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

围绕着本学科是否合理的讨论，影响研究应运而生，并成为比较文学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因为现实需求与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最初的跨国视野突破了文学研究国内视野的局限，但随意的文学比较也使得比较文学失去了其内在的规定性。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比较的研究方法上。克罗齐就提出最尖锐的批评，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面对釜底抽薪的质疑，法国学者通过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树立起比较文学独有的理论基石，确定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合理性地位。由于其理论的贡献，学科史上的法国学派也形成了。

一、跨国与实证研究

巴登斯贝格、梵·蒂根、伽列、基亚等都是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通过建构内在理论体系来应对外围批评。他们绕过学科理论防线的薄弱之处，通过学科设限来弥补漏洞，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大大缩小，把“比较”置换为“关系”，只关注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来确证民族国家文学间的影响关系。这样，实证性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就代替了泛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可比性落实到科学性基础之上，奠定了学科坚实可靠的理论根基。

巴登斯贝格在法国《比较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写了一篇纲领性的导言《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极力反对主观随意性的比较，强调事实加考据的实证方法。“有人说：‘比较文学！’文学比较，这是毫无意义又毫无价值的吵闹！我们懂得，它只不过是在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罢了……”他还指出，“不消说，一种被人们这样理解的比较文学，看来是不值得有一套独立的方法的，或者说，至少它可能把精神的本能进程的重要性强调到了荒谬的程度。”他认为人们不厌其烦地进行“比较”，难免出现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因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他不仅反对没有价值的对比，并且对带有爱国倾向的价值判断也提出质疑。“爱国主义的敏感性把原来学说上、习惯上和趣味上的对立情况加深了。国别文学一被唤醒，意大利人、法兰西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各自玩弄了一种归根结底为了鼓励本国文学创作的手段，今天，当这些作品开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他们又尖刻地将它们的价值进行比较，而这些价值往往又是无法估量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什么？证明莎士比亚的成就高于或低于高乃依；证明现代的古典主义是否真正的古典主义；证明法兰西人决不可能了解但丁。”因此，他远离美学的、心理分析的批评，而坚持历史的观点。而有根据的比较才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这样，扎实的实证研究就成为独立的研究方法，也把比较文学引上了科学的影响研究之路。

梵·第根不仅规定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还分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特质，阐述了这一学科的目的。“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古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他也强调比较的科学涵义，而不是美学涵义，从而对文学史上发生的事实关系进行认知。“那‘比较’是只在于把那些从各国不同的文学中取得的类似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文章等并列起来，从而证明它们的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而除了得到一种好奇心的兴味，美学上的满足以及有时得到一种爱好上的批判以至于高下等级的分别之外，是没有其他目标的。这样地实行的 ‘比较’，在养成鉴赏力和思索力是很有兴味而又很有用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历史的涵义，它并没有由于它本身的力量使人向文学史推进一步，反之，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而那对于用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他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因而他也注重这样的研究目的，“我们已经说过，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在于刻画出 ‘经过路线’，刻画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疆界之外去这件事实。可是就是最小的一条经过路线，也是一件复杂的事，因为有种种物质的和心理学的因子跑了进去”。

他是第一位阐述和总结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经验的理论家，并将“经过路线”划成三段进行研究，即放送者、接受者与传递者。“在一切场合之中，我们可以第一去考察那穿过文学疆界经过路线底起点：作家，著作，思想。这便是人们所谓 ‘放送者’。其次是到达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或某一页，某一思想或某一情感。这便是人们所谓 ‘接受者’。可是那经过路线往往是由一个媒介者沟通的；个人或集团，原文的翻译或模仿。这便是人们所谓 ‘传递者’。”王向远是这样解释的：“从放送者的角度来看，考察一个作家在国外的影响与声誉，即誉舆学或流传学；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等的来源，即源流学或渊源学；研究文学传播的途径、手段，包括翻译、改编、演出、评介等，即媒介学。”这也是其理论的三大支柱。

除了外部影响关系，他也注意到或提出内部影响的问题。他从文体的角度出发阐明了传袭形式与作家独创性之间的斗争，并且认为这传统和个人的战斗便是人类心智历史中最动人的光景。而在国际传统中文体的这种采用或改变，往往是归比较文学管辖的。事实上，任何一种心智的产物都有所受的影响以及它的前驱，也有它所给予别人的影响以及它的后辈，从而归入一个系列之中。他指出要将作品置于文学史里它所从属的门类、艺术形式和传统之中，来估量作者的因袭和创造，以此来鉴定作者的独创性。所以他总结道：“我们知道，每一种语言只是一个不完全的键盘，它只能发出几个音来使人听到人类的灵魂的交响曲之无限的变化。外国影响来使这键盘添了几个新的音。总括地说，不论什么作品都包含三个因子：个人的独创、国家的传统和外国的影响。在有一些时候，最后这因子是可以忽略的；在另一些时候，它便是主要的了：它把它的容易辨认出的色彩给予了作风，它强有力地对情感之表现起着影响。”也就是说，作品是罕有独立的。但是学科独立的迫切任务使得外在关系更为凸显，内在影响的问题则搁置了。

而伽列除了注重跨国比较中的实际联系，还注意到其间的精神交往。他在为学生基亚的《比较文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当然，他也反对比较文学走向泛化，“比较文学的定义有必要再一次加以廓清。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他还指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我们不喜欢不厌其烦地探讨丁尼生与缪塞、狄更斯与都德等等之间有什么相似与相异之处。”因此，比较文学的定义依然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不是异与同的平行比较。

同时，他也注意到影响后的发展演变，“比较文学主要不是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那种种发展演变。一提到影响，往往便意味着解释、反馈、抗力、搏斗。瓦雷利说：‘用别人充实自己，没有比这更本份、更合于自我的了。但是必须将别人消化掉。一只狮子就是由许多被同化了的绵羊构成的。'”但是他又警告学生和同事们说：“此外，人们或许又过分专注于影响研究了。这种研究做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经常是靠不住的。在这种研究中，人们往往试图将一些不可称量的因素加以称量。相比之下，更为可靠的则是由作品的成就、某位作家的际遇、某位大人物的命运、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旅行和见闻等等所构成的历史。譬如英国人与法国人、法国人与德国人等等之间彼此如何看法。”最终还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外在影响的梳理上，尤其是形象学的分析上。

基亚则将比较文学直接界定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一直强调靠实的关系研究。他说：“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因此，比较文学的学科立足点不是“比较”，而是“关系”，或者说是国际文学关系史。不光是研究方法，他甚至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称为国际文学关系史。同样也在国际文学关系中强调本国立场，“就像我们研究我们文学所欠的外国债务那样，也要记住我们的文学是在什么时候和朝哪个方向变成外国文学的债权人的”。

在经受了美国学派的猛烈攻击之后，基亚坚守其师的立场。1978年，他在《比较文学》一书的第六版前言中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注重综合的总体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这个词在 ‘世界’方面划出了一条界线。人们曾想，现在也还在想把比较文学发展成为一种 ‘总体文学’来研究；找出 ‘多种文学的共同点’（梵·第根），来看看它们之间存在的是主从关系抑或仅只是一种偶合。为了纪念 ‘世界文学’这个词的发明者——歌德，人们还想撰写一部 ‘世界文学’，目的是要说明 ‘人们共同喜爱的作品的主体’（盖拉尔）。1951年时，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打算，对大部分法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些形而上学的或无益的工作。我的老师伽雷继·P．阿扎尔和巴尔登斯柏耶之后，认为什么地方的 ‘联系’消失了——某人与某篇文章，某部作品与某个环境，某个国家与某个旅游者等，那么那里的比较工作也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如果不是修辞学，那就是批评领域的开始。”他认为将比较文学发展为总体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这两种雄心壮志对大多数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人员来说似乎都是空想和无益的。因此他甚至警告道：“我个人很担心，原想做比较文学工作，结果却什么也未做到”。

那么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就落脚到思想、题材等方面的彼此渗透。“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从实证的角度而言，感情、思想方面的关系如何确证是存在难度的。他还将影响分为几种：“个人的影响，如：对于卢梭生前与死后的崇拜；技巧上的影响，如：莎士比亚戏剧在法国浪漫派作家中享有的的威望；思想上的影响，如：伏尔泰思想的传播；对于主题或作品布局的影响，如：十七世纪法国戏剧家从西班牙戏剧中引进的主题；浪漫主义前期莪相式的风景描写模式。”这里不仅包括法国文学的对外影响，也有外来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虽然有思想、主题、结构的差别，但并没有细化影响研究的思路。

总之，法国学者做了大量的具体实证工作，如泰斯克特《卢梭与世界文学的起源》（1895）、巴登斯贝格《歌德在法国》（1904）、《巴尔扎克的外来影响》（1927）、阿扎尔《法国在意大利的影响》（1934）、《欧洲意识的危机》（1935）等。这也进一步丰富深化了“比较文学”的概念，构建了影响研究的理论体系，而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也是法国学派理论体系的三大支柱。流传学的起点是明确的，终点是探究的方向；渊源学的终点是明确的，起点则是考察的对象；起点与终点之间的中介则属于媒介学的研究范围。这三大支柱加上主题之间的关系即主题学，文类的演变即文类学，构成了整个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对当时的法国学派而言，比较文学研究是以“事实联系”的实证为核心、以坐实两国文学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旨归，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除此之外，还有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等。这也是法国学派的困惑所在。因为对于译介学而言，翻译中有不正确的理解与创造性的叛逆；形象学面临着具体的异化与曲解；接受学包括误读。在这里，实证的研究方法反而成了解决问题的短板。比较文学也面临着进一步的调整与升级。

干永昌对比较文学理论的渊源与发展作出这样的总结：“法国学派崇尚实证，强调考据，使 ‘比较’这两个字仅仅具备科学的涵义，而无需作美学的评价，因此这种研究往往被限制在同一文化系统的范围内，而且研究对象仅限于有直接接触的两国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即确实存在的‘事实关系’。……美国学派显然深受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熏陶，他们反对把比较文学局限于渊源与影响的实证分析，主张把文学作品视作一个独立自在的形式实体，从美学角度探讨各国文学的异同，并且进行跨文化系统和跨学科的无接触实证的研究，他们把这种研究称作 ‘综合’研究，或类同研究，后来又发展为纯粹比较的 ‘平行研究’。”而在实际上，从法国方面来说，早在1957年，现任法国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的艾金伯勒就批评过法国学派的狭隘观点和他们所研究的作品都没有文学价值这一情况。1963年，艾金伯勒在他所著《比较不是理由》一书中谈到，他曾应邀赴美参加1958年教堂山大会，由于签证延误，未能及时在会上发言，他对此深表遗憾，认为不然的话，法、美两大学派的尖锐对立也许会缓和一些。他是典型的中庸主义者，既不站在法国学派的立场，因为单方面强调实证主义观点会导致文学内在价值的遗失，比较文学也不能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他也没有受到美国学派的制约，虽然他们注重文学性与审美性，但对美学研究的实证性与确凿性不够重视。这样，他就在历史和美学评价之间选择了一条中庸之路。

其实，其他法国学派的学者在理论上也存在着摇摆的迹象。基亚后来在他的评述中指出，近来存在着一种从美学的角度来欣赏文学的倾向。他也承认，影响研究和大规模的综合研究，虽然有危险，却是必要的，而且甚至给“巧合”研究以一定地位。梵·第根尽管把“巧合”比较排斥在比较文学之外，但还是多少有些武断地把它们归入“总体文学”。他们都发现了这类巧合，但没有接触与联系，实证的研究就无法进行。而贝摩尔，也包括艾金伯勒等，在其著作中以及在第一届法国比较文学大会（波尔多，1956年）和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教堂山，1958）的辩论中，向法国比较主义的传统目标提出了挑战。尤其在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这些杰出的法国发言人，如弗拉比埃、洛底埃、蒙退阿诺、埃斯伽比等，一面为法国比较传统的基本合理性辩护，一面却承认它过去的及潜在的弊病，并建议重新运用他们那种同美国学派一些原则相结合的方法。

因此，法国学派只是凸显与强化了外部关系研究，内部研究被搁置但并没有被排除掉。而比较文学研究要更全面，除了注重外部事实关系研究，还要重视内部价值关系研究。勃洛克所说的话又有些偏激：“如果说比较文学研究应该变得更能综观全局，它同时也应该变得更具评论精神。它应当用价值关系去取代事实关系，它应当着重考察的主要不是外部关系，而是内部关系。”他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强调内部研究。而外部与内部各有各的位置，应该兼顾。

二、跨学科与文学内部研究

法国学派是在圈外人的质疑与圈内人的反思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提出了特色鲜明的观点，首先争得比较文学界的话语权，积累了相关的理论资源。但法国学派局限于“文学外贸”的研究制约了比较文学新视野、新思路与新方法的开拓与创新，遭到了后起的美国学派对其漏洞的攻击。如前所述，法国学派的一些学者对其本身理论的局限也有意识。比如艾金伯勒，早就表示过韦勒克是对的，那些拘泥于“事实联系”的研究，除了说明某作家读过某本书外，还说明了什么呢？韦勒克指责将“比较”局限于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影响研究使“‘比较文学’成了只不过是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雷马克则不无讥讽地说，法国学派仿佛忘了学科的名称是“比较文学”，而并非“影响文学”。

而韦勒克、雷马克、韦斯坦因、阿尔德里奇等则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通过质疑与追问法国学派的局限来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提出没有事实联系的、跨学科、跨国界的综合性“平行研究”的主张，同时文学性研究成为其理论核心。美国学者认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只是僵化的外部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因此倡导文学内部研究，提出要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文学性成立了，作品本身才可立足，因此，将美学价值批评引入比较文学就是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尽管他们也承认法国学派的成就以及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初创期所做的贡献，但他们似乎认为，平行研究的意义大于影响研究。

韦勒克以《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严重动摇了法国学派的理论基石。他指出比较文学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1958年，韦勒克公开宣读了这篇文章，发起了对法国学派的挑战，这也标志着美国学派的崛起。他首先指出巴尔登斯柏耶、梵·第根、伽列和基亚提出的纲领性意见并没有解决这个基本课题，而是受19世纪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论的影响，把过时与陈腐的方法强加于比较文学。“想把 ‘比较文学’限于两种文学的外贸，就是限定它只注意作品本身以外的东西，注意翻译、游记、‘媒介’；简言之，使 ‘比较文学’变成一个分支，仅仅研究外国来源和作者声誉的材料。”事实上，法、德、意等国很多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本爱国主义动机，都造成了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的这样一种奇怪现象，产生了为自己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都竭力证明本国施与他国多方面的影响，或者用更加微妙的办法，论证本国对一个外国大师的吸取和理解胜过其他任何国家。接着他还引用法利奈里在《文学影响与民族隔阂》文章里的话，指出这种计算文化财富的办法，以及在诗歌方面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整个估计法是荒唐的，也批判了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扩张主义。他认为法国学派在处理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时，思想的倾向明显导向民族性。“近五十年来，在 ‘比较文学’的心理动机和社会动机方面，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现象。比较文学的兴起是对十九世纪学术界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对法、德、意、英等国很多文学史家的孤立主义所表示的异议。……但是这种充当两国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者的真诚愿望，总是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在梵·第根的眼中，比较文学只研究“二元关系”，而且“往往依附于本国文学观念的目标，并不直接对于那整个的文学之国际史有所贡献”。也就是说法国学派在突破国别界限时，世界性的视野又同时为二元国别关系所限，难以得到更大的开拓。在此基础上，韦勒克提出不要把文学“当作争夺文化威望的论战中的一个论据，不作为外贸商品，也不当成民族心理的指示器”的观点，认为这样才能获得人类能够获得的唯一真正的客观性。同时他也主张打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人为界线，将总体文学归纳到比较文学的术语中。因为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指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研究，而两者都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研究，无须将一国对一国的比较与一国对多国或多国对多国的运动与风尚区分开来。

而韦勒克的观点明显受到法利奈里的影响。1930年，在为纪念巴尔登斯柏格撰写的文章中，法利奈里宣布了自己拯救学术研究的信息：“在我们所作的每一个判断和评价中，我们必须深入到作品的核心，而不是赋予影响以过分的意义，把它们说成是决定性的，甚至是革命的力量。因为我们相信，只有灵魂及其神秘的和谐，才是决定文学和艺术命运的关键因素。”早在1925年左右，他就转而研究个别作家，在一篇题为《世界文学的梦想》的文章中，他认为对那些不以廉价效果和章句为目的的文学来说，唯一广阔的世界是作家个人的心灵。他一直强调作家个人心灵的独创性，而韦勒克对此引申并进行专门探讨，认为“真正的文学学术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正因为如此，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之间并没有区别可言”。他也最终将比较文学研究定位为文学内部研究，“我把艺术品的研究称为 ‘内在的’，而把研究它同作者的思维，同社会等等的关系称为 ‘外在的’。可是这个区别并不意味着应忽略甚至蔑视产生作品的诸关系，也不意味着内在的研究仅仅是形式主义或不恰当的唯美主义”。这样，研究就会直指本质，而不会与民族的虚荣心纠缠在一起，也不会停留在外在关系的整理上。“它将不是纯粹中性的唯科学论，也不是冷冰冰的相对主义和纯历史主义，而是直接接触对象的本质：引向分析并最终引向价值判断的冷静而又专注的凝神观照。我们一旦把握住了艺术与诗的本质，它战胜命运、超越人类短促的生命而长存的力量，还有它那创造一个想象的新世界的能力，民族的虚荣心也就会随之而消失。那时出现的将是人，普遍的人，各地方、各时代、各种族的人，而文学研究也将不再是一种古玩式的消遣，不再是各民族之间赊与欠的账目清算，甚至也不再是相互影响关系网的清理。文学研究象艺术本身一样，成为一种想象的活动，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

韦勒克在思路与方法上提出新的主张，把文学艺术的本质界定为“文学性”, “我们必须正视 ‘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他认为在方法和方法论方面，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所以要打破局限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展开各国文学之间相互对照比较的平行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从文学史研究恢复到文学批评的研究，并把“文学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准绳。而之所以强调“文学性”，这与韦勒克的学术背景有关，因为“文学性”是“新批评”学派本体论批评的理论核心，而韦勒克正是美国“新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反对对作家作关于生平、心理、社会以及思想渊源等的外部研究，主张立足文学作品本身，对于作家的作品进行韵律、风格、象征以及体裁等层面的内部研究，并从注重历时性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分析，转向对共时性联系的比较，这也为跨学科的研究思路奠定了基础。因此，韦勒克批评许多研究文学，尤其是研究比较文学的著名学者，认为他们“其实并非真正对文学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公众舆论史、旅行报告、民族性格的概念等等——简言之，在于一般文化史”。在他看来，法国学派的研究就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文学内部研究与别的学科不同，因为文学作品是为特殊审美目的服务的语言符号结构，它包含声音和意义单位两个层面，以及由这两者产生的情境、人物和事件等的复杂而生动的“世界”，比较文学应该以这一多层结构的“内部研究”，即“文学性”研究为核心，才能获得人类能够获得的唯一真正的客观性。“外部事实主义是指研究两国的文学趣味、表达方式、体裁、源流、主题和思想等外部事实之间贸易交往的研究……死死抱住事实联系把渊源、影响、媒介、和名望等作为唯一的研究课题。这种方法在事实主义影响下，把艺术作品看成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以科学的客观性和因果解释为一般传统，积累了大量的事实考据，如文学内部的关系、文学名誉的历史、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翻译者等等；关注于文学事实的报道、翻译、考据和舆论等方面，忽视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文学，是一个艺术整体而不是事实的拼凑。”韦勒克找到了法国学派研究的病灶，并诊断出其研究的重大缺失，确定了文学内部研究的思路。总之，比较文学是独立的学科，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的附庸。

1962年，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中给比较文学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同时，他又对可能产生的无限扩张保持警惕：“比较文学要是成为一个几乎可以包罗万象的术语，也就等于毫无意义了。”所以他并不赞同以“过于松弛的标准”来为比较文学划界，而是提出系统性的标准来加以限制：“我们必须弄确实，文学和文学以外的一个领域的比较，只有是系统性的时候，只有在把文学以外的领域作为确实独立连贯的学科来加以研究的时候，才能算是 ‘比较文学’。”他还举了不少例子来确证这种系统性，如把莎士比亚戏剧与其历史材料来源进行比较时，只有把文学和史学作为研究的两极，对历史事实或记载及其在文学上的应用进行了系统比较和评价，并且合理地作出了适用于文学和历史这两种领域的结论之后，才能算是比较文学。因此，他尤其注重学科间的综合研究，如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与文学、科幻小说中的文学与天文学、意识流小说中的心理学与文学等的比较综合分析。他进而强调国际文学间综合研究的重要意义，对于没有实际关联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以“文学性”为中心来研究它们之间的某种关联性。

他主要的理论贡献就是跨学科的思路，但也关注到创作过程中内部影响的有关问题，“有不少关于影响研究的论文过于注重追溯影响的来源，而未足够重视这样一些问题：保存下来的是些什么？去掉的又是些什么？原始材料为什么和怎样被吸收和同化？结果又如何？如果按这类问题去进行，影响研究就不仅能增加我们的文学史知识，而且能增进我们对创作过程和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解。”他对法国学派自然也有微词，认为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学者们不得不限于组织别人的研究成果（这本身已是一项极艰巨的任务），而这种工作必然使他们容易与文学作品本身失去接触的机会，很容易把文学外围的事情处理得很清楚，而把文学本身处理得机械、肤浅和没有人情味，失去文学本身的魅力。他还指出影响研究可能遮蔽文学上的独创性，“由于着意探寻并证明某种影响的努力可能掩盖对艺术的理解和评价这类更关键性的问题，所以在阐明一部文艺作品的本质方面，影响研究的贡献就可能不及无影响可言或并非意在显示影响的对作家、作品、风格、倾向以及文学的比较研究。”而他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也有自己的认识，“空间、时间、质量和感染力的因素构成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程度上的差别”，他还说，“某些在世界文学尚未完全承认的第一流作家特别适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事实上很可能有助于他们之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家。”这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既有差别，也有衔接的桥梁。

阿尔德里奇则是美国比较文学的另一重要人物，他的《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是美国比较文学界的又一部重要理论著作。他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与雷马克类似，“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从超越一国民族文学的角度或者从与其他一门或几门知识学科的相互关联中，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阿尔德里奇又译奥尔德里奇，他将彼此没有直接联系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包括“类同”和“对比”。如果说综合研究以类同作为基础，平行研究则是以问题作为核心，既探讨作品的类同，也探讨作品的不同与对比。类同指的是“两部没有必然关联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对比则不仅在于寻找共同点，也寻找相异之处，强调的是平行和对照。因为以问题为核心，所以在对文类、主题、神话、技巧、文学史分期、文学批评等进行考察时，主要目的还是对这些问题求得广阔而深入的了解，加大了横向研究的力度，而纵向研究的角度又被忽略了。

韦斯坦因专门对影响的概念进行了梳理，从哈桑、肖、奥尔德里奇到纪延等的观点进行分析，强调文学创作中内部影响的曲折与重要。不仅如此，他还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理论初创阶段的复杂脉络进行整理。在跨国、跨民族、跨学科的世界性视野的拓展中，他对跨文明的平行研究却保持了戒备。他认为，像雷马克那样“把研究领域扩展到那么大的程度，无异于耗散掉需要巩固现有领域的力量。因为作为比较学者，我们现有的领域不是不够，而是太大了”。他对远东国家文类学的发展并不熟悉，所以存在着偏见：“因为直到最近，远东国家尚未根据类属对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的分类，虽然长期以来文类学理论一直是印度美学的一个基本部分。”他还从总体上否定了跨文明的平行研究，“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例如艾金昂伯尔提倡的音韵、偶像、肖像插图、文体学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这些共同的因素如果差不多同时发生，就被看作有意义的共同潮流，即便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也常常形成一种令人惊异的粘合剂，例如在颜色形容词的感情价值、自然风光的观念，或者个人或集体的心理诸方面，甚至在缺乏共同‘时代精神’的领域中。这样，象里尔克和马卡多或者里尔克和斯蒂文斯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在我们的大学中极为流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才较易辩护，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按照他的思路，别的文明中的文学就排除在平行研究之外了，这也造成其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是继续拓展还是保持原状，是摆在美国学派面前的难题。平行研究在拓展世界性视野时，就面临着进一步突破的瓶颈。

总之，美国学派借助“新批评”的理论资源，以文学性为核心扭转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也争得自身的话语权。这一点与克罗齐有契合之处。而平行研究并非是美国学派独创的，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恢复了法国学派之前的平行研究。在法国学派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学派在比较文学上的研究有以下三个创新点：“第一，法国学派否定了平行研究，认为‘平行’不是比较文学，凡是不涉及 ‘关系’之处，都不是比较文学，‘比较’的方法被后来的美国学派所恢复。第二，美国学派提倡平行研究的原因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是讲究审美性的。法国学派仅仅强调文学外部的实证性研究，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性特征，这直接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非审美性。文学研究中必然伴随着审美性因素和心理因素，而这是实证性关系研究所无法证明的，这个缺憾恰恰被美国学派弥补了。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一方面比较的是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另一方面是将文学与诸如艺术、宗教、哲学、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作比较。当然比较的两者必须具备可比性，从中总结出文学的审美价值以及文学发展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第三，美国学派研究的重点内容有比较诗学、类型学、主题学、文体学和跨学科研究。”这都属于其重要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美国学派是以一种“世界主义”的高调姿态，反对“民族主义”的狭隘，突破了法国学派的历史局限，把法国学派所抛弃的“比较”还给了比较文学，倡导跨国乃至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客观地讲，平行研究是对影响研究的有益补充与扩展，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完善和进步。但比较文学早期所遭遇的可比性危机却依然存在。平行研究受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的影响仅仅局限于纯美学或纯结构上的比较分析，外部事实的考量就被忽略。而当平行研究发展到跨学科的阶段时，又使比较文学出现泛化的新局面，其研究对象无限扩大而导致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中心的失落，模糊了学科界限。除了外来的质疑，美国学派内部也出现了难以协同、调和之处。韦勒克等人就提出什么都可以用于比较，最终就成了打通各地方、各时代、各种族的文学研究。与此相反，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应该有学科边界，而且韦斯坦因也认为跨文明的比较是不可能的，不应该将比较文学的边界扩大。

“显然，无论是韦勒克还是韦斯坦因，他们的主张虽有差异，但都在比较文学的 ‘求同’之上进行研究，这证明了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建立在 ‘求同’的基础之上。”无论认为异质文明之间可比（如韦勒克认为不同文明的文学中都有共同的人性）或不可比（如韦斯坦因认为不同文明没有类同性）的学者，都是建立在“求同”基础之上的。美国学者之间的分歧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他们走不出平行研究 ‘求同’的思维模式；其二，欧美学界的某些前沿理论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就是从差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美国学者在进行平行研究的同时，虽然有差异性的对比，但忽视了不同文明异质性的问题，这便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变异学理论的缺失，曹顺庆也从此着手进行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创建。

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虽有区别，但都有西方文化的背景，其中有些学者也有对东方文明与文学的关注。“法国比较学派中的 ‘调皮鬼’，伽列在巴黎大学的继承者艾金昂伯尔也曾斗胆责备他的法国同事们的地方主义倾向。他并没有想要放弃研究中对历史的侧重，但他还是不仅赞同对作品美学价值的探讨，肯定文学类比研究的益处，而且与美国学者一起呼吁要迅速加强对东方文学的注意（在这个领域中，以平行和对照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是极有希望的，而艾金昂伯尔又恰好精通东方文学）。”而对东方文学的关注，可以使比较文学的视野更为开阔。“艾金昂伯尔更进一步提出，通过对全世界文学（如东西方文学）中思想和形式的平行比较，人们可能会发现全人类所共有的在文学上的一律性、文学类型或原型。”艾金伯勒即艾金昂伯尔在《总体文学论文集》一书中写道：“所有的书目都局限于印欧语系的几大语种，这在今天已经落后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而且缺少地球上四分之三的地区。他号召学习汉语、孟加拉语和阿拉伯语，以建立一门比较诗学，对世界文学进行全球范围的研究。他还强调开展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认为没读过《西游记》就像没读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能奢谈小说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纪廉也持同样的见解，他说：‘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的理论性问题。'”在1984年，韦斯坦因也对自己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中否定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偏见做了自我反省，觉得“想起来很感到后悔”。这些年来西方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为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积累了相关的理论资源，为中国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86年，季羡林在为中国第一部《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写前言时，这样说道：“张文定同志等编纂这一部《年鉴》既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又讲述了今天的情况，同时还预示将来的道路……中国学派的轮廓已经影影绰绰地表现在这一部《年鉴》中，我相信，它会受到国内外的关心此道的学者们的欢迎。”而快30年过去了，中国学派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