析，又有对总体系统的分析。”在《汉字构形学讲座》中说：“汉字文化学这种研究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是宏观的，即把汉字看成一种文化事象，然后把它的整体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巨系统下，来观察它与其他文化事象的关系，这是宏观汉字文化学；另一方面则是微观的，即要研究汉字个体字符构形和总体构形系统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对这些文化信息进行分析、加以揭示，这是微观汉字文化学。总之，汉字文化学是在作为文化事象的汉字与其他文化事象的互证中建立起来的。”

王宁先生对汉字文化学界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从“汉字文化事象”与“其他文化事象”之间的关系，“汉字个体字符构形和总体构形系统所携带的文化信息”两个角度分析了汉字文化，但这也是说“汉字文化有哪些”，而未回答出“汉字文化是什么”。

3．赵诚说

赵诚先生在《汉字文化探索》一文中对汉字文化学的研究内容论述说：“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汉语是汉文化信息的载体，而汉文化又包括各种类型的文化。因此，汉字与汉文化的各种类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多种形式的关联，研究汉字文化必须注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这些联系和关联，……但是，汉字并不等于汉字文化，而汉字文化又是汉文化下属的各种类型文化中的一种，如果汉字文化蕴涵的研究过多的涉及汉文化的各种类型，则汉字文化的内容有可能不适宜地膨胀；另外，汉字不等于汉语，汉字文化不等于汉语文化，如果汉字文化不恰当地兼容了汉字学、汉语语言学（包括汉语的语法学、音韵学、词义学、修辞学）和语言文化学的内容，则汉字文化学将会显得相当庞杂。”

赵诚先生探讨了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关系，但也只是谈及了汉字文化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两个方面，仍没有回答“汉字文化是什么”这一命题。

4．刘志基说

刘志基先生对“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汉字”并不认同。刘志基认为，汉字文化学这门学科，既非单纯地以历史文化现象来解释作为语言交际手段的汉字，也不是简单地以汉字为材料来探究文化史的问题。他认为，所谓汉字的文化功能，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就广义来说，文字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其一切功能，包括其语言交际的功能在内，自然都可以视为其文化功能。从狭义角度看，汉字原本是为了记录语言以消除交际中的时空障碍而创制的，而它的主要社会功用的确是服务于汉民族的语言交际。与此相适应，传统的汉字研究，所关注的也只是汉字的语言交际功能。也就是说，汉字语言交际功能的研究已有深厚的传统与积累，而汉字语言交际功能以外的文化功能研究却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因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汉字文化研究没有必要将汉字的语言交际功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由此，汉字的文化功能便也可以专指其语言交际以外的文化功能”。根据这一狭义的汉字文化功能，刘志基把汉字文化分为了“文化信息的蕴涵”和“文化现象的塑造”两个方面。前者发轫于汉字的创制，后者则与使用汉字有关。

我们赞成刘志基先生对汉字文化功能的广义和狭义的分类。但是，刘志基先生侧重对汉字文化的狭义分类，其原因是“汉字的语言交际功能的研究已有深厚的传统与积累，而汉字语言交际功能以外的文化功能研究却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之故，只是因为在这方面研究欠缺而已，他并没否认作为语言交际功能就不是汉字文化的一部分。

语言文字学界关于汉字文化内涵研究的论述还有很多，像周有光先生、曹先擢先生、裘锡圭先生、臧克和先生等国内知名学者对汉字文化研究很多，但他们还未对汉字文化给出的一个完整明确的定义。

通过以上几点论述，我们发现这几位学者对汉字文化的理解有几点是相同的：其一，汉字文化具有多边缘交叉性质，但是它的研究内容和任务不论多么丰富，都是以汉字为核心，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为限制。其二，汉字文化研究的内容是多角度的，无论是王宁先生的宏观和微观之分，还是刘志基先生的广义和狭义之分，都说明对汉字文化研究应当有一个角度问题，汉字文化的定义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汉字文化包括三个方面：文化交际方面有识字、写字；文化蕴涵方面包括汉字形体所蕴涵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生产生活文化；文化塑造方面包括字谜、灯谜、楹联、趣味诗、书法、篆刻、汉字设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