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说独异体的生成理路与样态

跨国影响或外来影响的研究视野与实证的研究方法源自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而跨学科影响的研究思路以及以文学内部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则借自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陈思和的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研究尊重民族主体与文学个体的作用，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则注重比较文学中的变异性与异质性。聚焦到中国个案作家贾平凹身上，他除了受外来影响，还有中国传统与民间文化的影响，从而对其小说的影响资源与生成路线进行考辨，确立综合影响的研究思路。而要追究贾平凹小说世界独异生成的过程，严绍璗以“文化变异体”为核心的文化发生学的思路，对从发生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是有启发的，这样才可以描摹其小说发生与发展的接近真实的创作本相。

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对影响贾平凹小说的写作资源进行考辨，旨在刻画出他在传统、现代、民间文化资源的影响下小说发生与发展的接近真实的逻辑线路，从既成的小说转移到追究其独异生成的过程研究，揭示不同文化资源进入文学个体以及被作家的生命核心所同化的轨迹，探索小说在现代转向中动态运作的状态。在对贾平凹小说的接受与转化、化合与独创的研究中，阐述其内在运行的逻辑系统与层次，也从逻辑上还原了贾平凹的创作过程，从而阐明贾平凹小说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态的内在理路。

而将“历史的脉动”和“人体的体温”相结合，通过贾平凹这一个案作家研究，可以洞见一个鲜活生动的微观文学史，甚至触及内在影响的毛细血管。贾平凹小说世界的外部结构与内部逻辑构成了其小说独异体的样态，也就将文学史的脉动与作家的体温结合起来。而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上，贾平凹小说的影响研究除了影响资源与生成路线考辨，还有反影响或对外影响的可能性探究，其小说独异体的样态才是完整的。同时，在个案阐述学的基础上描摹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接近真实的历史，也可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问题。

一、四个层面的影响结构

就个体作家而言，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中文类学、形象学等显然是不太适用的。而其理论的三大支柱中，誉舆学关涉的是作家的对外影响问题，而贾平凹的对外影响只涉及或者说是一个参照，并不是研究的侧重，或者说是以后深入探究的方向。其中的渊源学则是主要运用的方法，即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等的来源及其在个体作家身上发生的变异。也就是说，在独异体文本逆向解构中追寻它与源文本的诸种联系，用多元文化的视阈揭示并还原其原来的形态，以及主体创造的作用。媒介学中文学传播的途径、手段，译介的版本等问题也在考量之内，但都要落实到文学内部研究上。而美国学派的主题学、题材史、文体学、比较诗学以及跨学科影响则会适时采纳，类型学则较少涉及。主题学主要研究的范畴包括母题研究、情境研究和意象研究，这在具体解析时是很重要的环节。陈思和的世界性因素的思路与主体研究的方法有利于整体思考，曹顺庆跨文明研究中的五种研究方法也便于总体研究与整体把握，而在作品微观与局部研究上则需细分。

贾平凹小说独异体之所以成立，是需要四个层面的外部结构支撑的。基于贾平凹小说在文学上的独特贡献，注重其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层面，将其小说世界分成小说语言、小说叙事、小说意象与小说精神四个层面，当然其中也有相互渗透与模糊的地方，但大致的界限还是较为清晰的。而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层面来具体解析是有原因的。因为是从文学内部而非文学外部进行研究，而文学内部是有层次性的，也就是说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包含相互关联的几个层面。面对中外文学的各种资源，如语言的资源、故事的资源、情节的资源、情调的资源、主题的资源、思想的资源等，结合贾平凹的具体特点与贡献，整合成这几个层面。而不同作家的影响研究，要根据其特有的肌理与质地而分成不同的层面来解析。层面本身与分类是需要做调整的。

而语言是剥开贾平凹小说世界的第一个层面，这也开启了对其小说构成本相探寻与阐述的第一步。贾平凹小说的语言有着非常独特的气息与味道，因作家的生命而延伸生成，不仅具有秦地的地方味，还有一种独有的中国味。土色土香正是贾平凹在语言层面之所以成为贾平凹的立意所在，具有标识性强、辨识度高的特质。他的新汉语写作使得其文学语言不仅有意思，而且有意味，从而具有民族的语感与民族的况味。这是贾平凹在话语表述上的文学指纹。他也营造了自己文学语言的乌托邦。

在土色土香中氤氲着一种浑然之气，贾平凹小说承继了诗性叙事的传统。同时在现代叙事技巧的启发下，由原来静态的描写转入动态的叙述，团块中又有线条，展示了各种可能性。以空间叙述推进时间叙述，增加了叙述的宽度、厚度与深度，扩大了涵量。小说就是在具有民族特色的语感之下，遵循着从“无迹可寻”到“有迹可寻”，在叙事者的若隐若现的穿引中又再回到“无迹可寻”。除了简单故事情节、人物讲述之外，还渗透着不容忽视的细节、文体、结构、叙事方式、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从而形成苦心经营的随便结构与诗性叙事扩张的叙事模式，这样的叙事模式是对文学叙事的独有贡献。

贾平凹有对意象诗学的自觉追求，有意将艺术世界与精神世界融合起来在意象世界中呈现。他不满足传统意象的静态和谐及其意境的营造，将传统诗词中的意象引入小说中，由意象而意境，着力于在小说中对意象内在精神空间进行挖掘即现代境界的开拓，在病态之意的推进与澄明之意的微显中，塑造出关于中国乃至人类的大意象。他超越世俗的界限，与自然万物、灵异鬼怪等平等呼应，这也是他意象世界形成的核心密码。与很多先锋派或现代派中国作家不同，意象群落的开发与意象世界的营造成为他艺术世界的核心，也是解码贾平凹小说世界的核心。这是他在审美上的创造，而其现代精神境界也由此生成。

之所以称小说精神，而不是主题或思想，是与小说意象有关联又有引申或提升的意思。就作家而言，主体精神是从贾平凹的内在生命生发而来。思想性的要求颇高，而且也蕴藏在小说精神之中。贾平凹小说世界的旨归在于精神世界，在精神气象的阔大中，精神空间的开拓中，其小说精神内核是中国式的现代精神，既有传统精神在新时代的自然生长，也与西方式现代精神契合，是通过趋同演化独立发展出来的，来自现代中国转型期的精神映照。在从罪与救赎到病与药的转化，从民族的拯救到自我开悟、修行与个人拯救中，贾平凹小说精神样态也生成了，这是他在小说精神上的探索。

总之，在充分地把握双边或多边文本与口头源流等的基础上，通过语言、叙事、意象与精神诸层面的阐释，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承续、外国现代文化资源在中国的流传，本土民间文化资源的生发，把异质文学之间的传递与同源文学的独异影响做到了文学发生学的层面，阐明各种资源在中国文学内在机制中产生的相应变异，从而对一种民族文学自身变异而产生的新体进行表述。尤其是考察文学内部每个层面理念上的新认识是如何产生的，样态中的新样式又是如何生成的，即还原其发生理路，这就是一个个体作家的文学独异体生成的逻辑过程。

二、三个层次的影响逻辑

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著名的《影响的焦虑》提出了对偶式的影响、自我确立的影响、回归的影响等。王向远描述了影响的各种表现形态，“鉴于 ‘影响’有多种复杂的表现：有全体影响，有局部影响；有全程性影响，有阶段性影响；有内在的影响，有外在的影响；有显见的影响，有隐含的影响；有深刻的影响，有微弱的影响；有直接的影响，有间接的影响；有自觉的影响，有不自觉的影响；有具体的影响，有抽象的影响；有作家承认的影响，有作家不承认的影响；有正面的影响，有负面的影响；有正面接受的 ‘正影响’，有反对、排斥的 ‘反影响’……等等，不一而足。”影响本身的线路也是驳杂的，而其中则内含一定的逻辑线路，关键要梳理出其内在理路。当然不是原初创作状态的还原，而是接近这一状态，或者是更本质、更有价值的创作本相，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认知与阐述文学内在运行机制的逻辑系统。

不管是贾平凹小说语言、叙事、意象，还是精神，在论述每一个层面时，基于文本细读的方式，必然遵循这样的逻辑线路，即影响的源头，接受与转化、化合与独创这三个逻辑层次。这也是一个作家不断摆脱影响，建构属于自身文学世界的途径。

从作家的角度而言，影响的源头指的是作家在创作初级阶段的顺境接受，是自觉自愿的。先要照着文气与人气贯通的作家做模子，在遇合中分享着其艺术世界与精神世界。而到了影响焦虑的阶段，作家则处在接受与拒绝接受的博弈中，在接受与拒绝的矛盾中，作家也成长了。如果能转化焦虑，作家则超出了影响，创作的独异性也可以生成，否则只能在影响下成为附庸，在焦虑中消失自我。而当作家突破了影响的焦虑时，误读既是一种逆境接受，更是一种创新，摆脱了模仿、继承、接受、吸收，根据自我需求进行选择、创造性借鉴与有意识叛逆。这就要转向接受研究，而容纳了接受美学和创造性误读等主体性的接受研究，突出了接受者对外来影响的主动性。接受者总是根据自身的文化需要对外来文学资源进行剔除、选择、消化、改造，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研究方法自然就从有迹可寻的实证研究转为无迹可寻的主体研究。经过作家的整合、创造与建构，所有庞杂的资源都成为他小说世界的有机部分。

之后，这才进入作家自在创作的世界中，这需要作家与自己进行博弈。作家的文学创作是生活的综合性精神投射，是需要观象于天地，察式于群形。这源于《周易·系辞下》上的说法，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应玚的《文质论》则演变为：“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这与审美接受对外的心理状态不同，文学创造是自我心灵的一次跋涉，其中的艰险只与自我有关，为了生命的需要而进行自我与自我的较量。这也表明作家进入到创新与自我完善的阶段。

而在具体阐述每个层面影响的逻辑线路时，又根据具体情状进行微小调整。在小说语言层面，贾平凹接受外来资源的较少，且都来自于译本，因而是蛛丝马迹的接受。而对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中的语言资源则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叙事上，中外文学资源略微对等，中国资源略强一些。在意象上，中国资源超越了外来资源。在精神涵量上，民间资源也强于外来精神资源的影响。这也就产生影响与反影响或对外影响的博弈，从而处在互文观照的态势中。

三、两个面向的影响向度

在世界文学坐标中，当一种新的文学独异体生成时，对外影响或世界影响也就有了可能性。中国文学是在他国化的变异中，才有事实上的传播与接受。可是在他国化与本国之间的博弈中，怎样从变异的传播与接受到不断接近本国化的面目，则是更进一步的工作。对于没有被世界文学充分认识的作家，对外译介、传播、接受与研究的工作还很艰巨。

具体而言，中国文学在遵循普世价值的同时，而翻译又如何保证民族的语感、况味等不被抹杀呢？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一问题便异常突出起来。陈晓明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既生瑜，何生亮。贾平凹是汉语文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汉语文学最后的精灵，他的文学如何能让西方世界承认呢？这是命，他是汉语文学最后的精灵。他贴着泥土在中国的大地上飞翔，如此广袤的大地，难道还不足够吗？”而温儒敏也作出这样的判断：“和那种偏重语言魅力的作品相比，以故事情节想象力见长的小说更适合译成外文，莫言自然也就占了这个优势。比如贾平凹小说的语言功力不在莫言之下，但翻译成外文，那种特别的语感便不复存在。莫言主要靠讲故事征服读者，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已经翻译成各种外文，包括瑞典文。”2013年4月22日，许子东在《从莫言说起：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危机》的报告中说：“所以如果要讲代表乡土中国的作家，当代非贾平凹莫属。但是贾平凹能得诺贝尔奖吗？谁来给他翻译啊？贾平凹的《古炉》不要说翻成瑞典文了，即便是翻成英文（也不好懂），我们中国人都读成这样，我都要做笔记了，让外国人怎么来读啊？贾平凹的东西只有《废都》能翻译，有些身体语言是全世界普世价值，所以他在法国得奖。”虽然贾平凹与莫言的水平不相上下，但是不易翻译就制约了贾平凹作品的世界影响。

这样看来，翻译似乎成为不同文学交流间的芥蒂。而中国文学要与西方等文学形成互动的态势，这必定是一大魔障。当然诺奖并不是呈现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唯一平台，而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出国门与坚守阵地的博弈中还可以挖掘出多种可能性。在推动中国文学世界影响的路途中，对外译介、传播、接受与研究可视作外功，而真正的内功则在于文学的品质，考量的是文学本身的力量。贾平凹与莫言等中国作家都已自觉地在文学的世界框架之下形成自身的主体话语，具备世界文学的品质与规格。

总之，从跨文化语境的宏观层面，可以见出贾平凹小说外来影响的经过路线，再到文学创作的微观层面，经由作家的心路图到作品中可以见出内在影响的理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阐明多种文化资源对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影响，用多元文化的视阈揭示并还原其原来的形态，致力于阐明文学的成因，从基因组合的立场，破译其密码。由作家而作品，这样就可以还原文本，“在还原的过程中揭示文本容纳的多元文化的因素，并理解和确认各种因素内涵的文化学意义和价值，然后进行文本的复原，在复原文本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综合阐述。”这也从发生学的层面对贾平凹小说的独异性进行解码。由作品出发再回到世界文化的语境中，对外影响的线路也逐渐清晰与条理起来，这才算构成一个完整的影响链条与文学交流路线。在宏观的层面上更加接近中国文学在宽广的跨文化文明史中生成的真实状态，揭示小说生成本源的一个逻辑解析系统，从而多维立体地解密贾平凹小说的独异生成过程以及世界影响的可能性。

对外影响也包括外在影响与内在影响，其中的节点在作家及其作品上。如果没有落实到文本中，再大的影响也都是外在的，而接受也可以是一般读者在内心的反映，或公众舆论研究，涉及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学。但没有落实到文学中，不是更为专业与内在的接受。因此，读者的接受可以分很多层次：批评家的批评是专业的接受；有的作家是创作上乃至作品中的接受；有的作家则是一般性的接受；一般读者是阅读上的接受。专业的读者如批评家是有引领作用的，可以带动一般读者的接受，但都是经由作品才可以谈真正的文学接受，核心在于作品。而要谈中国文学的对外影响与接受，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警惕，那就是中国文学的对外接受不单单是有关中国政治、中国社会问题的接受。所以要从意识形态向文学审美的回归，从社会学材料向文学作品的回归，从单向度向多元化的回归。“目前，越是在大陆遭受政治批判的作家，越容易受到西方重视。也就是说，西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接纳角度，仍旧是新闻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还有，观光性的。这种取向对大陆文学的茁长有极坏的影响”，龙应台还说，“‘得宠’的大陆作家却有着一个危机，有的受邀作家显得深沉笃定，有的，却在西方记者与汉学家的簇拥之下，言谈之间志得意满，常有人自称为 ‘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世界知名作家’。胸有丘壑的作家在受到西方推崇时，应该保持一种冷静，一种清醒。他必须逼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的作品受到推崇，是因为它的新闻性、政治性、社会性，或是它真正的艺术造诣？西方的文学评论家在面对我的作品时，是否也用了和他批评本国文学时同样缜密严格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的内容用在异国文学上必须有所调整）？或者我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而对我特别 ‘宽容’? ”总之，她认为中国作家一定要维持一种清醒，同时尽量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当代文学，扩展眼界胸怀，中国作家才可能独立自主地为自己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定位。而作为中国台湾作家，她也期待“大陆本身会逐渐发展出严格深刻而专业的文学批评，澄清干扰文学领域的政治、社会、新闻等等外在因素，使中国当代文学走回正常的、艺术归艺术的路线”。